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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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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她在天津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的不下数百人。抵北平时,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党中元老如邹会、谢持、张知本,及陈璧君、陈公博等,纷来拜访恳谈。内子因事先无此心理上的准备,最初颇觉尴尬,幸而她尚有应变捷才,乃索性假戏真做,与各方代表酬酢一番。
  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为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六章: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一)
  民国十九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褥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概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子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忿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升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枝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藉,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而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喷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长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祟禧苦劝无效,终于八月通电息兵一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债,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薛岳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廖磊
  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韩彩凤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九月底发动,由白祟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军长旭初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十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据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窜,终于二十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窜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合夥。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缘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错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民国七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七章: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五月下旬在广州召集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民国二十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间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十二月十五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二十一年一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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