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3_10317810_0-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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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需要分析师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心理分析者中间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观点的正确性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他们提出了其他释梦的方法，但这一问题在这里讨论太复杂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表现的梦是妥协形成。即无意识的愿望被允许一个程度的表达，但只能以伪装的形式。自我即使在梦中也要进行检查，防止不能被接受的无意识的材料以其实际的被禁止的形态表现出来。当自我不能充分发挥检查的作用时，结果就是噩梦（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焦虑的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无害的方式部分消除无意识的紧张来保护睡眠。

　　　　我们暂时离一下题来指出表现的梦并不是唯一的妥协形成。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状也有这一特征，即它们也是无意识伪装和歪曲的表现。精神分析家查尔斯·布莱纳举过一个例子（见他的《精神分析基本教程》修改版，P。186）。一位妇女神经质的呕吐被认为与希望让父亲使她怀孕的无意识愿望有关，这是她未解决的俄狄普斯情结的残留物。因为不能接受的愿望无法在意识中实现，就出现了妥协。呕吐虽然是很让人担心的症状，却为压抑的俄狄普斯愿望提供了某种解脱——它模拟了清晨的呕吐。伴随呕吐的焦虑来自于自我对被禁止的愿望的无意识的内疚和恐惧。

　　　　自由联想的技术和对梦的分析在心理分析治疗中结合使用。病人可能会被要求对一个梦中表现内容的某些方面进行自由联想，试图通过它们来对潜伏内容给以揭示。这两种技术的目的都是要发现引起病人问题的无意识的材料。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是让某些东西公开化，以便在当前对之加以处理。被抑制的冲动、愿望和冲突都必须带到意识的水平。

　　　　在病人自由联想或回忆梦或其他经历时，分析师要担任一个理解的和中立的倾听者的角色。信任必须建立，以使病人感到他们可以表达深藏的情感，不管这种情感是什么。当无意识材料开始显现出来时，病人通常对进一步的揭示会产生抵抗，表现为意识障碍、改变话题、讨论中跑题、推迟进一步治疗，等等。这些抵抗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是无意识的。一个极端不愉快、隐藏的冲动或记忆快要被带到意识的水平上，其导致的焦虑对自我冲击过大，于是建立起防卫有害材料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还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方面。

　　　　各种类的阻力在分析过程中都常常可以见到。从根本上说，它们代表了个体1人内部反对积极改变过程的力量。除了自我不愿让使人不安的材料表现出来的企图之外，阻力还会因为以下的原因出现：

　　　　1。当分析师没有满足患者不现实的期望时会出现怨恨和不满，于是患者变得不合作。

　　　　2。神经症状如极度焦虑、持续头疼、长期疲劳和抑郁，对患者可能具有实用目的，尽管它们是很不舒服的。它们可以为逃避责任提供借口，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注意和同情，因此放弃它们并不容易。这些好处被称为二级利益。

　　　　3。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人类本质的自我破坏冲动，起着保持有害的行为和思维状态的作用。

　　　　4。超我的影响，有时患者由于内心深处感到因为不同的罪过应该继续受折磨。虽然以上的原因不是阻力的全部来源，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很多种力量在阻挡患者的改善。患者在意识或无意识的水平上有意识地使阻力发生。

　　　　如果要使治疗向有益的方向发展，分析师必须取消阻力，以便越来越深层的无意识得以暴露。解释是使用的一种技术：分析师向患者解释他们阻力的非理性的性质。解释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做得太早，会导致阻力的增加，也可能会做出让患者容易接受的结论（使他们认为已经痊愈了），或者只是从理智水平而不是从情感水平上接受结论。如果要获得对神经症状的原动力的领悟，必须要让患者抛弃阻力。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治疗是让个体重新体验过去的生活。童年的情感和冲突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实际出现了情感的回归。当患者重新体验这些情感时，出现依恋于分析师的倾向。这过程称为移情。在不同阶段中，患者会把分析师看作惩罚性的父亲，或要求不断的母亲，或勾引入的情人等。如果要使分析最终达到治愈的结果，就要对这种情感依恋给以处理。在处理移情时，患者将有机会重新体验早期的关系，并让这种关系得到更满意的结局。

　　　　移情并不总是以明显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患者的情感常常以不明显的方式向分析师表达出来。这时仍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师必须对这种不明显的表示保持敏感，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给以解释。他还要警惕反移情，即对患者情感上的反应。面对患者的奉承、表扬、批评、愤怒和其他情感表达，分析师必须要能够保持客观。在精神分析训练时常见的一个要求，是对未来的分析师本人给以精神分析。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减少精神分析师将自己未解决的冲突带到工作中去的可能性。他们必须与患者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对非理性的、自我伤害行为做出认真的、准确的、深入的解释。

　　　　当然，分析师是人，不是超人。他们肯定会对患者产生各种情感。然而，他们应该了解这些反移情的本质，并按照弗洛伊德的教导，尽量不受它的支配。他认为从情感上对病人产生反应很可能会干扰分析过程。（在当代的分析师中对向病人表达反移情的坏处有着不同意见。有些人同意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指出将情感表达出来可能带来益处。例如，表达对病人的情感可以增加分析交往的深度和真诚，并帮助病人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影响别人的。）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介绍过的精神分析技术和过程：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用来探求病人的无意识。当病人对揭示不愉快的无意识材料产生抵抗时，或阻止治愈所需要的责任时，分析师必须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给以解释。病人可能会出现移情，把过去的情感附着在当前情景中的分析师身上。移情要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分析师要避免出现反移情。显然，治愈需要的不只是来自病人的领悟。病人需要应对无意识材料中的情感成分，这些东西在抵抗和移情中都有所表现。

　　　　心理分析治疗通常是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常常需要在几年时间中每周治疗几次。病人经历有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教育体验。目标是自我认识、诚实、对冲动更好的控制、更有效的人际关系、对潜力更现实的估计，以及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给以接受的能力。绝对的幸福不是目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环境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弱点和局限性。有足够强大自我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正是要使自我变得更强。

　　　　应该指出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总是采用以上所介绍的标准的、传统的方式。例如，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一词即指使用较少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更直接、面对面的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交往，在进行分析解释时还同时给以劝告和建议。这种方法可以按照个体的需要实施，也许会采取每两次治疗时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的方法，也许要避免延长治疗的消极移情，规划个体环境的改变，用药物减轻症状，或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更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更直接和有更明确的时间规定（也许只有12次预约）的心理分析方法常被称为短期动力治疗。

　　　　显然弗洛伊德自己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杰克布斯在他l992年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一书中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名声是漫长的治疗，按小时的治疗每周进行几次，一直持续几年，但弗洛伊德自己提供了短期和长期治疗的例子”，杰克布斯举例说弗洛伊德的分析有的只有一次见面，而有的则是每周六次且持续了四年半时间，有些病例时间甚至更长。尽管有这些不同，弗洛伊德总的来说建议精神分析需要长时间的治疗，经典的分析有着这一特点。

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评述

　　　　在理解精神分析时仍然有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

　　　　布鲁诺·白脱海姆，（布鲁诺·白脱海姆，《弗洛伊德和人的灵魂》（NewYork：Knopf，1982。）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对某些基本的概念有所歪曲，使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举了很多由翻译人员所错误表现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弗洛伊德运用德语单词Ich的地方，译者们运用了相等的拉丁词汇自我（ego）而没有用更准确、简单和个性的我（I）。白脱海姆认为自我以及其他词汇的翻译，如本我、超我、依附，使精神分析显得是一种冷淡的、技术性的、无人性而且很深奥的理论。这些词汇没有引起他认为对于正确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情感联系。

　　　　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精神分析”一词本身也被误解了。他认为弗洛伊德本来是强调调查个体自己的灵魂（心理），即个体最深层的人类情感，以通过自我发现一个更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英文的翻译中，重点总是放在这一词汇的后半部分（分析），表达了一种过分科学和无人性的意义，并出现了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行为需要分析的含义。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常人性化的。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鼓励个体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动机来为一个有更满意的工作和爱的生活铺平道路，他试图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而并不想过分理论化或成为正式的科学。

　　　　很难确定白脱海姆的观点是否过分。我们这些通过英文翻译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人真的误解了他的思想吗？它是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个性、简单和人情化吗？白脱海姆不是第一位指出弗洛伊德著作翻译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人，看来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我们对精神分析每个方面的了解都与弗洛伊德的本意一致。即使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很难表达准确的意义，因而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

　　　　在谈到了解心理分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杰弗瑞·梅森——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前馆长，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杰弗瑞．M．梅森，《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引诱理论的压制》（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4）。较短的评述见梅森的论文《弗洛伊德和引诱理论》，《大西洋月刊》，1984年2月，P。33…60）。（他对弗洛伊德的描述远不如白脱海姆美好。梅森认为，弗洛伊德由于复杂的个人原因没有坚持他最初的观点，即他的病人通常是童年性虐待的受害者。代替这一观点的理论是对这类事件的记忆与婴儿期性幻想和俄狄普斯情结有关。换句话说，梅森责备弗洛伊德无道理地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的创伤转到内部冲突上。

　　　　在189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认为他的病人（主要是女性病人）遭受了实际的童年创伤，如乱伦和强奸的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称为“引诱理论”。在后来几年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观点产生动摇，后来的理论认为这类体验通常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幻想。梅森认为弗洛伊德没有放弃引诱理论的合理理由，看起来他是缺乏勇气来坚持“是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虐待造成儿童严重的神经症”这一不受欢迎和让人讨厌的观点。

　　　　弗洛伊德为自己观点的改变所给出的理由，是他越来越怀疑会有如此之多的虐待儿童的行为。还有他认为病人不能清楚地区别来自于无意识的事实和幻想（因此无法准确地报告童年早期的事件）。然而，梅森认为引起弗洛伊德观点转变更可能的理由是个人的，包括对来自同事的决裂的反应、不愿继续探索父亲（可能还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会对孩子施加性虐待（主要是对女儿），以及为了保护一位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医生。

　　　　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做了一次鼻部手术。手术后病人的鼻子严重出血。弗洛伊德提出出血的原因是由于病人希望被人照顾的愿望，而不是手术的原因，而减轻了对弗利斯的责备（严重出血怎样会由愿望引起没有得到解释）。梅森认为这次对外部原因的不重视（手术错误），而代之以内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