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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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下去，直到读完篇了之后，回想一想，总似乎并没有从这些篇幅中获得什么故事。
而且，有时我们也许会奇怪作者何以费了这许多笔墨来铺张这一点点不成其为故事的故事。然而，在亚伦坡自己，也许还嫌他的笔墨太经济了。他要写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气氛（Atmosphere），或是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亚伦坡以后的短篇小说，却逐渐地有故事了，Plot，Set－ting，Character，Climax这些名词都被归纳出来作为衡量每一篇小说的尺度了。于是短篇小说的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也似乎只是要求一个动听的故事。这情形，大约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即亚伦坡死后三四十年间，尤其明显。
但是，到大战以后，短篇小说却逐渐走了样。曼殊斐儿是学契诃夫的，但是契诃夫的短篇却比她少一点诗意，多一点故事（Plot．）；再后来，像劳伦思、乔也斯等等数不清名字的时髦近代作家的短篇，简直是“满纸荒唐言”，全不是我们的上一辈人所看过的短篇小说了。于是这种影响使侨寓在欧洲的美国作家海敏威变本加厉起来，写了许多替短篇小说的技巧划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作品。然而虽说崭新，实则极旧，因为海敏威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在技巧的用途上，仍是回复到亚伦坡的方法上去了。海敏威的小说与亚伦坡的幻想小说一样地没有故事，他们的目的都只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个人格。他们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而是以一种极艺术的，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心理的”或“社会的”现象，使读者虽然是间接的，但是无异于直接地感受了。
但亚伦坡与海敏威到底有一个分别。那就是我刚才所以要特别区分明白为“心理的”与“社会的”两种的缘故。亚伦坡的目的是个人的，海敏威的目的是社会的；亚伦坡的态度是主观的，海敏威的态度是客观的；亚伦坡的题材是幻想的，海敏威的题材是写实的。这个区别，大概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短篇小说的不同点。
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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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心大师》
这篇小文本该题名为《我怎样写〈黄心大师〉》，一则固然因为我这篇小说并不是什么大杰作，不希望为后生小子所效法。二则，尤其是，因为我并不预备在这里表示我曾用了多少血泪去写那篇无聊的小说。昨天偶然到上海来玩，当晚就在《大晚报》上读到许杰先生的谈到我这篇小说的“读书随笔”，于是引起了我写这篇小文的动机。
我曾在第三十九期《宇宙风》上发表过一篇《小说的对话》，但那篇文章谈到对话的问题以外，还牵涉到一点创作小说的文体问题。我不能不承认从前曾经爱好过欧化的白话文体，因为多数从事新文学的人似乎都感到纯粹中国式的白话文不容易表现描写的技巧。但因为近来一方面把西洋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欧式小说中的一部分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的写实派作品，有时竟未免使读者感觉到沉重和笨拙——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笨拙；一方面又因为重读唐人传奇，宋人评话以至明清演义小说，从此中渐渐地觉得它们也有一种特点，那就是与前后故事有谐合性的叙述的描写，易言之，即寓描写于叙述中的一种文体。中国小说中很少像西洋小说中那样的整段的客观的描写，但其对于读者的效果，却并不较逊于西洋小说，或者竟可以说，对于中国的读者，有时仍然比西洋小说的效果大。我们不能忽略了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的传统习惯，到现在《水浒传》、《红楼梦》始终比新文学小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是在文体方面，至少有一半关系的。
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近一二年来，我曾有意地试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或许这仍是“旧瓶盛新酒”的方法，但这所谓旧瓶实在是用旧瓶的原料回炉重烧出来的一个新瓶。
我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猎虎记》，最近的尝试是《黄心大师》。《猎虎记》在郑伯奇先生主编的《新小说》上刊载出来之后，有人曾经投函给编者，说这仍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现在《黄心大师》发表之后，许杰先生在担忧着恐怕仍有走回到评话演义小说的老路上去的危险（许杰先生的那篇文章主旨并不在此，所以对于这方面，他略而不谈，但语气之下却有这样的意思）。这两种批评，都是在我意料中的。我现在觉得，这关键是在于我所曾有意地尝试的这两篇小说都是采用了一个故事（atale）的形式，而中国小说却正是全体都是故事，从来不曾有过小说——短篇或长篇（ashortstoryoranovel）。我若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去写中国所没有的小说，这才看得出这文体尝试的成功或失败，如今却无意地写了两个故事，这在无论哪一个被中国式的文学欣赏传统习惯所魅惑着的新文学读者的眼里，确是容易忽略了作者在文体尝试方面的侧重，而把它看做无异于“鸳鸯蝴蝶派”或“回老路”的东西。无论是“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决定内容”，但决非“内容即是形式”或“形式即是内容”。
我还要尝试这纯中国式的文体，无论是，也同时是，为“艺术”，或者为“大众”，我相信这条路如果能走得通，未始不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但当然，我希望能写一篇“正格的”小说。
以上算是关于《黄心大师》的文体方面的自白。至于内容这方面，我与许杰先生的看法似乎相去很远，我无论怎样讲法，恐怕终于不会使许杰先生满意，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总之我是在说一个故事，许杰先生不爱听这个故事，罢了。
但是，许杰先生似乎也知道我讲故事的态度是想在这旧故事中发掘出一点人性，然而不幸的是，在我这个故事中间，他所看出的还只是“神奇”与“古怪”。许杰先生问：“究竟这位黄心大师，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呢？是明白了一切因缘的，还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呢？”问了之后，许杰先生又判断道：“总之当时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发觉、能够理解，便是如今的作者，却仍旧是把捉不住，不十分了解的。”
问固然问得有理，判断却不敢恭维了。我现在愿意告诉许杰先生，黄心大师在传说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笔下是人性的。在传说者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缘的，在我的笔下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者。整个故事是这两条线索之纠缠。当时的人究竟能否发觉，能否理解，我不知道。至于我，却自信是把握住了，而且十分了解的。
许杰先生引恼娘生下来做弥月时的一个女尼的说话：“阿弥陀佛，这位小姐是个有来历的人……只可惜了一念之差，不免到花花世界去走一遭。”又引恼娘出家时，妙住庵里的老尼说：“你的来意我早已知道，我已经预备了，叫她此刻就来。”以为这是作者笔下的“神奇”和“古怪”，也以为是我真相信因果之说，这是一个错误。这些话正是传说者嘴里的“神奇”和“古怪”，也是这个“故事”的原形。我讲故事就说明这些“神奇”和“古怪”，但我的说明是在黄心大师本身的行动和思想上去表现，而并不直接做破除迷信的论文，因为在说故事的技巧上，这一部分，我可以不负责的。况且，许杰先生倘若愿意的话，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这些话认为女尼们的“江湖诀”呢？
恼娘在送季茶商远戍的时候，说了一句，“不要愁，都是数”。这是整个故事中一个重大关键。一般人，自然连许杰先生也在内，把恼娘看做是个“神性的”、“明了孽数的”、“晓得三生因果”的人物，可以说都由于这一句。我在写这一句的时候，曾经费了多时的斟酌。贤明的读者试替我想，我该不该用这模棱两可的句子？若恼娘不这样说，例如她竟号啕大哭，悲不自胜，以表示伉俪情深；或者把她写做悠然自得，绝不介意，以表示其幸灾乐祸，那么此时的恼娘的态度在整个故事的演进中是否自然？
我说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是因为我正要表现出在不了解恼娘者心目中，这句话是恼娘“明了孽数”的铁证，而在恼娘自己却只是对季茶商说的一句并非由衷而发的，平常的安慰话。我们中国人不是大多数相信命运的吗？用一句话表现了两方面的观感，使他们并不觉察到矛盾，这下面才有故事出来。
一九三七年四月
一人一书（上）
昨天去看一个朋友，即在其家午饭。酒力醒，茶烟歇（实在是没有喝酒，姑如是云耳）。主人出水晶查糕见款，一片入口，甘冷入心脾，谈兴于是大发。主人曰：“足下既留心艺文之事，若欲足下于新文学家诸大作中推举一本书为其代表，成不成？”我说：“鄙人未尝为批评家，平时亦未尝敢月旦并世诸贤，此事殆不能任。但主人的建议却是大妙，名山事业，固不在多，一人一书，或者已足够代表，姑就鄙见奉答，聊助谈资，不足为外人道也。何如？”
主人欣然，移茶杯而促席，曰：“然则人选如何？”
对曰：“惟主人命。”
主人曰：“鲁迅遽而奄忽，盖棺论定，当以哪一本集子为其代表作？”余曰：“此第一题便难应付了。鄙人之意，若以鲁迅为文学家，便是太小看他了。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玻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许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现在姑就文学家方面之鲁迅论之。
若必欲以鲁迅为文学家，则当处之于散文家之列，而不当视之为小说家。鲁迅的小说，不过两本短篇集，虽然不坏，但亦决不就是‘国宝’。但鲁迅之散文却写得多而且好。
真是好！就文学论文学，故我以为鲁迅之代表作当为《朝花夕拾》。这里的十篇文章，是鲁迅的纯文学散文，笔调老成凝重，而感情丰富，绝非此老转变后文笔所能及也。”
主人曰：“侧闻鲁迅之介弟周作人先生亦是一代散文名家，足下以为此君著作，当以哪一书为之代表？”余曰：“周作人的文学事业，创作翻译，两足千古。《狂言十番》与《希腊拟曲》，虽都是薄薄一本，到底非徒抱字典者所能了事。现在我们的推举标准，请以创作书为限。鄙意以为周作人先生之文集，自当以《谈虎集》为代表。现在的人，听说话的本领甚为低劣，看看周先生最近的《苦竹什记》及《夜读抄》等书，总以为是周先生自己的身边琐事，于是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者常被误解为悠闲自得之隐士。所以我举《谈虎集》为周作人先生之代表作者，其意盖欲使不善听说话的人亦得到一个听得懂之机会耳。《谈龙集》本来是《谈虎集》姊妹书，例应并举。但该书内容十九只谈文艺，举‘谈虎’而不及‘谈龙’者，欲以见周作人先生之大耳。”
主人曰：“唯唯。文坛之大，作家之多，吾不知其次当及何人？”余则答曰：“我们今日既不纂元祐碑，亦不修东林榜，似乎不必论次首从，想到什么人就谈谈什么人吧。”
主人曰：“固然，但其如我连想也想不起来乎？有了有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接着说道：“《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著。噢，又是一个已故世的文学家，敢问此君著作，尊见如何？”
“说起蒋光慈，”我说，“我倒不禁有点感慨了。君不见鲁迅之死，如此其阔气，而蒋光慈之死，则又如彼之寥落。但在革命的功勋上，蒋光慈似乎并不亚于鲁迅。我昔年曾因送彭家煌之殡，到永安（？）公墓，展蒋光慈之墓，萧然无封识焉。退而曾与一二友人谋，欲为募金树碑志，人微言轻，而所与谋者皆穷光蛋，终未实现。不知此刻救国会诸仁人君子能否分一部分纪念鲁迅先生之财力，去安慰一下光慈先生之革命灵魂乎。
喔喔！对不起，我的话似乎放了野马。回头再说蒋光慈的小说，我实在惭愧得很，只看过三本：《鸭绿江上》、《短裤党》和这本《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三本书看过已久，此刻差不多连内容也一点不记得了。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