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3_10317810_0-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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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出血怎样会由愿望引起没有得到解释）。梅森认为这次对外部原因的不重视（手术错误），而代之以内部原因（病人希望得到关心），是弗洛伊德在抛弃引诱理论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一理论的重点是外部原因）。

　　　　弗洛伊德抛弃引诱理论的后果是什么？梅森认为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创伤事件转移到内部的幻想（特别是认为在俄狄普斯阶段应该出现的性和侵犯幻想）对病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儿童受到的性虐待比通常承认的频率要高得多，而这种虐待常常受到分析师的忽视，他们让病人相信对这类事件的记忆是幻想。于是整个分析过程被扭曲了。如果病人要得到“痊愈”，就要接受内心幻想、冲动和冲突是神经症的原因，必须否认童年受虐待的可能性。这很可能会引起内疚、不安、依赖和缺乏足够的自我感的继续。

　　　　事实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是因为个人的而不是客观的原因抛弃了引诱理论吗？更严重的是，进行心理分析的病人是不是真实性虐待的受害者，却受到了不恰当的治疗？梅森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对文件解释的结果（包括以前未见过的弗洛伊德给他的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的信），别人对这些文件的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确定无疑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动机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猜测。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知道童年性虐待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梅森所说那样普遍，虽然最近也有作者同意他的估计。

　　　　在心理分析领域中对梅森和他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敌意。可以理解那些早就接受了弗洛伊德修改过的强调童年性幻想的观点的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但我认为，梅森的观点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分析治疗师，他们很可能忽视病人受着确实性虐待影响的可能性（应该公正地指出，即使在弗洛伊德修改了引诱理论之后，他也没有否认对儿童的真实性虐待有时确实发生）。

　　　　白脱海姆和梅森是注解弗洛伊德著作的众多学者中的两位。这些学者中有坚定的支持者和严厉的批评者。只要看看他的著作的广度和多样性，就不会奇怪有不同意见存在。无疑，随着更多研究的完成，争论还会继续。（生动说明对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存在不同意见的一篇文章《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刊登在《今日心理学》，1989年9月，P。48—52。心理学和其他领域中的著名人物给出了他们从非常积极到非常消极的评论。）

　　　　在谈完弗洛伊德的翻译者的话题之后，让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当前心理分析中的一些情况。现代心理分析师是一个混合的群体。除了正统坚持弗洛伊德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信仰者外，还有持与他的观点很不同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治疗步骤的人。有些不同观点来自于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如在考虑确定个性发展的因素时，对文化及对本能力量考虑的程度，另一些不同点来自于对相对较小问题的看法，如分析师应该面对病人而坐，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样子坐在躺在靠椅上的病人后面。

　　　　精神分析在美国有最多的追随者。他们主要出现于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矾。精神分析在这个国家的兴起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了这里。

　　　　对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建议（尽管他有医学学位）在做基本训练以前医学训练是不必要的，基本训练包括大量学习有关文献和分析技术，高强度的个人分析，在谨慎的指导下治疗病人。然而，在美国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相联系的著名大学中有一个坚定的传统，即医学学位是训练精神分析师的必要条件。因此，希望受到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只能在非医科大学中学习，得不到受医生统治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完全接受和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改变。1985年对一起反垄断诉讼案在法庭外的解决包括了一项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决定，允许更多的心理学家进入它的领域；而且，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同意接收受过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为会员，并接受非医学精神分析机构。（见《精神分析障碍倒塌》一文，《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9年l1月，P。16。《追踪》是美国心理学协会每月一期的报纸。）“外行分析师”（即无医学学位的分析师）因而在试图取得与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医生平等的努力中获得了进展。

　　　　自从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现了各种试图改变心理分析理论的努力，有些改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主要的改变一是一些分析师对自动自我功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可以从“自我心理学”这一词汇反映出来。这一发展的主要倡导者是海因兹·哈特曼。（他的著作之一是《自我心理学论文》（NewYork：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64）。）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基本上是为本我的需求服务的（虽然自我可以得到一些控制），而哈特曼和他的同事则赋予自我更大的自主性。事实上，他们认为自我以及本我来自基本的人类遗传。根据他们的观点，自我有着自身的发展历程，并由中性能量操作，因而会对与性或侵犯驱力不一定有关的物体和活动发生兴趣（虽然弗洛伊德有时似乎认为这种兴趣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的：物体和活动之所以能引起个体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性和侵犯这些基本个性成分有关）。

　　　　如果弗洛伊德活得更长些，也许他会转向强调自主自我功能的方向。在1937年（在一篇题为《可结束和不可结束的分析》的文章中）他提出自我的发展和特点可能是由在它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自我比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普遍认为与本我的关系更具独立性。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时间进一步探索这一想法，哈特曼和其他人推进了关于自我的自主性的假设。

　　　　对自主的独立性的日益注重，部分的来源可能是心理分析师治疗的病人产生的变化。世界已经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先驱从临床经验中创建理论时不一样了。在当代，病人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日益复杂的社会（模糊的焦虑、不安全感和不满意感），他们寻求从工作、家庭和社会角色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由于自我是个性中必须以某种理智做决定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那部分，因此对它给以更多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也许对于现代的病人注重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和应对机制是重要的，他们可能较少受到无意识的内疚和压抑的性的磨难，而更多地遭受需要自我处理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飘浮不定这类存在的问题。

　　　　给当代精神分析带来强烈社会色彩的很有影响的人，同时也是强调自我功能的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他在维也纳受过训练，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也是精神分析师）共同工作过，1933年来到美国，在美国担任了各种学术和研究职位，并进行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一般被认为是《童年和社会》，1950年初次发表。

　　　　埃里克森提出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角度上扩展和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阶段。弗洛伊德关心的主要是基于如何处理性需要的出现的个性发展，他的最后一个阶段（女性生殖器阶段）没有详细描述成年的阶段。埃里克森的重点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发生的社会影响，他的后三个阶段涵盖了成人从年轻到老年的时光。他指出了在人的一生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历，以及与之相伴的期望和要求。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人的自我有能力创造性地处理这些经验，并产生像能力，目的感受的能力以及年老时的智慧这些积极的后果。他还相信一个阶段的失败不一定造成一生的失败；个体，有时在心理分析师的帮助下，通常是能够恢复的。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有很多潜在的力量，他更注重个性的这一部分及其有意识的功能，而不是心灵无理智、无意识的方面。

　　　　坚持自我心理学、并认为一生中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分析师对后来的发展阶段所给予的注意同早期阶段一样多。例如，这些自我分析师的工作对象可能是正在体验认同危机的青少年、在密切关系上出问题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感到停滞不前的中年人和面对死亡感到绝望的老年人。与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比，这种治疗更注重当前的问题，而较少注意未解决的童年冲。自我分析师仍会使用传统的技术和步骤，如自由联想、解释和移情。治疗时间可能是长期的——与传统分析相同——也可能相当短。

　　　　另外一个植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并与自我心理学有关的重要的、在当前很流行的进展是所谓“客体关系理论”。实际上，没有一个独立的、被广泛承认的客体关系理论。不同的心理分析理论家提出了众多观点，这些思想通常强调对个体的自我和对客体的内部形象（或“表征”）对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起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客体”一词是一个技术词汇，通常指个体给以情感和行动的另一个人。）

　　　　客体关系理论比弗洛伊德更注意前俄狄普斯阶段的发展。客体的内部形象（例如，“母亲”客体）被认为形成于这一非常早期的阶段，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决定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例如：一个男性可能发展起一种歪曲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女性看作养育的和支持性的；因此，他实际生活中与女性的关系注定要失败。因为她们不能满足他的幻想。这可能成为一个持续的问题。作为成人，这位男性可能从一个关系转向另一个关系，一次又一次地经受失望和挫折。

　　　　虽然客体关系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都关注童年的经历和个体的内部世界，前者更强调内部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人和情景的差距。后者更强调本能驱力和未能解决的俄狄普斯冲突这类因素的作用。

　　　　客体关系理论家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发生在前俄狄普斯阶段家庭中的影响）比在传统弗洛伊德理论中重点强调的内部生物因素给以更多的重视。至于治疗，客体关系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精神分析有所区别，有些保持较近的距离，而有些则给以重大的修正（要了解对客体关系理论的精彩介绍（以及“自我心理学”，精神分析思想中相关的发展），见麦克尔·圣·克莱尔的《（客体关系和自我心理学）》（Belmont，CA：Wadsworth．1986）。）。

　　　　由于哈特曼、埃里克森和很多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治疗中的假设和重点进行了改变，精神分析目前处于什么状态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像前边所述的那样，说今天的心理分析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尽管有传统分析师批评说精神分析被那些偏离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人所淡化了，但改变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这些修正防止了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变成一件古董。然而，最终这些变化将可能导致失掉精神分析的最基本的东西。

　　　　有人认为精神分析已经死亡了，只是在等待埋葬。他们认为重新强调它的重点或保持它的活力的拯救努力都来得太晚了，而且没有多少内容。（例如，见理查得．I·伊万斯氍卡尔·罗杰斯：他和他的思想》中卡尔·罗杰斯的评论（NewYork：Duton，1975），P。88—99。）与这些批评相反的观点认为精神分析，特别是它更新的状态，处于有着美好未来的健康状况。（例如，见卡尔文·S·豪和嘎德纳·林兹在他们的教科书《性理论》第三版中的评论（NewYork：Wiley，1978），P。75—87，和彼特·盖在《弗洛伊德论文集》的第一章（NewYork：Norton，1989），P。xiii…xxix。）对于精神分析在当代的状况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1993年Il月29日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其标题是《弗洛伊德死了吗？》里面一篇题为《对弗洛伊德的攻击》的文章，简要介绍了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活力和用处的正反两方面的各种观点。（关于这一观点，见罗宾·费因的第一篇短文，《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当代心理学》，1990年8月，35期，P。775…776。）

　　　　尽管有争论，尽管有批评家的消极评论，在当前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有很大兴趣的状况仍然存在，也许还在增加，标志之一就是发表的有关材料的数量。而且，心理学家对精神分析的注意也在增加：

　　　　更多的心理学家参加了训练机构和研究群体。他们在产生新的思想将心理分析运用到今天的问题中，如离婚和性别认同，并运用到新的情景中，如家庭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