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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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教育改革高潮。当时电机校广泛开展勤工俭学。同学们搞勤工俭学，唱勤工俭学。我们班在我的鼓动下，由我撰写歌词和朗诵词，郭金镛谱曲，我领诵，自编自演了《勤工俭学联唱》，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件事深深受到学校领导的赏识，夸我是一个全面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7年全国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干校当时因为忙于改制，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忙于帮助我们升学考试。这样，1957年夏季这场政治斗争的烈火没有烧到我们身边。不过，我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看到了这一幅烈焰图。又从家信中，得知我的小学的几个我敬爱的老师——罗校长、谭振林、彭树航等，因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或个别党员工作方面提出了尖锐性的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事实，在我赞美党的反右派胜利的激情中，却有一股并不全然理解的溪流混杂在我的思想深处。文革期间，我们给哈师院冯镇魁等一些右派平反，与我内心的这股暗流不无联系。这是后话。
在刚刚纠正了“冒进”之后，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赶美超英”的部署，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学总路线，各条战线开展比学赶帮，城市里搞大炼钢铁、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于是全国掀起了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就是当时称谓的“三面红旗”。这期间，全国人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限信任，怀着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热气腾腾，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我作为学生会、校团委宣委，在当时“赶美超英”鼓动下，心海激荡，感到坐不住学习的板凳。学习之余，常常为当时人们的斗志和干劲，蒸腾激昂的热情而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也经常夜晚被叫起来写宣传稿，或到现场为大炼钢铁而战的教职工呐喊助威。由于我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积极冲锋在前，因而分别于1958、1959年连续两年受到哈尔滨团市委嘉奖，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模范团员。这期间，我完全被当时的政治气氛所感染，感到自己生逢盛世，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就是在这种教改的热潮中，于1958年9月，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改名为电机制造学校，由技工校升级为中专。学校急需一批政治辅导员和行政干部，由于我的学习比较好，并且表现出好的工作能力，于是1959年3月，学校从学生中物色了我等几个学生，提前毕业，把我安排在学校政治科工作。对此，我十分高兴，我觉得好事连珠，跨步格外高远。我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对我如此关怀备至。我朦胧地有一种感觉，个人的意愿只有融化在为公的奋斗之中便能实现。我后来上大学期间方意识到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向民主主义思想的初步转变，它是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飞跃。
1959年前后，全国教育界中专以上学校，大都选调出一批优秀学生出来工作，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从学生中选拔出来当干部，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我就踏上了教育界，并且基本上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踏上教育界，对我的人生旅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把当发明家、诗人和作家的意愿，一时抛在了脑后。
我到政治科并没有一开始就当政治教员或做政治辅导员，而是要我办一张正式的铅印学校小报，当专职校刊编辑。
小报为对开四版，只出了三期，因为纸张困难而被迫停刊。但是，这三期编报对我提高极大。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编委班子，但实际上，每一期报纸，从策划、组稿到编辑、版式、美术设计、联系印刷厂、校对，以至于最后发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有时候，因为有的稿子经过学校领导审查清样之后，有所增删，需要调整版面，及时作出补白或删改别的稿子。我记得出“七一”特刊时，因为何校长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又作了删节，在印刷厂处理最后清样校对时发现出了一个空白。必须将其填上。当时时间紧，印刷厂等着上机，来不及再找别人写什么了。在工人师傅的鼓励下，我即兴写了一首七绝，用偶得作笔名。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受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击掌叫好。报纸印出来之后，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也报以赞扬。
回忆起来，这短短的三期报纸，使我受到一次全面的锻练。
首先，它迫使我抓紧时间学习。为了办报，我订了一份《新闻战线》，结合这份刊物，我还学习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文章，细心地阅读了当时《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几乎所有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这些报纸的副刊，我无不贪婪地阅读。此外，我还阅读了其它书刊资料。通过这些阅读，领会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和研究有关办报的基本知识，有力地提高了我的写作和编审能力。
第二、通过办报，促使我加强了时事政治学习，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学会了从报纸语言中，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体会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技巧，提高了总体策划、统筹全局、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
第三、通过办报，学习了同校内外各方面打交道的一些方式、方法，体会到在何种情况下原则性和灵活性应如何统一的一些策略技巧问题，加强了应变能力。
第四、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抓紧时间是多么重要，理解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含义；更知道，要做好一项工作或完成既定目标，必须造成一种势能，进入一种状态，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五、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办法从实践中来，从别人中来，只要自己不耻下问，肯学习，肯请教别人，就会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就会找到启死回生之力，有使不完的干劲，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事情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强化了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养成了学习、工作，定计划、讲效率、抓零凑整的好习惯。
校刊停办以后，学校就要我当政治辅导员。当政治辅导员不久，因为得了急性胸膜炎而住医院。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得的重病，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职工的亲切关怀，从医院出院以后，又送我住疗养院。这使我特别感激。在疗养院期间，我向学校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里，首先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我这次生病，高烧不降，持续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及时送医院，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接着，我提出了想当政治教员的想法。没想到出院之后，学校领导即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是个中技毕业生从事中专教育，既感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表明我具备一定的水平，又感到知识的匮乏和饥渴。因此我特别勤奋和努力。一是抓紧时间读书；二是认真备课，努力搞好教学，并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我想，我一定要把教学搞好，不要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遵循母训：做什么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政治教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达到自己定的这个目标，艰苦奋斗，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并安排好时间，有计划地进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在当时提倡读毛主席书的时候，《愚公移山》这篇小文章真正激励了我。
当时，我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太少、知识不足。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汤余丰。根据他的指点，我定了个自学计划，从三个方面抓读书，使之既适应当前需要，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的基本做法是，结合形势选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结合教学选读基本教材和报刊；结合个人文学修养和思想进步选读有关教材和著作。同时，我约半个月左右准去一次新华书店或旧书店，寻找出版文脉和旧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60年到1962年，我每天5时起床，锻练半小时之后，就进教研室读书，到7时半到食堂吃早饭；晚上6时半开始，再次回到教研室读书，9时半回寝。早晨，主要是配合《中华活页文选》（共四册），读高中语文课本、文学知识和诗词。那时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使我读了不少书，大大弥补了文学、诗词知识，提高了对古文的阅读和理解力。
1958年，玉梅从农村考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到60年代初，我要求将她调来哈尔滨工作，学校领导很快就同意了，要人事科办理有关手续。6月份，没想到武钢人事部门办事过于从简，不给这边回信，就打发林玉梅带着她的人事档案，到哈尔滨来转工作。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回，我们不用再唱牛郎织女会天河了。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哈尔滨的人事、城市户口一律实行冻结。学校有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俩更是跑断了腿，到处说好话，也无济于事。无可奈何，我们商量，她只能再带着档案打马回程。这件事我一点也没有为难学校，对此，学校领导多次表扬我，认为我能从大局出发，克服自我，表现了良好的思想品质。而我当时想，事实明摆着，这是不得为而为的事，她不回去又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可学校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这么理智。这件事，后来我认识到，这时候的我确实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我确实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问题、办事情。
花时浪过如春梦。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60年代即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历史背景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年轻的心灵开始承载共运、国运的变迁。
毛泽东怀着宏伟之志，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经济搞上去，通过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推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事业，天公并不作美。从1959年开始，全国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加上后面我们要说的苏联背信弃义，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1960年到196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次调整。一方面农业欠收，工业因投资过热而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当时称为的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为了继续上重工业、上国防，搞“两弹一箭（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又不得不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够的口粮副食去换苏联的技术。一位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哈工大毕业生陆正标对我说，他当时正在导弹基地工作，苏联的技术资料用秤称，而且还要加上厚厚的封皮。为了换取这些资料，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用我们的廉价的粮食和副食品换他们昂贵的技术资料。同时他们还逼着我们还债（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军火费）。中国已经够困难了，他们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鉴于当时的斗争情势，又有许多不便公开之处（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援朝军火支出及其对苏的债款直到21世纪之初才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勒着肚子，许多人营养不良。对此，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开始怨天尤人。原来一片赞扬声中，这时夹杂着一些不谐调的高音。毛泽东发现了党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指出1958年以来，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对此，毛泽东依据他的原则和理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对于某些工作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是对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全盘否定。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谁是谁非的关键时刻，要求与会者作出站在哪一边的抉择。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彭真等，站在毛泽东一边。在这之后，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在我国教育战线，搞了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围饶庐山出现的论战，搞“三面红旗”教育，在中学、中专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常识正面教育。我按当时中央指定的读书目录，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联共党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语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