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想过浪漫生活-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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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她又过着舒适的生活，四周布满了阳光，摆满了鲜花，看到她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名成利就，一切都是她不曾想像到的。
因为要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所以我和雪尼有许多星期不曾见到母亲。最后我们搭弗罗曼戏班的巡回演出永远结束了。布莱克本皇家戏院老板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下了《福尔摩斯》的上演权，到一些更小的城镇里去演出。这个新戏班邀了我和雪尼，但是却把薪酬减少了，每人只能领到三十五先令。
搭上了一个下等戏班，去北方小城镇里演出，这种降落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将这个戏班和我们刚离开的那一个相比较，这就增强了我的歧视心理。我原来并不打算让人家知道二者的优劣对比，然而，在排练的时候，那位新导演问到我一些舞台指挥技术，有关怎样递点子，怎样做某些动作等，而由于热心帮助他，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里导演的技术。当然我不会因此赢得班里其他演员的好感，从此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一个乳臭未干、狂妄自大的小子。后来，一位新的舞台管事还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借口我制服上落掉一颗钮子，罚了我十先令——他以前已经为这一类的事警告了我多次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勒特陪同玛丽·多萝来到伦敦，合演他所编的《克拉丽莎》。剧评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剧本，还批评了吉勒特念道白时的姿态，于是吉勒特就编了一出过场戏，叫做《福尔摩斯做人难》，他本人在这出戏里不说一句话。戏里一共有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再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这时候，恰如喜讯从天而降，我收到了吉勒特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拍来的电报，问我是否能去伦敦陪吉勒特在这出过场戏里演出，扮演比利一角。
我紧张得直哆嗦，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仓促中究竟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一个代替我演比利的角儿，所以，接连几天，我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算好，他们居然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在一家西区的戏院里演出：我只能把这一次的遭遇形容成为我的新生。每件事情都使我激动得头晕目眩：那一天晚上我怎样到了约克公爵戏院；我怎样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怎样领我到吉勒特先生的化装间里；经过介绍，吉勒特先生怎样对我说：“你高兴和我一起演《福尔摩斯》吗？”而我又是怎样紧张激动地回答说：“非常高兴，吉勒特先生！”再有，第二天早晨，在台上等着排演的时候，我是怎样见到了玛丽·多萝，她穿着那一身非常漂亮的白色夏季服装。在那样一个时刻，看到那样一个美丽人物，她给人的是那种突然的刺激。她刚走下一辆双轮马车，发现她衣服上有了一个墨水污点，想要知道管行头的人有没有办法去掉那污点，而听到那个人回说没有把握时，她就娇嗔满面地说：“哦，瞧它叫人多么扫兴呀！”
她真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我看了竟会觉得她可恨。我恨她那微微噘着的娇嫩的嘴唇，她那整齐雪白的牙齿，她那令人心醉的下颏，她那乌亮漆黑的头发，她那深棕色的眼睛。我恨她那样假意着恼，并且在做作当中流露出了那种媚人的神态。她询问那个服装管理员时，始终就不曾注意到我在旁边，虽然我是站在很近的地方紧盯着她，她的美丽使我呆愣在那里了。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在突然接近这样一个光艳照人的美女时，我决心不要被她迷惑住。但是，我的天呀，她是多么美啊！我确实是对她一见钟情了。
《福尔摩斯做人难》一剧，由才艺超群的女伶艾琳·范布勒小姐饰疯女人，念大段道白，而演福尔摩斯的吉勒特却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他这是在跟那些剧评家开玩笑。我念着开场时的道白，一面冲进了福尔摩斯的住室，顶住了那两扇门，而疯女人则在外面猛撞着，接着，我激动地向福尔摩斯说明当时的情况，而疯女人就撞了进来！此后，二十分钟内，她一直语无伦次，不停地说一桩要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福尔摩斯偷偷地写了一张字条，摇了摇铃，把字条递给了我。后来，两个彪形大汉带走了疯女人，台上只剩下我和福尔摩斯，这时候我说：“您的办法对，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
剧评家欣赏这一句笑话，但是吉勒特为玛丽·多萝编写的《克拉丽莎》却失败了。剧评家虽然竭力吹捧玛丽的美丽，但是他们又说，单是凭了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出伤感戏很紧凑地演到底，于是吉勒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演了《福尔摩斯》，我仍旧在该剧中演比利。
我能够和大名鼎鼎的威廉·吉勒特合演，当时十分激动，就忘了去打听我的待遇。一星期后，波斯坦斯先生拿着薪酬袋来找我，露出了抱歉的神气。“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这一点儿，”他说，“可是弗罗曼办事处的人说，还是照原先的数目：两镑十先令。”这使我喜出望外。
排演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玛丽·多萝——瞧，她更美丽了！——我虽然决心不要为她颠倒，但是，毫无办法，结果是我在沉默中更深地陷入情网。我只恨自己软弱，怪自己无能。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我既觉得她可恨，又觉得她可爱。再说，她对人又是那样和蔼可亲。
她在《福尔摩斯》里演爱丽丝·福克纳，但是我没有一场是和她合演的。我老是等候着机会，算计好时间，在楼梯上碰见了她，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一句“晚上好”，这时她总是喜孜孜地回答一句“晚上好”。而这就是我俩之间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演而红。在我参加演出的时期里，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也去看戏；同她一起坐在御用包厢里的是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亲王明明是在说明剧情给皇上听，于是，就在舞台上单剩下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一出戏正演到最紧张的关头，全场都鸦雀无声的时刻，整个戏院中忽然听见一个人声音洪亮地说：“不用你讲给我听！不用你讲给我听！”
迪翁·布西科的办事处设在约克公爵戏院里，他每次走过我身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而那位常常去后台看吉勒特的霍尔·凯恩也是如此。有一次吉钦纳勋爵还向我笑着。
演艺生涯初登戏台（6）
在《福尔摩斯》演出期间，亨利·欧文爵士逝世，我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殡礼。我因为属西区演员，领到了一张观礼券，感到非常得意。举行葬礼时，我坐在神情严肃的刘易斯·沃勒和以不流血外科手术名噪一时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中间，沃勒是当时伦敦看日场传奇戏的观众们崇拜的偶像，至于博迪“医生”，记得我后来曾在一出滑稽短剧中模仿和取笑过他。那时候沃勒的侧影很漂亮，他目不斜视，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但是，在亨利爵士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博迪“医生”为了要看得更真切一些，老是把脚踩在那仰卧着的公爵的胸口上，沃勒先生见了十分气愤，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于是我不再去看殡礼，就索性坐下来望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了。
在《福尔摩斯》演期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布西科先生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肯德尔先生和夫人，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新戏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们在圣詹姆斯戏院里很能叫座的一轮演出刚要结束。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该戏院的休息室里会见肯德尔太太。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人的侧影终于远远地在街上出现：肯德尔太太来了，这个身材高大、神情傲慢的女人一见了我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呀！我们就要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一出新戏，我很想听你念一下脚本。可是，这会儿我们非常忙。所以，明天早晨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来一趟，好吧？”
“对不起，夫人，”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不能去市外演出。”这句话一说完，我就略抬了抬帽子，走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此后一连闲散了十个月。
《福尔摩斯》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了最后一场，玛丽·多萝也要回美国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喝得酩酊大醉。又过了两三年，我在费城遇见了她。那一次她为我们卡诺喜剧团假座的新戏院行开幕礼。她仍旧是那么美丽。我演丑角，已经上了妆，她致词时我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是怕难为情，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在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结束，同时在外省的巡回演出也告满期，所以我和雪尼一时都闲下来了。但是雪尼很快就另找到了工作。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就搭上了查理·马农的丑角闹剧班。当时这类的戏班有好几个，都是轮流在各个游艺场里演出的：有查理·鲍德温的银行职员戏班，有乔·博根尼的疯子面包师戏班，有布瓦塞特戏班，演的都是哑剧。这些戏班虽然演粗鲁的滑稽戏，但是却配有优美的舞剧音乐，所以很受观众欢迎。在所有的这类戏班中，弗雷德·卡诺的戏班是最杰出的。卡诺有许多可以上演的喜剧脚本，每一出戏名里都嵌有一个“鸟”字，如“监狱里的鸟”，“早起的鸟”，“不吭声的鸟”，等等。刚开始时只演以上这三个剧本，到后来卡诺组织了三十多个戏班，它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圣诞节的哑剧和一些细致而繁重的音乐喜剧，从这些戏的排演中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弗雷德·基钦，乔治·格雷夫斯，哈里·韦尔登，比利·里夫斯，查理·贝尔，以及其他许多名演员。
雪尼搭马农戏班时，弗雷德·卡诺看中了他，把他邀了去，薪酬是每星期四镑。我比雪尼小四岁，没适当的戏让我演，但是我在伦敦演出时积下了一点儿钱，雪尼去外省演出，我就留在伦敦，有时候到台球房里去玩玩台球。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1）
这时候，我那麻烦和讨厌的青春期开始，少年时代情感的模型正在形成。我所向往的是那些轻率莽撞、富有热情的事情，有时候陷入空想，有时候闷闷不乐，对生活一会儿愤恨，一会儿热爱，那时的思想有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四下彷徨，时或想入非非。我头脑中或词汇里始终就不曾有过“艺术”这一个词。演戏只不过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罢了。
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恶少的心理；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无非是要引人注意，喜欢小说性的奇遇和戏剧性的生活。既然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那样寻欢作乐，胡打乱闹，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偶尔出出风头，做一些恶俗的游戏呢？既然所谓上层阶级可以保留着纨绔子弟的作风，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独行他们自己那一套呢？这些想法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他们知道，机器可以随着他们的意志开动，正像随着任何其他阶级的意志开动一样；要换一个齿轮，或者揿一下电钮，并不需要具有什么特殊的智力。在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时代里，他们不是和任何一位骑士、贵族或学者同样不可加以轻视的吗？他们的手指头不是和任何一队拿破仑的大军同样能够毁灭一座城市吗？那些旧时代里的恶少，不是代表着一个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的复活吗？人类只是一种驯服的动物，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用欺诈、残酷和狂暴的手段统治着其他的人，而这些恶少也许就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态度才会受到这种感觉的影响吧？可是，正像肖伯纳所说的：“瞧我又把话扯离题了，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老是这样儿。”
最后，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出歌舞短剧中模仿和取笑大盗迪克·特平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我那样模仿博迪“医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在演低级喜剧，而是在刻画一个教授与学者式人物的性格，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惟妙惟肖。我成了全戏班里的红角儿，每星期挣三镑。那个戏班里都是孩子，但扮演的却是街头上的大人；我也觉得那种戏演得很不像样，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将自己训练成为喜剧演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