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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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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婚姻,对于我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叙述。
  我于1948年春季入小学,按照当时已经改变秋季入学的做法,我得耽误半年,才能考初中,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没有征求老师、家长意见和处理办法的情况下,在四年一之后,跳入五年级,所以小学只念了五年半。一开始,因为我是自己跑到五年级的,学校怕引起连锁反应,班主任老师采取不承认主义,点名时故意不点我的名,我就自报姓名,如是反复了一周之后,学校见并无不良影响,便承认了既成事实。到五年级,虽然我跳了一期,每次考试,我还是成绩最好。这是我第一次自我主张、自我实现,心里感到很得意。
  我学习好,在长沙市住的大嫂很喜欢我,鼓励我小学毕业之后,到长沙市读中学。于是,1953年我小学毕业考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那个时候,长沙市各个中学自主招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那年,七中放手招收了22个初中班,每个班50人。在学校大门上张贴的录取大红榜上,我名列前茅。
  我一方面十分自信,自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所向顺利;另一方面又温文尔雅,胆子小,见生人说话脸红,做事常常勇气不足。一方面崇尚浪漫,充满自信,有从事人间一切的情趣和愿望,容易激动;另一方面又理性太强,遇事总好三思,不想好主意并不盲动。我由小学进到长沙市中学读书,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人生的这种矛盾性格。
  我是个乡下孩,初次进城,既觉得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好奇;又觉得山外有山,似乎人人都比我强;我因为要改变家乡土语,长沙话说得很别扭,又要不分,跟更一音,听别人讲话流利、动听,拿腔拿调,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所以感到很受拘束、很不自在,似乎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笑话我。这样,初到长沙市,我特别想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感、陌生感、孤独感。到学校报到登记之后,又在大嫂家住了一天,想爸爸妈妈受不了,竟又坐火车径自跑回了老家,是我其哥把我再次送到七中,我才开始了新生活。这件事,直到现在,我的兄嫂还常常引为笑谈。这种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断奶”。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关系甚大。我算是第一次战胜自己,克制了离母的一段最痛苦的情感。否则,也就没有今日的我了。
  七中座落在长沙市黑石渡南侧的一个叫做丝茅冲的地方,与长沙市著名的烈士公园的东南隅毗邻。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
  初中部离黑石渡不远,校舍建在一个山坡上,美丽的浏阳河从这里擦边蜿蜒流去。从高中部校门口往南走,经过一条S道,就可以看见初中部的新楼耸立在江边黑石山头上的一片翠绿之中。山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大高坡。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平地。站在教学楼的长廊式平台上,凭栏极目,汪洋弥望,阔远齐天,河水银凌,日出喷薄,彩光纷呈,云霞灿烂,鸥莺争鸣;一艘艘运帆,不论什么风向,总是鼓帆前进,教我们好费神猜;一叶叶渔舟上,戴着斗笠的渔民,或张网打鱼,或以鹭鸶捕鱼,我们不断为之喝彩。晴阳气清,微风拂面,水面上不时还传来阵阵歌声。面对这诗情画意,少年的我,常与要好的同学向多祥、陈孟桃、周群辉、周长辉等,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人生。不时或引吭高歌,或吟诵诗句。《浏阳河》成了我的保留歌曲,逢联欢会必唱,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唱的缘故;我的爱好写诗,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记得我在初二写的一首《浏阳河咏》,还得到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彭树植的好评。从教学楼西下,是一条随坡而走的青瓦木柱长廊,一坡三折,直把我们送到食堂。由食堂出来,向西穿过一条林荫柏油路,道南是学生宿舍,道北是约一米半高的陡坡,下面有南北宽60来米、东西可以拉开四、五个篮球场的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往东直通向浏阳河,其西北就是烈士公园的东南角的一个高坡,砌着围墙。翻过山东半岛式的这座山坡,七中高中部便映入眼帘。
  初中部处于山岗上,山水成趣,环境典雅,风景优美,好像一幅水彩画,是长沙市不可多得的一所美丽的学校。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我生长、学习的好地方。以我这个农村孩特有的冲劲,加上老师的辛勤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在各方面得以出色地成长,日益进步。初一,我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全校奖励大会上,学校授予我“全面发展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贺校长亲自授予我特别奖章,并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在发言时,其中一句“因为如此”而引起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回到座位上问及同学才知道用词不当。在知识分子面前说话多难啊,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仍然感慨这次教训。
  我在初一加入新青团(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初15班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初中部的少先队辅导员,一般由高中青年团员担任。由我担任与我同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还是头一个。初二,我获得长沙市优秀学生称号。初中阶段,我还是班学习委员,校少先队宣传委员。
  频繁的团队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我过早地关心时事政治,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小就比一般同学接触领导多,受到的政治熏染多,从而加深了对党团组织的联系和感情。增加了见识,比别的同学学的东西多,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使我学习主持会议,学习听取不同意见,引导不同意见走向统一,等等。
  但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发明家、作家和诗人。小学、中学作命题作文谈理想,我都是写的要当一个发明家:小学时,我写的是造轮船;中学时,我写的是造飞机。我最喜欢的课程一是理化,二是文学和诗词。我非常敬佩爱迪生,一心想当爱迪生第二。我认为最称心的是,将来既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又是一个作家、诗人。应该说,这后一个志愿,直到现在也没有死心。读者将会在我后面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一点。
  初中毕业前夕,我还荣幸地参加了空军飞行员体检,可惜无福,因在进行蹲位体检时发现我有支气管炎而被淘汰。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当飞行员的喜讯,却传遍家乡。体检后的一天,我姐夫特地从乡下来到学校看我,一见面就说代表我父母及亲友前来报喜,把我搞糊涂了。原来参加飞行员体检,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认政治合格后才有资格。我虽然没有被检查上,但我深知,能当飞行员的人,是政治上的绝对可信任者。对此,足足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度过了好几个不眠夜。
  龙欲升天待浮云,而人之初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条件,我体会最深、感慨最大、遗憾最多。初中毕业时,我怀着极大的抱负,报考了高中,以优异的成绩又被长沙市七中高中录取,并安排我当学生干部。但是,因为我家里困难,父母供不起我的学费,只好辍学回乡了。这对于我是极不愿意的事情。为此,我哭闹了好几回,并且对我母亲说了一些后来看来十分非礼的话,令我父母伤心。我说,有一个同学在交学费时,大多是一些分子钱,后来学校问明原因,才知道是他父母卖油条一次次积攒起来的。我母亲说,我们在农村,你叫我到哪里去卖油条、给你攒学费。这样闹哭了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干我不愿意干的农活,心里只盼着奇迹出现,有什么能人把我从农村拔出来。我第一次感到家贫使我不得展其志。我想,任何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家庭,如果人真能够像佛教说的轮回转世的话,那么,来生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富裕家庭。
  说也奇巧,不到两个月,喜事果真自天而降。
  我是在国家百业待兴之时初中毕业回乡的。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始,方方面面都亟需要各种人才。那时我国还是文盲充斥,初中毕业生就是小知识分子了,很为社会重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8月,电机部抚顺干校到乡下招收初中毕业生,每月工资37元,带工资学习,两年毕业后,在电机部所属的工厂做技术员。初中毕业生学习两年当干部,而且在校念书期间就享受干部待遇,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福音书自天而降,是一件了不得的美事。我以为天公赐福,立即报名应考。我是个优秀学生,一考即被录取。我和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虽然我要背井离乡,到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抚顺去念书,但是,我父母却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祖宗积德,范家第一个到外面去搞事的人”。父母亲逢人就讲,这是党的好政策呀,新国家这么重用人才呀。父母对我的挂念之情,完全被儿子的远行“搞事”的喜悦给取代了。我自己也是喜不自胜,再没有那次上初中“第二次断奶”时的难舍难分之感了。
  电机部干校只在抚顺办了半年,就迁至湘潭市下摄司。我虽然一度因没能上高中而懊恼,特别是接到一些上高中的同学的来信,情绪曾经一落千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细细思量,想通了我的父母力不从心,也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斗转星移,环境的转换,条件的变迁,自己那些不能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想法,此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谓“乐不思蜀”。我第一次听人讲“随遇而安”的哲理,不要去苛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想,也就坦然了。干校是全新的,只有两个班。我被分配学习化验。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班,两个班加起来一共100人。这100人,大部分来自长沙、湘潭、株州等市郊较贫的家庭。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浙江同学。干校只办了一年,但这短暂的日日夜夜,同学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课程安排紧凑,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缘故,加上大家都是远离家乡的江南农村孩子,一个个十六、七岁,充满理想,天真无邪。所以,彼此坦诚相见,友谊与日俱增。干校的生活,至今在我们这些同学之间回忆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宣委和班学习委员,提高了说普通话的水平,增强了策划能力和开拓能力,学习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学习努力,又在出板报,搞宣传,办晚会等方面,冲锋在前,很快便成为同学们的核心。无论湖南、浙江同学,都愿意同我交朋友。
  然而,来得突然的好事,往往也是去得匆匆的。因为1956年国民经济“冒进”了,根据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属于盲目招生、招干、招工来的,按着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必须来个哪来哪去,将我们全部退回去。但是,因为后来有的地方这么做之后,出现了群众闹事的事件,于是国家便改变了初衷,采取了调整政策。即为了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动员我们升学,答应保留干籍,拿工资的70%即1965元,享受调干待遇。当时,动员我们报考的只有中专4年和中技两年两种,我因为家里困难,只好报考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学车工,半工半读,同样地享受调干待遇。于是,1957年9月,我再一次北上,来到了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开始了我的半工半读的新生活。尽管我在口头上,多次发出豪言壮语,当个光荣的红色工人,甚至给家里写信漫夸自己学习轻松愉快、成绩好。不过,内心深处,觉得像自己这样学习好的学生当工人是屈了材,有一种不改变这种地位绝不罢休的强烈愿望。同时,个别老师讲课时常发出讥讽之语,伴有瞧不起工人之言,这更使我的心境不宁。家庭的境况竟是如此使人不能开心颜、令我不得展壮志:难道一个人的家庭条件真的铸就人的一生吗?不,我要奋斗!
  到技校学习,我确实感到特别轻松。为了改变我的境况,我暗自下定决心,排除困难,努力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我想,惟有学习好,才有出头之日。我的成绩突出,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和良好的群众关系,我担任学生会、校团委宣传委员。我除了按时出版黑板报以外,还利用学习之余,办了一个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报和一份诗刊。这期间,学校打字室的朱老师教我学会了刻钢板、套色油印等技术。我们印制的套红色的小报和诗刊深受校领导、团委和师生好评。1958年,随着大跃进,全国掀起教育改革高潮。当时电机校广泛开展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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