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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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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西马戏团在伦敦演出时,我们六个演员寄宿在肯宁顿路菲尔兹太太家里。菲尔兹太太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她有三个女儿:芙蕾德丽卡,茜尔玛,菲碧。芙蕾德丽卡嫁了一个苏联细木匠,那木匠派头挺神气,但是长相极丑,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撮亚麻色的小胡子,一只斜巴眼。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吃饭,逐渐跟那家人混得很熟。雪尼每逢来伦敦演出时,也住在那里。    
      我最后脱离了凯西马戏团,但又回到了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老太太很和气,有耐性,做事也勤恳,她完全靠出租房间的收入过日子。已经出嫁了的女儿芙蕾德丽卡由她丈夫养活。茜尔玛和菲碧帮着做家务。菲碧十五岁,长得很美。鸭蛋脸儿,鼻子微钩,她无论是在肉体或感情方面,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总在感情上克制着自己,因为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知道自己对女孩子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头。至于菲碧,她为人很正派,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菲尔兹家人都是感情十分容易激动的,她们有时候会互相争执,大吵大闹。而吵闹往往是为了应当轮到谁做家务事引起的。茜尔玛大约二十岁,一家人要数她最尊贵,也最懒惰,她老是说应当轮到芙蕾德丽卡或者菲碧做家务事。这就从争论发展成为拌嘴。在一场吵闹中,心里的委屈和家中的丑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闹得外人都知道了。菲尔兹太太透露,茜尔玛曾经私奔,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同居,从此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贵妇人,认为做家务事会贬低她的身份,菲尔兹太太骂得最起劲的时候说,“好嘛,既然你是一位太太,那就给我请了出去,再去找你那位利物浦律师好啦——可惜呀,他是不会要你的了。”最后,为了一壮声势,菲尔兹太太总是抓起一只茶杯,往地下一扔,把它砸了个粉碎。这时候茜尔玛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端起架子,不动声色。接着,她很沉着地拿起一只杯子,轻轻地把它丢在地下,说:“我也会发脾气,”边说边把另一只杯子也丢在地下,接着一只又一只,到后来地上满都是碎瓷片儿。“别瞧我也是会闹事的。”这时候,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妹妹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你们瞧她呀!瞧她在干什么呀!”母亲哼哼着说。“喏!再给你一些东西扔,”说着把糖缸递过去给她,茜尔玛接了过去,又若无其事地把它丢在了地下。    
      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由菲碧出来做和事佬。她处事公平正直,受到全家人的尊重,最后结束一场争吵时,往往是由她自告奋勇去做那些家务事,但茜尔玛老是拦住了她。    
      我失业已将三个月,生活全靠雪尼维持,每星期十四先令的膳宿费由他付给菲尔兹太太。他现在是弗雷德·卡诺戏班里主要的喜剧演员,常常向卡诺提到他的兄弟有演戏才能,但卡诺并不理会,因为觉得我年龄太小了。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能叫座,于是我就想到要带上假大胡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瞒了我的年龄。雪尼给了我两镑,我用这钱准备排演一出戏,那里面是从一本美国笑话书《麦迪逊汇编》里摘出的歌曲和有趣的对话。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进行练习,并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都认真地看,并且鼓励我,但没有作其他表示。    
      福雷斯特游艺场,那家坐落在离迈恩路不远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可以让我假座试演一个星期,但不给我任何报酬。我以前曾经搭凯西马戏团在那儿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演得还不错,愿意给我一个演出的机会。我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全凭这一星期的试演了。如果能在福雷斯特一演而红,我就会在伦敦所有的大戏院里轮流演出。说不定,不用一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成为轻歌舞剧中一个挂头牌的名角。我已经答应菲尔兹家,等我在家里排练好,到了周末就给她们弄来戏票。    
      “我看,等到成了名,你就不肯来我们家住了,”菲碧说。    
      “肯定要来住的,”我很有礼貌地说。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们全体排练唱歌和示意等,这一切我都很内行地给张罗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装扮。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儿是好。晚上演出前的几小时,我一直在化装间里试样儿,但是,无论粘上多少假胡子,我怎么也没法瞒去我的年龄。我的喜剧内容又是十分反犹太人的,但是这一点我竟然会不知道,我说的那些笑话不但是陈旧的,而且,就像我的犹太口音一样,也是拙劣的。再说,我这人并不是有趣招笑的。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2)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观众们就开始扔铜子儿和橘子皮,又是跺脚,又是起哄。起先我还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开始感到恐怖了。我慌乱起来,把词儿越说越快,而那些捣乱的观众,有恶意嘲笑的,有怪声吆喝的。扔铜子儿和橘子皮的也越来越多了。我离开了场子,也不等着去听戏院管事的意见,就一直走到化装间里,卸了装,离开了戏院,再也不回到那里去了,连我那几本音乐书都没取回来。    
          我回到了肯宁顿路寄宿的人家,时间已经很晚,菲尔兹家人都已就寝,而我也深幸她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尔兹太太急切要知道演出的情形。我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说:“演得还可以,但是再要作一些修改。”她说,菲碧去看我演出的,但是没对家里人说什么,因为她很疲倦,要睡觉了。后来我看到菲碧时,她不提起这件事,我也就不再去提它,菲尔兹太太和她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再提起,她们见我不曾连续演一星期,也不表示诧异。    
      幸亏雪尼这时在外省,可以省了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会感到很痛苦的——但后来他一定是猜到了,或者是菲尔兹家人告诉他了,因为他始终不曾问起我这一件事。我竭力要忘记那天晚上的恐怖,但是它损伤了我的信心,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那个可怕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更正确的认清了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演轻歌舞剧的喜剧演员,我缺乏那种接近观众和吸引他们的本领;同时我又宽慰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擅长于刻画性格的喜剧演员。但是,要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获得成功,我还要再遭到一两次挫折哩。    
      我十七岁那一年,在《快乐少校》那出短剧中扮演了少年主角演员,但是那出戏是很令人扫兴的,它只演了一个星期。戏里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晚上,她在台上趔趄着脚儿走着,喷出了一股杜松子烧酒臭气,于是我这个热心和多情的丈夫就得把她搂在怀里,一面还要吻她。经过这一次演出,我原先要成为男主角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尽了。    
      此后我开始尝试编剧工作。我写了一出短小的喜剧,名为《十二位正直的人》,那是一出粗鲁的滑稽戏,讲的是一个陪审团辩论一件毁约案件。一位陪审员既聋且哑,另一位陪审员是个醉汉,再有一位陪审员是个江湖医生。我把剧情讲给查科特听,这查科特是一个演杂耍的催眠术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向一个丑角施催眠术,然后蒙了他的眼睛,让他驾一辆四轮马车在镇上到处跑,由他查科特坐在车后边,向丑角发送催眠的刺激。他愿意给这个脚本出三镑的代价,讲明了要由我导演。我们租了一个班子,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排练。当时有一个爱挑剔错儿的老演员说,这个短剧不但写得粗俗,而且很是无聊。    
      第三天,刚排练到一半,我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说他已经决定不演这出戏了。我不是那种遇事很洒脱的人,我把字条藏在口袋里,继续排练下去。我没勇气向班里的人说明这件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一起带到我们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和他们谈。这时我把雪尼领到卧室里,给他看那张字条。他看完了字条说:“怎么,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没有,”我悄声说。    
      “那么,你告诉他们呀。”    
      “我说不出口,”我说,“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让他们白白排练了三天。”    
      “可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说,“去告诉他们,”他大声儿说。    
      我胆怯了,哭起来了。“叫我说什么是好呢?”    
      “不要傻气!”他说着站起了身,走进隔壁房间,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把我们都带到路边拐角上那家酒馆里,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演员们有些行事是你预料不到的。那个曾经发了许多牢骚的老家伙,这时候显得最通情达理;雪尼告诉他,说我怎样感到为难,他听了大笑起来。“这又不是你的错儿,孩子,”他说时在我背上拍着,“这都要怪那个该死的老流氓查科特不好。”    
      在福雷斯特戏院演出失败后,我无论再试什么其他的事情都碰壁。但是青春是乐观主义中最突出的因素,因为青年人会本能地感觉到,厄运只不过是暂时的,永远背时或一直走运都是不可能的。时运总有一天会转变的。    
      后来我时来运转。一天,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卡诺当时大概是不满意在他最红的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合演的那个丑角。韦尔登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三十几岁临死前,他始终是最能叫座的。    
      卡诺先生这人长得短小精悍,皮肤紫褐色,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老是在估量着别人。他开始是一个在杠子上玩把戏的,到后来结识了三个演闹剧的丑角。四个人组成了他滑稽哑剧的核心。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又创造了许多喜剧人物。他虽然已有其他五个戏班在各地巡回演出,但自己仍旧经常登台。    
      一个最初和卡诺合作的演员,谈到卡诺是怎样退休的。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特,演完了戏以后,班里的人都埋怨卡诺不能掌握时间,说他把一些可以逗笑的机会都给错过了。那时候卡诺已经从他的五出戏里攒了五万镑,他说:“好吧,哥儿们,既然你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洗手不干了吧!”接着他就摘下了他的假发,放在扮戏桌上,苦笑了笑。“一言为定,我这就算退出了。”    
      卡诺先生家住在坎伯韦尔区科德哈伯弄,隔壁就是一个栈房,他把他那二十出戏的布景都堆在栈房里。他的办事处也设在那里面。我到了那儿,他很客气地招待我。“雪尼对我说,你的戏演得非常好,”他说,“你可有把握和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吗?”    
      哈里·韦尔登是特邀角儿,他的薪酬很高,每星期拿三十四镑。    
      “我只要有机会就行,”我信心十足地说。    
      他笑了笑。“十七岁很年轻,可你看上去比十七岁还要年轻。”    
      我立刻耸了耸肩。“那是一个化装问题。”    
      卡诺大笑起来。后来他对雪尼说,就因为那样一耸肩,我搭上了戏班子。    
      “好吧,好吧,让我们瞧瞧你能够玩点什么吧,”他说。    
      当时约定了试用两星期,每星期是三镑十先令,如果我表演得令人满意,他们就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    
      在伦敦游艺场演出之前,我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卡诺叫我去正在演《足球赛》的牧林戏院,看我要扮演的那个角儿是怎样演的。老实说,那个人演得呆笨而不自然,并且,不是我夸口,我知道自己可以胜过他。我以为演这角儿需要有更多模仿取笑的滑稽成分。主意既定,我就决意这样去演。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3)

         我只有两次排练的机会,据说韦尔登先生不能多安排几次;其实他根本就不高兴来,因为排练打扰了他玩高尔夫球。    
      排练的时候,我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台词念得挺慢,当时感觉得到,韦尔登是在怀疑我是否能够胜任。雪尼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如果他在伦敦,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那时候他正在外省演另一出短剧。    
          虽然《足球赛》是一出模仿取笑的闹剧,但是每一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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