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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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谈到凌叔华了。她是一个稀有的短篇小说家。我看过她三本书，《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也许这是她已出版的全部短篇小说了。手头没有书，而且我看书又向来只是留一个印象就算数，我不能仔细地说出她哪几篇特别好，或是什么地方好。但总之我以为凌叔华是一个懂得短篇小说作法的人。她的小说，给予人的第一个好感就是篇幅剪裁的适度。使读者，或是毋宁说使我，不感觉到她写得太拖沓了，或太急促了。在最恰当的时候展开故事，更在最恰当的时候安放了小说中的顶点。有几篇小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结构（Plot），但也决不使人以为是一首散文诗，如冰心的《超人》中那篇《笑》和《最后的使者》一样。这种小说恐怕是间接地受了柴霍甫之影响，而直接地受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及蕙儿荪（RomerWilson）之影响的，我猜想。”
“那么你以为凌叔华的三本小说中，该以哪一本为当选代表作呢？”主人说。
“不错，我忘记了投票。现在，你写着吧，我投一票《花之寺》。”
“奇怪！”主人很怀疑似地望着我，“对于你所曾论到过的作家，你差不多完全举他们的早期作品或甚至处女作为代表，难道你以为这许多作家都只有退步而没有进步吗？”
“不错，这句难怪你要提出来。我似乎确实犯了这样的嫌疑。近代的小说家，不单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也如是，才气似乎总不能愈写愈旺。可以说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其成功只在于早期的一本书，而以后却无以为继了。而这情形以中国作家为尤甚。
中国作家之所以后不如前者，大约可以有两个原因。第一，使一个作家成名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一定是他或她最最努力的作品，及至既成名以后，需要他的文章的地方多，或是他或她需要以文章来换钱了，而自己的生活却从这时起脱离了十字街头而高踞于象牙之塔中，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反而没有从前那么好了。第二，中国现代作家适当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中，思想每每会发生剧变，一个持恋爱至上说的浪漫主义者会一变而为极严肃的社会的写实主义者。然而，不幸得很，人的根性似乎总是不容易动摇的，尽管你意志坚强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转变了过来，但这一支笔下所写出来的文章总免不了雕琢镂刻矫揉造作的痕迹。再加上一个刻板公式的限制，写作时尤其要念兹在兹，因而总不能超过了从前做一个自由思想的作家时的业绩。”
“这样说来，让我们把第一个理由影响之下的作家按下不题，而就你的第二个理由说起来，那么你以为中国的作家的转变都是他们的损失么？你以为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么？”
“是的，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们只能痛惜这种损失，而不必希望他们不转变，因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了。我们只能招怪自己的不能随之改变，而死抱住文学不放。至于说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我记得我并不曾表示过这样抹杀一切的意见。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总会随时流露出一点在家人的行径，所以准确的左翼文学必须由那些小沙弥来建设起来的。”
“那么，我们就谈谈小沙弥吧。你以为，在小沙弥之群中，谁可以值得我们首先提到呢？”
“这方面，我想我还是举出沙汀先生来吧。我不记得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杂志上发表的？在什么时候？但他却彻头彻尾地是个沙弥出身的左翼作家。他似乎很能利用浪漫主义、旧写实主义、甚至象征主义的技巧，可是他的小说却并不隶属于以上这些被目为资产阶级的文艺领域中间。他维持得住他的意识，也维持得住他的文学。你知道，要一篇作品既有意识而又不失为文学，那是多么艰苦的工作！沙汀的小说，我只曾看过一本，他的处女作《法律外的航线》，最近出版的《土饼》，从前似乎曾经看见过编好的稿本，不知现在的是否仍是那一本的内容。为郑重计，我看就投了一票《法律外的航线》吧。”
“还有呢？”主人站起来给我从热水壶中冲了茶，“次于沙汀的，还有哪一些人呢？”
“这一方面，我其实知道得很少。尤其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作家的作品，都只看了三四篇，很少能看完了一本的，因此更不便谈了。就是沙汀先生，现在也似乎被漠视了许多，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意识，也许已不被认为是最准确的，而他的作品，也许已不被认为是最尖锐的了。现在有许多名字很古怪的作家正在方兴未艾，争着以最革命、最前进、最准确、以及最有抗日情绪、国防意识的著作贡献给党国，我对于沙汀先生的推荐，也许正是自己表现了自己的落伍。但是……”我住口了。主人觉得了我的吞吞吐吐，他追问道：“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在我的见解中，”我不得不接下去说，“沙汀以后的那些前进作家，若论技巧，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沙汀的。即使以《八月的乡村》那样的书来比较，内容尽管充实，而作为一件艺术品看，总不能如沙汀写的小说那样地成其为一篇小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是说，我看目前在从事于写小说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那些用两个古怪生涩的字作为笔名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多数是干燥单调甚至笨拙得太幼稚了。他们的名字既不像个名字，他们的小说也不像个小说。总之，目前的创作界，不管在思想上有多少进步，但在技巧上却不可讳言地是在一天一天地退化。”
“这样说来，你是坚持着技巧主义的了？”主人问。
“倒也不成为一种主义。不过一个小说家若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我的意思是指一个好的故事，或一段充实的生活经验，或一个表现准确意识的事件，倘若徒然像记帐式的写录了下来，未必就会成为一篇好的小说。”
“那么，在目前的创作界中，你以为谁的写作技巧值得谈谈呢？茅盾怎么样？张天翼怎么样？这些人你还没有谈到呢。”
“张天翼，不错，是一个讲究技巧，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确有特殊成就的作家。我们看张天翼的小说，总觉得流畅无阻，转折如意，故事的展开与进行，作者能够随意驾驭，一点不费力气，一点不着痕迹。而尤其在对话方面的成就，张天翼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个。有谁的小说中能有张天翼的那样不粘不滞的对话呢？我常常在怀疑着。不必在下笔时顾到小说的技巧，而自然显出了纯熟的技巧，这是宜僚弄丸的本领，读者万万不能以为他是随便写写的。但是张天翼也不是一个完善的作家，正因为他不必很艰苦地组织他的小说，他的写作态度有时遂不免于不庄。正如一个娴习的卖解女子，在半空中走绳索时，尚不免要卖弄风骚，向看客做一个俏眼儿，张天翼也常常喜欢在写作时弄一点不必要的文字上的游戏。例如把Chocolate译做‘猪股癞糖’，把Turgeniev译做‘吐膈孽夫’，把‘恋爱了’说做‘恋了爱’，把人名字取得很滑稽，把成句用在很不相干的地方，这种种故意逗读者发笑的小节目，似乎是张天翼自己最得意的玩意儿。而据我看来，却损失了他的作品的严肃性不少。这是一种写作上的最不好的倾向，不幸张天翼却洗刷不了这种弊习，每一篇里多少总有着一点。至于张天翼的作品，到现在已出版了的恐怕不少了，若要我举一本代表作的话，我预备举他的《蜜蜂》。但这是得声明一句，我觉得张天翼的每一本小说，彼此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之所以举《蜜蜂》者，只是因为我对于这一集中的几个短篇，看得最熟，印象最深而已。
“提到张天翼，我不由的要想起了听说如今流落在香港的穆时英先生来。这个人之显现于文坛，正如一颗彗星，而其衰落，却像梧桐之落叶，今日飘零一枝，明日飘零一叶，渐渐地至于柯残枝秃，我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有重发春荣的机会。现在且不必为他慨叹，我们应当谈谈他的作品。他和张天翼两人，可以说是同时起来的两个能表现新技巧的作家。张天翼善写士兵生活，穆时英善写都会生活。张天翼善写对话，穆时英善写都会中人的种种厌嫌的情绪。而两人的造句修辞都以轻灵流利见长，两人的小说都没有结构谨严曲折的故事。但在他们两人初起来时，读者都为他们的小说所风魔了。这就可证他们的小说在技巧及风格上的成功。”
“但是，穆时英不是曾经抄袭过日本某作家的一段小说吗？我恐怕他的技巧和风格都有点可疑呢？”主人说。
“不错，穆时英的抄袭事件之举发，实在是使我最痛苦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就在我所编辑的杂志上给公布了出来的。但是现在想来，我以为这件事情对于穆时英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穆时英的为人和他的写文章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和谐的。他写小说，正如蚕吃着桑叶，东一叶、西一叶地吃进去，而吐出来的却不再是桑叶，而是纯丝了。穆时英不但曾袭用了日本某作家一段文章，在他的作品里实在还包含着别人的许多诗文。
据我所知道的，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句段差不多全是套用了戴望舒的诗句。而不幸他袭用日本人的文章却没有经过消化，生吞活剥地写进了他的小说中去，于是给读者以不满意了。其实，他那篇小说，若删除了袭用来的别人的文章之后，还是一篇完整的他自己的作品。我们若了解得他的小说的技巧和作风就是这种别人的好思想、好辞句的大融化，那么对于他的技巧和作风，也正不必怀疑了。然而，我这个意见，也许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我是有所阿私，给朋友作强颜之辩解了。不谈也罢。”
“不谈倒可以，但你举了他两本书，这回又没有投定一票呀？”主人说。
“这一票，我有点投不定。反正都可以，现在就算投了一票《公墓》吧，但得声明这并不是表示《南北极》不如《公墓》的意思。”
“那么，对于茅盾先生，你有……”
主人正想说下去，我已经突然起立了。我大声地说：“不行，我不能再中你的计了。我非得先看了你的晋砖不可。一切的话留着后来谈吧。”
主人被慑服了似的凝视着我，微笑着延我进入他那收藏骨董的精室里去。
“文”而不“学”
新文学运动实在只是一个文学运动，因为新文学这个名词在当时并不另外有一种旧文学与之对峙。明白地说起来，旧文学这个名词虽然有，但那时是指的古文与词章之类的东西，别于经学史学而言，亦即“文学子游子夏”之所谓文学也。小说为稗官家言，戏剧为优伶俚语，虽然梁启超早已论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林琴南早已称赞过欧美作家均善龙门笔法，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亦已出版流传，可是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还不曾把传奇，演义或杂剧选录作为教材。大学文科亦并未把小说戏曲列为专科，吴梅未做教授，郑振铎未编《小说月报》，当时一般人所谓文学者，实在还是狭义的中国传统里的文学，而非我们现在之所谓文学。
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对于文学的传统观感遂为之一变，文学之界域遂因之而扩大，而且，小说与戏曲还不免矫枉过正地被认为是唯一的文学型类了。故新文学与旧文学之分别，并不仅在于形式内容之有新旧，而这个名词本身的涵义实在是还有一重很大的歧异。所以我说新文学运动与其说是革新旧文学的一种努力，毋宁说是一种文学的正名运动，在这种努力之后，一向被轻视的小说戏曲之类始得跻入文学之宫而高踞一个宝座了。
最早是诗体的解放，其次是小说戏曲之被重视，并且被改革，再其次是文学批评之出现，到近年来，包含了传记旅行记的新散文也隐然成为文学中之一重要门类，于是新文学的建设步骤因以完成，而这所谓文学的意义也就完全符合于西洋人之所谓文学了。
现在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数说文学的门类了：小说，诗歌，戏剧……前进一点的人，更会得举出杂文，报告，集体创作这些名目来；一个大学生更能够说出倭铿、康德的哲学著作算不得是文学，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坏；反是裘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