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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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围绕列宁主义是否过时同苏共展开了国际大论战，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两部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当时《红旗》杂志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六论：《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当时中央和地方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
1960年还是《毛选》四卷发表的时间，我结合到市里听省市领导关于毛选四卷学习辅导报告，学习了毛选四卷。
结合个人文学提高和思想修养，我还读了毛选前三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红旗飘飘》丛书革命回忆录、《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等。还有当时一些著名的小说，像《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当时的许多电影，我也是带着革命感情去读、去看的。
还有，我结合当时的教学、学习和工作，对于《红旗》、《中国青年》杂志，以及我省我市出版的《奋斗》、《学理论》杂志，差不多也是每文必读的。
应该说，我又教又自学，以及当时的业余生活，周围的环境，对我人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为列宁、斯大林以及我国中央报刊、出版物所阐述的伟大历史实践的问题，其深刻而透辟的哲理，严密的逻辑性、出发点的人民性而折服、倾倒。在当时，我觉得马列主义的道理很多，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迄今为止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历史并不是凭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总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向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进程不能只是看个别问题、个别枝节，要看大方向、看主流。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强加的，也不是内部什么人制造出来的，而是反动派压出来的。要否定革命必须否定革命领袖。三是革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一个革命的政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比较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革命观，我赞成毛泽东。在国际上存在一股否定共产党领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潮，它们不是研究如何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通过否定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借口形势变了，要开历史的倒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们是修正主义，极力迎合资产阶级。在我们中国，是毛主席面对反华大合唱，面对修正主义，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年青的理论工作者而无比自豪。在当时，我们教研室几个年青老师以及我的其他年轻朋友在一起谈论起来的时候，个个是那么骄傲和自信，也使我从中受到感染和激励。
1974年我在锅炉厂当副领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有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韩同志问我：“为什么学习理论？”我告诉他：“学理论就是要解决红旗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下去，也就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干什么，革命能否胜利？一句话，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段学习，我从心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感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正气昂然，具备雄伟之气，激发人的意志，唤起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教导人们为多数人服务，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想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急，教人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催人奋进，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使人心明眼亮，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充满自信和有力量。这一段学习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愿意把自己献给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确立了这个永远不变的宏远大志。
二是从理论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做工作的方法。比如，我担任班主任，第一个班我就没带好。教训很深刻，刚一开始工作，热情有余、方法欠缺，不尊重学生，发现个别学生违纪或表现不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就批评，看似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其实，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因而不被学生理解，甚至还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后来，我学习了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结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感到做班主任不是去监督学生，而是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出发，科学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他们当中谁有病，我就领他（她）去看医生，给他（她）送病号饭，安排休息；他们当中，有的是走读生，迟到了，我不是说，你怎么迟到了？而是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道上塞车了？等等。我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每一个学生家长，了解了各个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对自己学焊接，感到无聊，没前途，我就把全省劳模梁彦德请到学校，同他们座谈，帮他们端正学焊接的认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我这样做以后，学生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我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恰，学生把我不但看成他们的老师，而且看成他们的兄长和朋友。我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经过这种努力，我所带的这个班级——焊51班，整体向上，在各种活动中，成为全校的优秀班级，涌现了一批好学生。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前一个班，我很累，但事与愿违，而后一个班，我却感到工作起来十分轻松愉快，而效果极佳。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光有热情不行，必须从尊重人、关心人开始。这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但可信而且可行。
三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帮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主席，并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任何时候也不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理论学习和当时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旗飘飘》以及《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文艺书刊的阅读，常常使我心情激荡，感到做人要做共产党人，做事要做革命事业，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如果为了共产主义需要我去献身，我也会无愧于前人，慨当以慷，面对我的敌人大笑。
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勤于工作，深受学校和学生好评。从任职到1962年我上大学为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尽管如此，我深感自己在教师队伍中学历最低，学识浅薄，不完全胜任，“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在准备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我总感到自己在人前低人一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在1962年我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这是我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自觉选择。也是主客观原因促成的：一是家庭困难，不能依靠父母供学，上师范不要学费，我可以享受调干待遇；二是我已经是老师，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职业崇高，塑造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人才。无论什么人的成长，一不能离开父母教育，二不能没有老师栽培；三是我没有学外语，考师范外语可以免试。这次参加高考，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只用了20来天时间，主要是突击复习历史知识。据政治系一位领导告诉我，那一年，我的成绩是全系最高的。我想，这是对我在电机校的几年刻苦攻读的回报。
在我离开电机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表示了最美好的祝愿。其主调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做个革命者，为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在这些祝辞中，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文冶秋写的摘录加里宁的一段话（大意）：
在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千千万万那些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战士，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是暴风雨中的雄鹰，敢于搏击长空，迎接战斗，去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是想提醒我的年青读者朋友，在我们那个时代，对青年最美好的希望和祝词，不是发大财，而是要革命，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这一代人，开会必论毛泽东，唱歌必唱《东方红》，谈前程论做革命接班人，议世界不忘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未解放，放眼全球，五洲震荡，反对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满耳听到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保持革命本色的师教、党团活动和班会勉词。上大学期间，正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录的热潮之中，中央一个个领导挥毫题词，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汇成一个中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把革命当作宣言、指南针和行为准则，人生事业成败的试金石。把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看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每一个中国青年无不以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荣。当时的我，自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时代培育了我，造就了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舆论，当时的自我认识。一位学者说得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努力、他的聪明才智，而决定于他在人群中有多少自我牺牲精神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进而形成一种评价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教导，因为我们从小受的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致的教导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不能超脱的“舆论一律”；在那个时代，在文革前、文革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最重要、最令人感到语重心长地，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谆谆教导”。不理解这些，就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后来的那场运动。
写到这里，我回忆的思绪便闯入最沉重的梦境，坠入往事如烟的茫茫大海，拼力摇动我的双臂，注目寻找进入历史大门的钥匙和纷杂线团丢失的线端，心潮澎湃。曾经为之感叹的事情，容易让人们丧失记忆，而深入的回忆和思考引起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使那些近乎消逝的记忆，重新奇迹般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上大学期间，在国内，正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大调整，各项事业按照新的规范进行。高校是《六十条》。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通过听内部不作记录、不露报告人名姓的传达报告，认为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根源是自然灾害，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国还债，是雪上加霜，也有工作上的失误，但这不是主要的。所谓天灾人祸。这人祸主要是指苏共对我国的背信弃义，逼债还债。而不是某些人讲的我国三年困难主要是毛泽东个人领导失误造成的。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推行“三和一少”，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妄图以“苏美合作”，控制中国，使之成为他们两国的附庸。他还利用我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暂时遇到困难之机，向我国施加压力。于1960年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声称苏联决定在9月1日前，撤回援华全部各类苏联专家，共计1390人，中止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同项目257个，同时强调，由苏联专家一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的关键部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又逼我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号召全国人民要不怕“鬼”，并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