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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

施蛰存作品选-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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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对不起,我的话似乎放了野马。回头再说蒋光慈的小说,我实在惭愧得很,只看过三本:《鸭绿江上》、《短裤党》和这本《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三本书看过已久,此刻差不多连内容也一点不记得了。当时的印象,仿佛以《鸭绿江上》为最好,而《短裤党》为最坏。《冲出云围的月亮》最后作,销路也最大,但我却并不十分满意。大抵蒋光慈才大心雄,气魄有余,遂致描写结构,都欠周详,热血青年看了,固可以立刻拔刀而起,但吾辈饱经忧患之中年人看了,总不免要感到一个人对于革命大业的心理转移,决不会如蒋先生小说中人那样的简单容易。  
  “现在我从蒋光慈先生而连带的想起了巴金先生了。巴金先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原本与蒋光慈不同。但这似乎是以前的事,现在巴金先生已好久不标榜无政府主义了。若不是他已经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便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业已转了向。总之,现在的巴金先生,从他的小说中,从他的几篇自传自白中看来,确已鲜明地表示了积极的革命精神。好了,我们现在且莫谈政治,专说巴金先生的小说。鄙人之因蒋光慈而想到巴金者,无他,因为他们两人之小说,有一共同之特点。此两人所作小说,几乎可以说全以革命与恋爱为经纬。所谓恋爱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恋爱者是也。若说他们是无聊的恋爱小说,则其内容倒非但并不怎么风花雪月,反而十分积极,颇足启迪青年人革命热心。若说它们是革命的宣传小说,则又非但不怎么血腥得怕人,反而十分旖旎风光,使青年人以革命为风流韵事,乐于从同。至于他们两人小说中的主人翁,又往往都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目下爱好新文艺者又正都是这一批青年,对症发药,投其所好,此蒋巴两君之所以成为革命大众之作家也。不记得什么人曾经说过,他们的小说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此话虽不免近乎恶谑,但是却不能不算是一语破的了……”说到这里,主人插嘴道:“然则你以为巴金先生的作品哪一部最好呢?”我道:“抱歉得很,若要我投一票的话,我宁愿投《灭亡》一票,虽则这仍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代的巴金先生之作品,然而,我以为还是这样妥当。”  
  “哦,”主人说,“我似乎不必再追问你的理由了。再抽一支烟怎么样?……我想你对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一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的。”  
  “请把火柴给我,”我说,“是的,我也愿意回想一下我对于已看过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印象。但独特的认识恐怕还谈不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似乎是十年来创作态度最忠实的一位作家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充足的生活经验而外,还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忠诚态度。我并不说‘为艺术而艺术’,你可不能误解了。  
  我说的是一个作家正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工作不能有一点枝蔓的观念。不要以为我是在拯救劳苦大众,也不要以为我是在间接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要以为我是在暴露一个烂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只要认识自己正在写作一个好的作品就尽够了。虽然这所写成的作品不妨产生出以上所说的效果来。沈从文先生,我以为是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的。  
  “近来有许多人称赞沈先生的《自传》,那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想不把沈先生属之于散文家之列,因为他的作品当然以小说为多。现在让我想一想,我几乎完全忘掉了曾看过多少沈先生的作品了。我以为,《阿丽思漫游中国记》可以算得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但那似乎止于有趣味而已,轻松得很,有许多俏皮的地方,可是算不得好。还看过一些什么呢:《蜜柑》,《石子船》,《从文甲集》,《长夏》,短篇小说集很不少,可是都有一个内容不纯的疵病,我们倘若严格地来衡量一下……喔,我几乎把那本小书忘了,我应该提出这本书来的。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大概是八篇吧,我可记不清楚了,气氛完全和谐,并且可以说是同样的好,我当时看了以后,曾经很喜欢过。我尤其爱那篇《柏子》,现在谁还能写出那样矫健有力的小说来呢?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的作家,他的这个集子——不错,我抱歉了,我还没有说出那个书名来呢。那是叫做《雨后》,是由一家已闭歇的春潮书局出版的,现在市上不知还有得卖不——这个集子就显然是沈先生的独特的文体的典型了。我以为沈先生的文体,写到《雨后》,正是恰到好处。以后沈先生似乎逐渐地在增重他对于文体的留意,所以在《月下小景》中我们就不免觉得沈先生有点为文体而创作的倾向了。但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坚持我的意见,也许是我错了,因为从《月下小景》以后,我没有机会更多看过一些沈从文先生的近作。”  
  主人曰:“听说在文体这方面用功夫的还有一位废名先生,不知你对于他的作品意见怎么样?”  
  “不错,”我说,“谈到中国新文坛中的文体家,废名先生恐怕应当排列在第一名了。废名先生对于文艺上的低徊趣味似乎向来就很爱好,我们从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已早看出了这个倾向。在写《竹林的故事》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似乎还留心着一点结构,他在写第一句的时候,正如大多数别的作家一样,他多少总知道了在他自己的笔下将写出怎样一篇小说来。但是在写作《枣》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的态度,似乎纯然耽于文章之美,因而他笔下的故事也须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了。从《枣》而《桥》而《莫须有先生传》,这种倾向便愈加发挥得透彻,废名先生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了。  
  “看废名先生的文章,好像一个有考古癖者走进了一家骨董店,东也摩挲一下,西也留连一下,迂回曲折,顺着那些骨董橱架巡行过去,而不觉其为时之既久。而他的文章之所以使你发生摩挲留连之趣者,大抵都在于一字一句中的‘俳趣’,——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起来,也就是所谓‘涉笔成趣’。  
  “涉笔成趣,谈何容易,在作者是要能自然,此趣才显得灵活生动;在读者是要有会心,此趣才能被领受到。对于别人的文章有会心者能有几人?而况此会心尚各有深浅远近之不同。所以废名先生的文章不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夫文体家岂必责其大众化乎?再说作者自己这方面,我既拈出‘自然’二字,则我对于废名先生的《竹林的故事》以后的三本著作之选择标准,自当以此为归。我以为我应当推举他的《枣》。  
  “我虽然不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技巧有多大的不自然处。但你既限定我每人选择一本书,则我以为《枣》这一集中的文章似乎更自然一点。在《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间,废名先生似乎倾注其全力在发挥他的文趣。希望过高,常常不免有太刻画的地方,或者是迂气,或者是饤饾气。在《枣》这一集中,幸而他还有一点写小说的欲望,在有意无意间来几句洒脱隽永的文章,遂有点睛之妙。但是在《枣》这一集中,也未尝没有使人憎厌的地方,其他的我可记不起了,现在只仿佛记得有篇题名为《四火》的,最后一段文章,是复述了一个民间的笑话,以鸡谐音为×(从尸从穴),在作者或许以为很有谐趣——或说幽默,但我们看了之后,总不免横眉,以为恶札也。  
  总之,大醇小疵,人人都有一些,我这个意见,或者竟是太过分了些亦未可知。”  
  “哦,领教了。你似乎……”  
  “丁零零……”门铃响了。  
  仆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位女客,主人忙着站起来招待客人了。我喝了一口茶,拿了帽子,趁机会告辞了。  
  “怎么,你走啦?我们还得讲下去。”  
  “不成,一则时间迟了,二则我已经上了你的当,雌黄了不少的人,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下去了。叫人家听见了说不定要不痛快。虽然我早就说明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那没有关系,你自己也说过的,聊资谈助而已。明天下午你非来继续下去不可,我给你预备着上好的烟和茶。”  
  “好吧,明天下午上完了课再来。可是我不爱喝清茶,你费心给预备普洱罢。”  
  我就走了。          
一人一书(下)   
  星期三下半天,没有课,可是下着雨,怕出门,就躺在床上抽烟。一会儿,听差来说:“有电话。”  
  电话是星期日在他家吃饭的朋友打来的。  
  “今天下午没有课吗?”  
  “没有。”  
  “没有课,到我这儿来谈谈。红茶和烟都预备着啦。”  
  “可是天下雨,今天怕出门。”  
  “怕雨!没的事。天晴也是雇洋车,下雨也是雇洋车。来吧!”  
  “对不起,今天实在不想出门啦。”  
  “噢噢,还有一个消息得告诉你,昨天买了几块绍兴新出土的晋砖,你来时可以看看。”  
  “什么?你又买了几块晋砖?来来,马上就来赏鉴!”  
  于是我又到了“惜梦轩”——我那朋友的书斋,分宾主坐下。我抽了他一支红马牌的纸烟,刚想说话,主人却抢着开口“那天来了一个女客,把你的话打断了,可惜得很,今天不妨再继续发挥一点高论。”他说。  
  “女客不来,我的话也已经完了。您叫我怎么样继续?况且……”“你别‘况且’……我想你那天讲不了几个人。文坛上的作家多着呢,还有许多人,你一定对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意见的。反正彼此闲着,何不说说?”  
  “不成,文坛上的作家果真多,可是我却看不了那么多的书。”  
  “哎,你老兄太呆气了,你就姑妄言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没有人根据你的话给诺贝尔文学奖金。”  
  “好好!我讲我讲……可是该从什么地方讲起呢?”  
  “就从女作家讲起吧,冰心,丁玲,还有谁?冰莹,凌叔华,都行。她们的代表作该是哪一本书呢?”  
  “冰莹我不能说,我实在只看了她一本《麓山集》和一本自传。恐怕不能代表她的全豹。其余三位倒可以并起来谈谈。这三位女作家,论她们在文坛上著声望的先后,该是冰心第一,凌叔华第二,丁玲第三。她们都写小说,也都以小说成名。可是对于冰心和丁玲两位,我却不想举出她们各人的一本小说来作为她们的代表。冰心的小说不多,我不记得一共出版了几本。我自己只读过了《超人》和《往事》两本。我以为冰心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作家,她的小说也只是开风气的作品。现在我们看《超人》一集中几篇作品,多少总觉得幼稚了。至于她以后的作品,题材总还是那么狭隘,感情总还是那么纤弱,若不是她那纯熟干净的笔致足以救济,或说遮掩了这种弊病,真是很危险的。冰心又以诗名家,可惜她的小诗又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品。《繁星》、《春水》以及后来的诗作都是一贯的绝句风的诗,仅有玲珑透剔的佳句,但不可能成为诗坛的奎宿。  
  这种情形,我相信,或许正是女流作家的优点,但我既然不主张把男女作家的作品分两种标准来衡量,那么也只好委屈她们了。现在我宁愿推举《寄小读者》为冰心的代表作,这意思是表示我宁愿认她为一个散文家,因为一个好的散文家,可以奄有诗人和小说家的长技。虽然在《寄小读者》一书中有许多吟味中国旧诗的辞句,我还嫌她太迂气了一点。  
  “至于丁玲女士呢!我本该举她的《在黑暗中》为代表作的。平心而论——我为什么要说一句‘平心而论’呢?你知道,我对于文艺作品实在没有政治上的偏见,丁玲女士的作品,从《在黑暗中》起一直到《母亲》止,我统统都看过,而不幸我以为还是《在黑暗中》写得顶好。写了《在黑暗中》以后的丁玲,她一定能够写得更好些。可惜不久她就转变了。我也不说一个作家转变了之后,作品就一定会坏下去,但大多数的作家却是如此。这是事实,或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亦未可知。从技巧上说起来,丁玲的小说无论如何总以《在黑暗中》为最好。但是这个选举一定有许多人不能原谅我,好吧,这里我就让步了,我改讯母亲》吧。《母亲》确是一部经过了长时期的考虑而写出来的文章,有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有所谓准确的意识,但是这些都依靠了一个真实的内容。她要写她自己的母亲的一生,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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