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美丽和忧伤 作者:裴在美-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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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怀疑，他若不是这类事的惯犯，也必然有过几次以上的经验。
　　等我站到凄冷的街上，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望着自己影子发呆的当儿，才决定转到警察局去。
　　值班的警员是个十分乡气的青年。他自然对我很是好奇，尤其看我衣衫完好、头目清晰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后。他找来另一个年纪稍长的家伙，将我带进里面坐下。
　　口供做完，他问道：有没有受伤或是撕破衣服这类的物证？　我说没有。
　　他继又问我在此事发生以前是否处女？　我说不是。
　　他便摇摇头说：这样是比较难提出起诉的。
　　我说我并不想告毛利，我只希望把这件事登记下来，可以警告他一下。
　　那警员突然张开嘴傻笑起来，好像我做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
　　他说：这里是警察局，不是什么感化院。你要警告他，最好去找家长。我们这里呢只管办案，办案当然要讲证据。
　　没办法光凭你口说就去抓人的。
　　到此为止，我决意立即离开这个灯光森蓝、且不住有大黑蚊子向我腿间凶猛袭击的恶劣处境。
　　我发觉这里的一切，这些廉价公式化的桌椅、电话、痰盂、门墙，包括所有生命与无生命，以及那警员露骨的询问所给我的尖锐感受，实不亚于毛利的伤害。
　　我终于再次感到自己的愚蠢。这种愚蠢，实在不亚于我和任祥之间所做、所发生的那一切——包括我从他毛丛丛的臂弯中钻出，闻着弥漫满屋的体味；以及在机场当着他的众亲友搂住我亲吻，把湿湿黏黏的口水随意留在我脸上……那样的感受。
　　更荒唐的事还在后面。
　　我一转身往外走，便看到毛利正伏在门口的值班桌上，与那个乡气的警员说话。见我出来便像接回娘家的妻子一般，伸开双手，迎上来说：回去吧。
　　我将他甩开，却被他大力抱住往车方向走去。我终于趔趔趄趄的被他塞进车里去了。使我吃惊的是那两个警员丝毫未有前来盘问或阻止毛利的举动。我从车窗玻璃回头望去，他们两人笑嘻嘻地对我们指指点点，正在笑谈一对刚闹意气的冤家一般。
　　到了我的住处，他无言地跟着我上楼。或许是疲惫，或许是屈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再阻止他。
　　现在我想说的只是事情的经过，而许多事情的缘由已不是我能解释得了的。
　　我开了门之后，他又上来缠抱住我，这一回他倒没再用强，可是我也没有反抗的意图。我们三两步便倒在那片窄床垫上。坦白告诉你，到了后来，我竟渐转为主动和热烈的索求了。
　　那晚毛利把我到处吸咬得斑红一片，尤其在脸颊颈子的交接处。他借着月光看见都吓了一跳，随即却说：现在你有证据去告我了。
　　之后，他像遗弃一具尸体般，踢开我身上的被单穿起衣服来，走了。
　　我两天没去上班，巧的是，毛利也告了两天假。在第三天的早晨，我们竟不约而同乘同班电梯到达。毛利忙着应对其他同事，并积极淡化他们投射向我们的诡异的眼光，因此便很“自然”的忽略了正面与我招呼。几天之中，我们之间的变化的确很大，避免招呼彼此，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以后的日子里，公司陆续传出有关我们的风言风语。
　　以前，早就有人在安吉咖啡看到我们一块儿，同事更是经常看我们一起坐车回去。传闻揣测本来已经星星点点，自那两日我们同时请假之后，谣传一下子明朗地张扬开来。有人说我们一同去南部度假——在我即将去美国完婚之前：也有的说我早蓄意勾结毛利多时，终于趁他酒醉时得逞．那两日便是毛利陪我去医院堕胎……不外乎这类毫无想象的恶意八卦。由于我在公司一向独来独往，从未与谁一党一派，所以也无从向任何人解释起。这都是隔壁桌的王丽珠告诉我的，她说完便缄口不言，同时似乎把耳朵也关了起来。即使我再怎么表白：“你相信吗？　我是那种人吗？　明明一根羽毛却说成是一只鸵鸟！　”她照旧拉着一张小黄脸：“人家传得跟真的一样，谁知道你有多清白”那样的一种表情。
　　怪的是，谣言一面倒的把我说得十分不堪，对毛利却包庇之至。我推测或许他们以为我有婚约在身，对不贞的淫妇，痛加挞伐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才知道是毛利部门里的喽罗和“好友们”在他授意下所做的铺陈打理。那些人，全都是靠毛利批考绩加薪升等的。
　　原来这个社会，做对做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有一帮人给自己撑腰支持，明的为你出面说话和澄清，必要时暗地里还能替你散播小道消息。表面看起来是所谓的朋友，一国人，支持者，后援会……（　什么名义都成）　底下却是紧密形成的利益与利害结构。最后我才知道，这批谣传全是毛利针对我设计的，为了怕我说出他强暴的事，预先打底以障人耳目的阴谋。
　　好在我有一种“自欺”的本事，是自小遇到任何不敌的情况或尴尬无以排遗时练就出来的。那就是把受辱的对象当成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处理。如此，连带毛利留给我的伤痛，也一并像隔着层玻璃似的，感受得没有那么深切了。
　　当然这必须在我清醒、理智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但是到了夜间，却不能自主地做着悲惨可笑的噩梦。梦中总是乱七八糟的穿插着一些不连贯、也不十分具体的片段，情境诡异得恐怖，而相似之处是我在各个梦中，大多都没有穿衣。有一梦，是我被处罚清理厕所，那是一间似集中营内、供囚犯使用的便所，肮脏污秽不堪，而我被罚要用舌头把它一一舐净。
　　我在战栗中醒来，一身冷汗，喉头滚烫，感觉舌苔厚了两时。
　　这是毛利强暴我之后次日的晚上。
　　第二天下午，我拨电话去找到詹志高。他听见是我，一点也不惊讶，仿佛久等一位老友似的。我紧紧抓着话机，手心都渗出汗来，像是抓住了一块浮木。
　　傍晚时分，天忽然阴霾起来，立时下起豆粒大小的雨点。我顶着皮包小跑，天空在背后黑下一大片来。终于在温州街的一条小巷弄里寻到了他的诊疗室。比我想象得还道地，黑皮椅、长书桌、百叶窗，一壁书架，墙倒别致，三面漆黑——连百叶窗片也是黑的，只一面刷得雪白。还是初夏，他那里就开上很强的冷气了。
　　詹非常职业化地，让我坐黑皮沙发，他自己则坐斜角一只轻便的椅子上。他一举一动都那么顺溜轻松，一点不使人紧张，这大概也是他专业训练的能力之一吧。
　　我知道自己样子狼狈，半湿轻薄的洋装和大开v　型领口的底下，一定还留着毛利吸咬的红色印渍。我看见他的眼睛在那方寸上游移。
　　看吧。我突然不在乎起来，稀里呼噜捧着喝他给我倒的一杯热咖啡，瑟缩着一对膀子，必然像极了饿得发慌的难民妇。
　　他大概也有同样的直觉，递过一方薄毛毯子，又将冷气关了，我这才深靠进沙发，在黑皮椅上安顿下来。
　　我开始叙说我的梦境，一个接一个。一上来很吃力，我嘴笨，时常词不达意，解释了又解释，罗罗嗦嗦。而且，到底我们还陌生，这样在一间房里，做这样的事，的确让人尴尬。
　　尤其讲到那些难为情的片段，更让我掌心冒汗。还好他总是适时问我，给我一个摇头或点头的机会，避免作赤裸裸的描述。
　　逐渐我习惯了这种剖白的方式，大概就像脱衣舞娘当众表演脱衣，一开始难免怯场，到后来就跟在自己的浴室里解衣一样自然了。对他，不仅我能说，且有一种渴望跟他说，让他完完全全看空我，走进来。
　　“……这个梦，做过好多次。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皮肤晒得古铜，穿一身白亚麻布的西服，拎着提箱。
　　长得并不英俊，但很真实——整个情景都非常真实。雨很大，到处湿漉漉。我们在一道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相遇……他转过脸来，问我是不是也要下去跳舞。我们走下窄小的楼梯到灯光幽暗妖冶的酒吧里跳舞，还唱歌……你知道我根本不会唱歌……”
　　詹说：“不需要解释，讲你的梦就好。”
　　“……休息的时候我拿出口红来擦。他伸手拿过去，把它含在嘴里，带着笑凝视我……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接吻的表示？　”
　　“你现在这么想？　还是梦里这样想？　”
　　“在梦里。”
　　“是个色情的梦？　”
　　不是。我摇头：他是一个异乡人，住在一家叫“大容”
　　的旅社里。招牌“大容”是用楷书、烫金并且凸出来的字体。他总是拎一个提箱，上下出租车，这里那里的来来去去。舞跳得很狂野，在灯光下头发飞舞成淡金色……
　　“讲你做完这个梦的感觉。”
　　我摇摇头：“说不上来。”
　　“甜甜的？　不住的让你回想？　有点浪漫？　失落？　还是其他什么？　”
　　“嗯……其他。”
　　我们都笑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隔壁小间的电话响起来。詹说这只电话不是病人打来的，他得去接。
　　巧不巧，竟然是毛利。
　　聊了几句，詹从门框里斜出半个身子来看着我：你那位朋友——爱莲在我这里，要不要跟她讲话？　我立刻急忙摇摇手，似乎听到毛利在电话的那端也同时大声说：不要，不用了。
　　之后，詹大声笑起来：“是，我们这里也下雨……她是没带雨衣，你怎么会知道？　”
　　我的脸突然灼烧起来，可以想象毛利定是用他一贯揶揄的口气猜到我淋得透湿。他不说自己在雨天专找没撑伞女人搭讪的恶习，倒把我淋雨的习惯说成是一种勾搭男人的手段！　我恨毛利。他现在知道我在这里，一定会有不齿的联想。他会更憎恨我——除去我到警局告他的那一层之外。
　　挂上电话，詹说不早了，他建议带我出去吃点东西。
　　我鲁莽地打断他，强制地把他按回椅子里。
　　我要说——我原原本本地把毛利强暴我的事件抖了出来，我不漏过每一细节，包括后来他厚着脸皮跟我回家，我轻易让他占便宜的事都说了。
　　最后，我给詹看我身上的红渍子，一块连着一块，我把衣服解了下来。
　　他没有拒绝。
　　等我把身上衣服除净的时候，他开始吻我。
　　我们就在按倒的黑皮沙发上面做。
　　他一点也不害羞。我喜欢他的彻底、直接、大胆、竭其所需。我需要一双膀子把我紧紧搂住，唯有这样我才能忘掉所有的不快和耻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谁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最后还是他推开我身上的毛垫子，拉我起来，把衣服帮我一件件地穿回去，像对待一个小娃娃。
　　詹志高是有家室的人，他必须回去。
　　他送我回家的路上，我迷迷糊糊想着这短短几日内所发生的事情，感到若即若离。我也知道自己荒唐得厉害，但不知怎么，却不感到那么苦楚和彷徨了（　虽然这似矫情的文艺腔，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妥当的词句来）　。
　　回到住处，我疲惫得呼呼大睡，一夜无梦。
　　这以后，与詹志高的会晤，成了我固定的功课。
　　每三四日，我们见一次面。地点改了，不再去他的工作室，我们上旅馆。见面都在晚上，我们先讲话，什么都讲。
　　从幼儿园给老师打手掌心、罚跪的事，到小学时被大女孩子骗到厕所，解开上衣给我看她发育的胸部。
　　我在詹志高面前没有隐私、秘密，我总是里外赤裸。我甚至告诉他和任祥的一切，第一次在任祥的亲戚家里．任妈妈与任家伯母都往南部省亲了，我们关在卧房里，像美国青少年在家幽会一样，紧张得要死，把电视开好大声的人会突然回来。我不知道任祥以前有多少经验，那晚他是彻底的失败了，几个钟头之内我们尝试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气馁。
　　几天后他带我去郊外一家宾馆，终于成功了。但从始至终，我都有极深的罪恶感，一种被亵渎的感觉，愈想愈觉不值。
　　詹志高似乎很喜欢听我说这些事，他问的也很直接，却不使我难为情，然后我们做爱。
　　肚子饿了，就吃他带来的三明治、茶叶蛋、汽水等。光溜溜躺在床上吃喝，像一个室内的野餐会。让我联想到一张有微笑裸女的野餐油画。
　　“莫内。”詹嘴角浮起笑，“我看过，在罗浮宫。”有一丝得意。
　　我们哪也不去，只待在旅馆房里。詹有太太，他怕给人碰见。
　　何况他怕的人还不只一个——慢慢他全告诉我了——他有个情妇，当然也曾有过多次婚外情。但最近这个，对他痴情了两三年，这几个月来竟闹逼着他一定得拿出彻底的解决办法来，他碰见我的时候，正是这档子事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
　　“倒不是用你来缓冲，”他有点不打自招，“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