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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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已过去20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20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篡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　　　　
　　　　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书的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在内地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时间里，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以下简称维特克），她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第六部分第65节：旧事重提（2）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另外还有6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不那样寻常，直至如今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既然如此，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记录下来，以便留给有兴趣的后人们查证或研究。　　　　
　　　　关于维特克女士，在她访华之前我与她素不相识。我在叙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只就当时的观察，客观地描述而已。　　　　
　　　　1984年间，《中国建设》杂志预备在美国刊行英文版，为此在纽约曼哈顿“一碟盐”餐馆举行招待会，出席的多是中美有关人士，那一天我遇到维特克，几乎认出她了。她却上前来与我打招呼，并把她新结婚的丈夫介绍给我。因为当时客人很多，我无法与她周旋。她一定要与我谈话，还提出说：采访江青的材料很宝，想要写一本传记小说。我回答她：你不是已经出了一本书吗？并诚恳告诉她　　　　
　　　　，江青的谈话大多不真实，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价值。她要了我的名片说是要到华盛顿来见我，并要我帮助她再写本书。她曾几次给大使馆打电话找我，但我认为没有必要与她再发生任何瓜葛所以回避她。我听说她为此还向使馆工作人员大发脾气。到底她所得到的有关江青的是什么材料，竟使她20年后还如此喋喋不休？我如今写下的文字将会使读者了解一切，这些文字能说明我为什么要在20年后旧事重提。　　　　
　　　　1964年秋，组织已决定将我调离文艺部门到外交部工作。那时国务院文化部正积极筹办举行一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这固然是由于建国后戏曲改革到一定阶段的必要，而更直接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又到了一个新起点：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死人部，文艺界各个协会都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正会变成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向整个文艺界敲响警钟。在前些年就已提出各种地方戏曲，包括京剧都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也必须紧密配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斗争。事实上，全国各地方戏曲剧种也都在不断涌现出当代现实题材的剧目，只有京剧的步子慢些。所以文化部在国务院的支持和督促下，决定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各省、市京剧院团也都在争排现代戏。我当时正在筹办京剧会演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了解督促各京剧团的排练情况和审查剧目质量。文艺部门把我留下，说是等到会演完毕以后再去外交部报到。　　　　
　　　　第一届全国京剧会演原决定在1963年秋末举行。准备工作很紧张，各地报来的剧目要审阅，已排练成熟的剧目要去看彩排，参加会演工作的人员都很忙碌。在北有两出戏是比较好的，一是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由院长张东川挂帅改编剧本，阿甲任总导演，李少春和杜近芳主演。这出戏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时候，由哈尔滨京剧院首演的，名为《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根据这个剧目重新改编，整理重排。我们曾不止一次去看过排练，都认为很不错。另一个是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由马长礼和赵燕侠改编排练，这原本是沪剧，后改名为《沙家浜》。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到了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场地人民剧场，看他们分段排和连排。大约10点钟，周扬带着一个穿灰色毛服，戴金丝眼镜，头上顶着没有帽徽的军帽的人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后边还有数名警卫员。正排着的戏立刻停止了。　　　　
　　　　很多人都站立起来，不知道来了何许人等。这时周扬向大家介绍：今晚江青同志来看望大家了，她非常关心京剧革命，也就是京剧现代戏，你们中不少人都认识的，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大家惊讶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江青已经有许多年不在文艺界公开露面了。不知道是谁，带头鼓掌欢迎，于是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江青先把头上的帽子脱了，露出一头乌黑锃亮的短发，然后扫视一遍在场人员，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说：“你们辛苦了，很好，很好，毛主席也很关心京剧改革。我也很关心，以后会常常来和大家一起搞改革……”她嘻嘻笑了一声，大家又稀稀拉拉地鼓了一次掌。　　　　
　　　　这是自1950年以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天晚上她用眼光扫视了全场，可能没有看到我，我当然更没有必要前去和她拉什么关系。我的直觉是，江青变了，变得雄赳赳气昂昂，没有平视她面前的任何人。　　　　
　　　　


第六部分第66节：旧事重提（3）

　　　　时间推移到1950年9月30日晚上，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我记得是在北京饭店旧楼大厅，主要来宾是外国使节和一些外国友好人士。建国之初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主要是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所以中国主人比外国客人多。这次宴会毛泽东主席作主人，江青则作为毛泽东夫人正式露面。她穿了一件深蓝色丝绒长旗袍，在那个年代是很显眼的。而且她年轻漂亮，周旋于中外客人之间，颇有些悠闲风度。我那时是陪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夫妇来出席这次晚宴的。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参加。我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觉得做个旁观者看看人群还蛮有意思的。忽听得从不远处传来一叫声，我抬起眼睛一看，原来是江青向我伸过手来。我赶忙立起，很不好意思，连声答应。她带着笑责问：“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怎么就不过来打个招呼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见你了，但你有那么多客人要应酬，我怎能过去打扰呢？真对不起，有两三年不见了，你身体显得更好了。”她说：“打仗的苦日子刚过，好个屁。”她无拘无束地笑着。这时周恩来总理走过来，也笑着说：“原来你们还是老相识啊。”“不是你把她从延安带走的吗？那时她还是个小鬼，也是机灵鬼。”江青这么说。　　　　
　　　　那是1947年3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董必武同志率领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所有人员，最后一批返回延安。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已处于被重重围困的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还请这批在国统区坚持到最后的同志吃了一顿饭，江青也在座，她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看见我也在座，还来慰问了几句。　　　　
　　　　把时间再往前推移。1938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原来在上海、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纷纷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这批人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剧《流寇队长》。主演的有崔嵬、孙维世、江青等。我那时是鲁艺的学生，在这次演出中我管服装兼跑龙套。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江青。也就在那时候，我开始风闻有关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据江青自己介绍，她到延安之初，先是在党校学习，以后因为组织分配，才到了鲁艺，是女生学习辅导员，介乎学生与教师之间。我在鲁艺第一期学生中，年纪是最小的，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老师们在一起，不常和学生们接近。在《流寇队长》中，她扮演的是农村的一个暗娼，绰号“大红鞋”，很风骚，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据说是她自己特别挑演这个角色的。虽说她已到了延安，还是有点明星派头。记得首场演出时，幕间她要换一次服装。我在舞台一角管着服装，忽听江青大声叫唤：“我下一场的衣服呢？谁在管服装，快拿来。”我听她一声叫喊，立刻把她该换的一件大红棉袄送到她面前，并帮着她更换。这时她倒笑嘻嘻地说：“原来是你呀，真像个小东西。”这以后她见到我常常有说有笑，还说要帮助我念台词、教我表演什么的。　　　　
　　　　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因为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而喜欢看京剧，她就想改行演京剧。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只会哼哼两句，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后来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到了1938年春节前，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预备演一场京戏《打渔杀家》，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江青参加了这次演出，演桂英儿，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戏。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等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平常江青偶尔和我闲谈，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生伴侣。也许她曾想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　　　　
　　　　《打渔杀家》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第六部分第67节：旧事重提（4）

　　　　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蓝的，晴空万里，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我洗完衣服，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忽然听见山下喊我的声音，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我只好跟着去了。杨家岭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来到一个窑洞门前，小战士喊了报告，就把我引进去了。原来是江青在里边，她坐在一张木桌前，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些什么。我告诉她，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只是老见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来说：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请你吃炒土豆丝（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学生是吃不到的），还让你见见主席。说完走出窑洞，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时我才抬头张望。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还有个瓦罐和水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