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阅读材料-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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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角度上就是金融恐慌的演变过程：政府实行“雷亚尔计划”，将货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同时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吸引国际投机资本，搞债务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债越积越多，而且大部分是追逐巴西高利率的投机资本。外债继续滚雪球般地增大，危机也就日益增大，当债务人宣布推迟或无法偿还债务后，债权人就开始大量撤回资本，进而引发从债券市场到股票市场到外汇市场的全面的金融恐慌。
2。阿根廷金融危机
受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从1998年开始，阿根廷经济就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之中。进入2001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衰退，阿根廷不断凝聚着金融风险，终于在7月份开始爆发：证券市场发生空前规模的动荡，主要股票指数和公共债券价格暴跌，国家风险指数猛升至1700点以上，资金大量外流，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严重下降，政府几近破产。2001年11月30日，民众大举到银行提款，挤兑美元，一天之内阿根廷银行体系就流失了10亿美元的现金，同时，银行间比索隔夜拆借利率暴涨至300％，失业率飚升到20％，创历史最高记录。
1991年，阿根廷政府为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出人意料地实施了大胆而激进的货币局制度（固定汇率制）和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货币局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货币发行以100％的外汇储备为货币发行准备，并与锚定货币保持稳定汇率的特殊货币安排。阿根廷的汇率制度大致是一种跛足的货币局制度，比索的锚定货币为美元，但阿根廷并没有100％的美元准备来支撑比索。
阿根廷经济规模较大，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职行为，包括不适当的大规模借债；国内税收征管不严，逃税严重。长期实行的货币局制度阻碍了阿根廷经济的独立健康发展。经济发展出现的反复表明，阿根廷长期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币值高估对其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是外贸形势恶化，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大。在货币局制度下，政府无法采取货币贬值以及降息等措施来振兴经济，只能面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而且，阿根廷经济决策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贯奉行“单一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这大大降低了应变能力。
第一、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都是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基本前提。固定汇率制人为确定货币兑换比率，不能反映实际经济变动对实际汇率造成的影响，当内、外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差距增大，而名义汇率向实际汇率回归的性质要求可能就会以货币危机的形式得以满足。就本质而论，固定汇率制更易诱发货币危机，政府承诺的固定汇率通常等于诱惑外汇投机。同时实行资本项目开放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最易遭受国际投机性资金的冲击。由此可见阿根廷政府的这一大胆举措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所在。再单独联系到第二代理论，由于阿根廷政府在维持固定汇率制时，对成本和收益比较估计失误，没有及时调整固定汇率制。因此政府的严重失职行为也是一大根源。
同时，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受到了巴西金融危机的影响。雷亚尔的贬值大大增强了巴西的出口竞争力，而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阿根廷在没有良好国内经济作为支持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使其货币贬值，反而将这种固定汇率制视作为一种资产，从而再度使其币值更加高估。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出现了持续三年半之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各项经济指标严重恶化。这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对维持固定汇率制成本收益估计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导致了金融恐慌。
当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情况，不断得进行拓展和完善，使理论能够更及时，有效的为金融危机的防范和解决提供理论论据和决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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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及其防范
内容摘要：在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严重的危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存款保险制度本身蕴含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实施审慎性监管可以降低道德风险的程度，也是存款保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所以，我国严格执行审慎性监管规则不应该迟于推出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 道德风险 审慎性监管
一、存款保险公司倒闭的前车之鉴
美国银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这次危机中，银行倒闭数量陡增。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倒闭的银行数量超过500家；在大萧条期间，则超过了2000家；30年代中后期，降到了每年不到100家。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1934年）之初的半个世纪中，银行倒闭的数量非常低。从二战结束之后直到1973年，银行倒闭几乎已从公众注意力中消失了。1973年和1974年，两家大银行（圣迭戈国民银行和纽约的福兰克林银行）倒闭；在1982年到1992年之间，大约1500家银行倒闭，占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全部银行倒闭事件的3/4。到80年代末期，银行倒闭频率已经增加到每年200家。直到1993年，银行倒闭的频率降低下来。当年银行倒闭了42家，是1982年以来银行倒闭最少的一年。
更严重的是：在这次银行业危机中，存款保险公司也深陷其中。频繁的银行倒闭事件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担的损失过度消耗了FDIC拥有的资源，使其几乎走到了崩溃的地步。幸亏银行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复苏，FDIC才得到喘息和恢复的机会。然而，另一家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则不如FDIC那样幸运。1989年，美国国会预计FSLIC的赤字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这严重地激怒了纳税人。新上任的老布什总统建议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化法案》（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 FIRREA），对破产的储蓄贷款协会（SLAs）提供额外的1000亿美元注资，并关闭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 FHLBB）和FSLIC，作为对它们的惩罚。同时，该法案规定在财政部下面组建的一个类似货币监督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的机构替代了FHLBB的职能，FSLIC的职能则被FDIC取代。
存款人和纳税人分担了两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损失。在FIRREA法案实施之后，FDIC管理两个基金：银行保险基金（BIF）和储蓄机构保险基金（SAIF）。为弥补两个基金的损失，FIRREA允许FDIC立即提高保险费率：SLAs交纳的费率从每100美元20。8美分提高到23美分，还可以继续提高到32。5美分；银行的保险费率从8。3美分提高到15美分，后来在1991年提高到23美分。据考夫曼估计，FLSIC最后的损失达到1900亿美元，米什金则估计整个救援行动花费了1500亿美元。无论哪个数字更加准确，都已经远远超过SLAs行业所能支付的数额，以至于大多数费用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存款保险制度从此失去了戴在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光环，学者们开始理性地反思这次危机和存款保险制度。
州立存款保险机构的命运更加悲惨。直到80年代中期，一些州的SLAs的存款由本州发起成立的保险机构提供保险。在俄亥俄州和马里兰州，州立存款保险机构的破产引起了大面积扩散的经营困难，两个州蒙受了巨额损失，一些存款人也受到了损失，还导致了其它州的存款保险机构受到挤兑。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FSLIC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中的大部分是由于道德风险造成的。考夫曼将FSLIC的损失分为两部分：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利差损为主）（利率在1979年底到1981年之间迅速上升，SLAs长期以来发放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出现亏损。此外，由于利率上升，经济在1981年和1982年出现衰退，某些地区的不动产价格大幅下降，导致SLAs发放的抵押贷款违约率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据他计算，在1983年以前，FSLIC的损失几乎全部来自利差损，在1981和1982年间曾经接近1000亿美元。在1982年和1983年之间，由于利率急剧下降，利差损在1983年年中降低到200亿美元。此后缓慢增加，直到1992年年中，利差损还不到600亿美元，占当时FSLIC的全部损失1900亿美元的30％。然而，由于道德风险愈演愈烈，从1983年年中开始，SLAs行业的损失迅速翻番。到1987年年中，FLSIC的损失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尽管当时FSLIC公布的估计大大小于这个数字。到了1989年年中，官方的估计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到1992年年中，总共花费了1900亿美元来消化损失。
存款保险制度把存款人从银行倒闭的风险中解放出来，把银行（不分健康和不良）从被存款人挤兑的风险中解放出来，从而鼓励存款人和银行经理承担更大的风险，特别是鼓励存款人与失去清偿能力的银行“合作”，在双方各得其所的同时，将成本转嫁给存款保险公司。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使存款保险公司的损失不断扩大。
一方面，资不抵债金融机构的经理们并不甘心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普遍实施“为生存而赌博”的策略，也就是投资于风险很高、潜在收益也很高的资产。这些高风险资产包括商业房地产贷款、为杠杆收购提供资金的垃圾债券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等表外业务。如果成功，他们经营的机构可以摆脱资不抵债的状况；如果失败，存款保险最后来买一张更大的单。存款保险公司买单的行为意味着银行的内部人可能受到惩罚，但是单的大小对银行来说没什么关系。所以，对银行经理们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博。甚至对存款人也有益（得到高额利息）无害。对存款保险公司则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赌博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