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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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走到窑洞外，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见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心想：我听过毛主席作报告，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大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去了。这么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过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后，还见过一次江青。当时她有点生气，说我没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39年我离开延安，分派到重庆工作。
1950年以后的13年中，我没有见过江青，只是在某时候听说她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写了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调查报告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去苏联养病了……直到1963年底1964年初，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会演，她才突然出现。我还不清楚她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自从周扬领她看过《红灯记》排演后，关于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也是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后发生的。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是山东省京剧院准备来京参加会演的剧目。剧本刚送上来时，曾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公式化，脸谱化，没有戏；有人则认为虽然有这些点，但可以改好，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剧目，应该尽量帮助改好。于是大家建议把这个戏从山东调到北京来演出。看演出当然要比看剧本形象多了，看过之后再定是否修改。山东京剧团到北京试演《奇袭白虎团》时，江青又突然出现在剧场，但看完演出后她没有在台上露面就走了。
过了没几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要在她的住处（中南海内）讨论《奇袭白虎团》。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去的。同去的有周扬、林默涵、周巍峙等人，其他人我记不清楚了。我们被带进一处三明大客厅，客厅的隔扇都是红木雕刻的，十分讲究，但陈设的却是舒适的现代沙发。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有一种威严、压抑、透不出气来的感觉。大家等了好一会儿，江青才飘然而至。她高昂着头，好像谁也没瞧见，俨然是女皇驾到的派头。我感觉大家也都是屏息着呼吸的。她走到一张特别为她准备的高背沙发上落座，随即扫视众人，开腔讲话：“这是很好的戏嘛，我看很有基础，完全可以改好，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准备好材料，给他们本钱。抗美援朝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戏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呵，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唔，那个小武生叫什么？好得很！唱、念、做、打都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散会后我们默默退出来，我心想她说的不全是废话吗？谁改？如何能改得更好？她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点肯定了，山东京剧团可以来京参加会演。往后《奇袭白虎团》没作多少改动，就那么一直演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
京剧会演结束了，文艺界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欣慰，也受了教育。大家都认为京剧这个古老传统的剧种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决心要亲自参与这场京剧革命，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六部分第68节：旧事重提（5）
记得在闭幕式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了会，总结了这次会演的经验，给大家很大鼓舞。到会的有数百人，大家非常兴奋。按大会的安排，周恩来总理将会见大家并讲话。时间刚过两点周恩来总理就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走了进来，大家自然使劲鼓掌，而随后跟着进来的却是江青，周扬等人隔一段距离走在后边。多数人并未见过江青，认识她的也难免吃惊：她怎么来？周恩来总理先讲话，大意是，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戏曲界的大检阅，说明戏剧工作者决心改革，使戏曲能更好地更具体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赞扬、肯定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给文艺工作者鼓气，希望大家都能以饱满的精神，开阔的思路进行创作，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就无所适从，失掉信心和勇气。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了每个与会的同志以鼓舞和力量。
接着，江青讲了话，人们都报以掌声。她一站上台，脸无表情，开头就来了一句：“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泼冷水的。去年冬天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你们一定都没有忘记吧。文艺界已经改了吗？……”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江青为何如此讲话？其他同志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住了，谁也不理解她怎么一出场就如此杀气腾腾。
江青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她到底讲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就没听明白，反正她在破口大骂。使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看起来文艺界又要祸从天降了。
1964年底，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我调到了外交部。
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中央各个部门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我们这些队员，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有两条像样的街道，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
我住的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林姓人家：他们家是贫农，一家四口人，住两间破小草房，房屋非常低矮，没有窗户，潮湿异常。家里的母亲有五十来岁，但已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还照顾四岁的孙儿。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她家种着几分稻田，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她家养不起猪，只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可给孙儿增点食。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糠菜各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
那时，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对于搞什么“四清”确实毫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说实在的，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实际上是不甚了了。农村里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离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说实在的，那时的所谓地主，其实也是穷人一个，只不过有床铺盖，有半缸粮食而已。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把他当地主斗了，可以分他的地，分他的粮。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新闻，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等。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也会在“前十条”、“后十条”、“桃园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的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看看报纸，听听消息。
终于慢慢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各大报并没有转载，但却印发了小册子，使即使是远在农村的人也不得不引起注意。
不久以后，又听说戚本禹还写了一篇文章《要害是罢官》，《文汇报》又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众说纷纭。《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如何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我们虽然很少议论，但都在猜测：在北京，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1966年5月1日刚过去，我们在南通市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五一”社论。这时已经非常明显了，矛头是针对着北京市的领导甚至党中央的。对我们这一群普通干部来说，真像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大家心中都是惶惶不可终日。还好，没过几天，接到命令，全体“四清”工作队员立刻返回北京。
1966年6月的北京已经乱哄哄了，满大街人流汹涌，各式各样不成形的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不过在外交部内还比较平静，照常办公。
第六部分第69节：旧事重提（6）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上台了，扶摇直上成了国家领导人。
有着数千年自我封闭历史的泱泱大国，到20世纪60年代又一次关着门自己斗自己。在那场自我大动乱中，我们不知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人才。这种损失不管怎样计算，都是无法估量的。
1968年以后，发动这场运动的最高决策者，也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各国的变化，并不因为我们闭眼不看而停止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深处，不会忘记这些。尤其是周恩来一直掌管着外交事务，就是在他被逼到最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不曾忘记。
1968年以后，周恩来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其时我国和7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事件，也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的，并谈及与英国关系升为大使级的问题。
毛泽东也很重视对外关系。在这段时间中，外交上还曾发生了被人称为戏剧性变化的事情。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那个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年代，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诚然斯诺是中国的老朋友，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来说，这不是件小事。
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也由于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尤其是所谓“美苏和解”的逆转，他们也考虑到了东方大国——中国的分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晤，已经达134次，虽然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少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也在考虑在有利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冻结了20年的僵局。但他们好像忽略了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件大事，却在华沙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中，作出某些缓和局势的姿态。
说到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般人也许都不大注意，其实在中美正常关系中断了的20年间，这是惟一没有中断的一根线，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所起的一定作用。如果有心，大家就会注意到每隔一个月、两个月甚或更长时间，在《人民日报》的二版，有时甚至在头版的一个角落，会有一小方块新闻，写着华沙中美大使第若干次会谈。
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派出“文革”以来第一支乒乓球队出国比赛。美国也派出了9名队员。当比赛暂停休息的那一天，美国球队有一名队员格伦·科恩，大约是因为好奇，偶然地接近获得3次世界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并把一件T恤送给庄则栋作为礼物。庄则栋接受了，而且回赠给科恩一块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久却引发了有关中美的爆炸性新闻。
两天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回国途中访问中国。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中美断绝正常关系以来，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没有过访问（新闻记者除外）。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格雷厄·梅·斯廷霍文第二天回答，同意访问中国。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