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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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着想，而从来不想到自己，甚至有时忽略了对工作的影响。当然，对于这一说法，他是不承认的。他总认为自己能做得好、做得到的事，别人也能。其实，这是一种“天真”。
我们辞行是极匆忙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天天拜会，告别宴会和送行宴会一天两三场。许多朋友都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甚至有朋友说要政府表示挽留，大使总是笑笑。而在这段匆匆的时日里，给我们留下深深难忘印象的是在纽约几位老朋友的送别。这几位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与文晋相识的。他们联络在纽约的许多朋友，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送别宴请。那天到的有一二百人，凡是与文晋相识相交的知名人士、艺术家、大老板几乎都来了。我记得有基辛格夫妇、《纽约时报》总编辑托平夫妇、洛德夫妇，还有歌唱家、文学家……那晚，最引人注目的是请来了当时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女节目主持人黛安娜·苏约小姐为宴会主持人。她比在电视上更加美丽、更加迷人。在送别会上，他们已初步做好一盘录像带，有万斯先生及基辛格博士等人的讲话，还有最负盛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一曲极为动人的演奏。在我们离开美国前，他们就把制作完好的两盒（一盒能在中国放的制式）录像带送给文晋留作纪念。下面我把其中几位朋友的讲话译成中，作为我们那一段在美国工作与生活的结束语。
万斯：我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又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对大使为我们两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为改善两国关系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也没有人在谈判中给我们更多的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他明智的判断和建议使我们得以绕开暗礁，克服挡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是非凡的人，睿智、富有思想、善解人意并且幽默。我十分视他的友情以及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每个机会。
洛德：很高兴在章大使即将离开这个国家之前，向这位老朋友说几句告别的话。
我想，在过去15年间很少有人像章大使那样对改善美中关系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恰当的。我想提到他曾发挥过特殊作用的三个时期。第一是开始我们发展美中关系的历程，以便了解我们是否有共同的兴趣来探索进行这一历程可能性的时期；第二是在我们试图为未来前进方向描绘蓝图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在这一历程的行进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是跌宕和崎岖的。我和章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1971年7月。当时，我随基辛格博士进行美中两国互相孤立20年后对中国首次富有戏剧性的访问。章大使在那时就显示出外交上的沉着与冷静，他秘密来到巴基斯坦陪同我们到中国。当我们在飞机上见面时，我敢肯定他接着会就基辛格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谈论的两国在20年后重新建立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但是，基辛格当时的心思却在他把衬衣放巴基斯坦忘带了这件事上。基辛格去中国没有带一件衬衣！理所当然的是，所有基辛格的陪同人员都说他还没有坐下来和任何中国人进行谈判，就已经丢了衬衣。后来，他从一个同事那里借了一件，不料那件衬衣的商标上却写有“台湾制造”的字样。这是一段有趣的插曲。我得说，如果大使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他的脸上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当然，他们还是在飞机上进行了严肃认真讨论。在北京富有戏剧性的48个小时中，当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访华时，章大使就是在场的主要谈判人员之一。这就是开始我们共同历程之初。我们就类似于未来我们关系的航行图——《上海公报》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大使是公报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和语言上的功底。在谈判接近结束时，我们依然在显然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在公报中提及台湾的措词上碰到了困难。我们承诺将在台湾撤出我们的军队，但我们想把这一条与中国人承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挂钩。中国方面则认为，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无论今后是以和平还是武力解决，我们都必须撤军。我们争取写入的措词是：“在中国承诺或承担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美国将撤军。”中国方面则说：“你们无论如何是要走的，我们最多能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为希望，美国将撤出其军队。”这样中方提出的是“希望”，我们则要求“承诺”。是谁用英语解决了这一难题呢？是章文晋。他提出了“PROSPECT”（前景），“在和平方式解决的前景下，美国将撤军”。这一措词妙不可言，既捍卫了中方的立场，也符合美国的政治胃口。这是公报谈判的一次大突破，显示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和语言（而且这次是外语）的正确、缜密。
第五部分第63节：难得的纪念品（2）
最后，我们已多年致力于在两个具有巨大差异的、虽然也有误解的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更加正常的关系。我想，公平地说，章大使几年前来华盛顿赴任时，两国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坚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利益而当然不取决于个人。但我认为，章大使与他十分能干的夫人一起，在过去的两年里证明，个人的才能和品质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就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坚定地捍卫其国家的利益，但他采用的是能使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方式。他到美国人民中去，与美国的精英、国会和政府接触，有力地阐述中国的立场，并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转达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它不同于中国以及两个社会应该怎样相处。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美中关系的极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和我的夫人贝蒂对章大使夫妇的离任感到遗憾。但我知道，他们回到北京后，将继续促进良好的美中关系。最后，我想说，我们同中国一起刚刚开始的这一历程将是一次长征。当我们回首这一段时，我们将会说，章大使是这一充满希望开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美中关系得益于章大使的职业才华。我和夫人贝蒂则得益于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
霍尔布罗克：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还没有见过章文晋。基辛格的回忆录中提及他的名字。他过去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被“四人帮”排挤了。当他作为负责美中关系的中国人重新出现时，那是个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年代，他既尽一切可能发展美中关系，又坚持忠实于他的政府。他对外交技巧运用自如，确实非同凡响。他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如果有一天他能写回忆录，一定是一部不同寻常的文献。我认为，他确实是我所见到的最高明的外交实践家。如果说能通过观察你的谈判对手学到些东西，那么，我从外交家章文晋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他从来不让外交僵局影响个人的关系。
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方面也极富才华。
基辛格：我想，我大概是近段时期内见到章大使的第一个美国人。我是在伊斯兰堡的飞机上见到他的。他奉命护送我秘密访华。我的保安人员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他们看到飞机上坐着中国人，吃惊不小。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很少见到其他的中国人。因此，他是我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所遇到的第一个人。他极巧妙而又不失尊严地消除了我的顾虑，使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飞往北京的途中，他尽量了解我的想法，但却只字不提他们的看法。
当然，他有一个优势，他的英语比较好，词汇量比我大。之后，他参加了每次谈判。在一个令人难堪的夜晚，由于我们的同事有不同意见，我不得不要求对一个已达成的协议进行修改，我们不得不就这一文件重开谈判。我们删改了许多句子，而不改变原来的意思。章大使以出众的精明细致帮助我们，使我们没有放弃必要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对美中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绝对是重要的。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和驻美大使，他受权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两个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因为一些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相互打交道，但对合作的限度不存幻想，同时决心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进行这种合作。尤其是，他在做工作的同时展示了他的优雅风度，他的幽默、沉着和忘我的精神。
他的这些品质将使他永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常常见面。
斯特恩：很抱歉，今晚不能和你在一起。作为一种记忆，你在美国的任期是卓有成效和十分重要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你的任期是使我们两国间友谊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种希望和基本的信念，即我们两个民族间的接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希望你能把这种感情带回去。
我之所以在中国有那种不寻常的经历——见到并且了解它的人民，是因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族，我们有必要在一起，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在一起，而不是分开。对于这一点，我和许多美国同胞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兴趣。
第六部分第64节：旧事重提（1）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虽然我们在美国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与各方面的朋友相处得很不错。我丈夫去世以后，我又已完全离开了工作岗位，能有机会再去美国，既是旧地重游，也能与不少亲朋好友相聚，感谢他们对我的一贯关怀。我住在纽约长岛期间，在纪念中美《上海公报》签订20周年的酒会上，非常偶然地遇到了多年未见面的维特克女士及其丈夫，我们点点头就过去了。我们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友谊，仅仅认识而已。但见到她，也难免会引起我许多不愉快的记忆。
因为时过境迁，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
不久，我到了华盛顿。离开这个城市已整整7年了，对它既感到陌生，又非常熟悉。那是初夏时节，华盛顿乍寒乍热，我在曾经住过的楼前的那条幽静的小路上散步，两旁绿树成阴，住宅前一簇簇鲜花已绽开。这不是巴基斯坦大使住宅吗？那不是法国大使官邸吗？这些住宅是常常更换主人的。主人任期一满就离去了，房屋又换上新的主人。我还去过那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那希腊式的林肯纪念堂。那一大片空地仍是一望无际，绿草青青。小河畔那一株株大玉兰树上鲜花已经盛开，白紫相间依然艳丽……凝望这里的一切，物是人非，惆怅之情难以自已。
我住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虽仍有不少当年同驻使馆或外交部的同事，却没有时间一起话旧聊天。他们忙，我也忙着去看望友谊深厚和年事已高的老朋友，与他们借着午餐晚饭的机会相聚畅谈；另外还到图书馆寻找一些必需的资料。几天时间匆匆过去了，直到我离开华盛顿前夕，在使馆工作的小贺夫妇来看我，她谈起我刚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关邓颖超同志的文章，说是非常及时。还说起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见面的事，因为美国某杂志不久又刚发表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
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文字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20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20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