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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

李宗仁回忆录-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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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故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材,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有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二十三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则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唯一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洱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分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城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挺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则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枝“,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是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育年千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乡长和街、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由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二十二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货,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各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任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寮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祖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督。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路,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易。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拉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民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广的机器,大都构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材。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连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县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民国十七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流审。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究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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