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阅读材料-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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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被迫违约，投资项目被迫放弃，金融危机就会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投资者因墨西哥国内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动荡而影响到信心，从而引起短期外资抽逃，造成流动性危机。
墨西哥国内的金融体系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墨西哥国内金融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贷市场规模迅速扩张，银行信贷年平均扩张率为27％，其中，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更是高达51。9％。由于银行缺乏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会计信息特别是贷款信息又披露不足，信贷的迅速扩张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银行的流动性负债的规模以年平均43％的速度扩张，加剧了该部门的脆弱性。货币供应的过度增长，导致了利率的降低，在客观上鼓励了消费、进口的增加和投机的盛行。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六年间股价上涨了十多倍。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对经济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银行流动性负债规模的扩大不仅加剧了银行部门的脆弱性，而且也增加了银行挤兑的风险。
墨西哥充分注意到了盲目扩张财政赤字、外债规模以及高度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恶果，采取了宏观经济稳定化计划。因此，危机爆发之时，关于经济危机万用宏观指标（低增长率、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低储蓄率，低投资率、实际汇率升值、债务负担过重等）的解释能力不强。外部经济环境也十分有利，例如全球贸易稳定增长，西方工业国家的利率低而且稳定。对于这些事实，原来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显得解释乏力，而第四代理论模型正给出了一个较为恰当的解释。
（二）东亚金融危机（1997）
自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使他们的经济在1998年都呈现负增长，而在1997年之前，增长率超过5％。这次危机的主要特征是：（1）危机发生时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性。（2）危机发展的异常迅速性。（3）危机过程的延续性。（4）危机波及范围的广泛性。（5）危机后果的严重性。
Dooley（1997），Krugman（1997）和Makinon（1997）等人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Sachs（1998）等人提出的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都对东亚金融危机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另外，东亚金融危机也可用羊群行为理论和金融恐慌论来解释。
1。 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模型是基于亚洲国家政府、银行和企业的特殊关系而提出的。亚洲各国普遍存在中央银行、政府和商业银行关系密切的现象。政府宁愿保护金融业，也不愿关闭破产的银行和金融公司。政府对银行和大企业的保护、受政府引导的投资、有效信贷审查和监督技术的缺乏，以及对增长源泉的错误理解，共同构成了发展中国家道德风险产生的基础。Park（1998）就曾指出道德风险在促成韩国金融危机爆发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以为，韩国政府不会让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公司倒闭。政府的隐含担保还体现在对待业绩不佳的金融机构上。事实上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隐含的保险措施。亚洲国家还普遍存在政府干涉银行贷款，这易于产生大量银行不良债权。同时，亚洲各国普遍未能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监管不严使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更加严重。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行为也由政府的隐含担保而产生。金融机构虽知道他们是投资于高风险低利润的企业，但仍然有恃无恐，因为如果成功，就可以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一旦失败，政府则会出来收拾残局，以政府资金来援助。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这种担保承诺，使银行产生一种只得利、不承担风险的所谓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这种道德危机自然导致过度借贷行为。东亚各国金融机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监督管理机制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危机。
正是因为亚洲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负债存在默示的担保，加上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的过度干预，普遍存在政府指令性贷款，以及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够，监管不利，使金融机构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产生不良贷款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在经济繁荣时过度供给资金，助长泡沫；在危机发生时又争先撤出资金，恶化危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和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亚洲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依赖外来资金的投入，相当一部分是借款而不是直接投资，而且是短期借款。借款不仅每年要偿付巨额的本金利息，而且当形势发生不利的变化时难以继续展期，积累了巨大的爆发债务危机的能量。
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以银行中介融资为主，曾经构成东亚国家金融结构的基本特征。在以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密切联系，这不仅体现在融资和金融服务上，而且体现在两者之间在经营甚至所有权的相互联系上。所以，以中介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常都会演变为以关系纽带为基础的金融体系。
2。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模型
Sachs（1998）等人认为，东亚五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只是一种流动性危机而不是一种清偿性危机。在Sachs看来，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借贷制度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自我完成的危机”——即每一个放款者都遵循一种理性行为，而市场却在这种个体的理性行为下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极度的、根本不必要的过度恐慌，并导致了资本逆流。Sachs说，这种金融恐慌就像银行挤兑现象一样。从理智上讲，人们知道如果大家都到银行取钱，银行就会倒闭，而存款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受损失。但人们还是抢先到银行取钱，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往往不是害怕银行倒闭，而是害怕其他取款人由于这种恐惧而提款，而这种提款最终会造成银行的倒闭。
3。金融恐慌论和羊群行为理论
东亚金融危机根源还在于高投入的经济增长产生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导致资金撤出，以及债务危机产生贬值预期，在游资攻击下引起货币危机。Diamond和Dybving（1983）在东亚危机后，指出这些危机都体现了“自我实现危机的因素，投资者的资本抽逃引发了金融恐慌，并最终导致了不必要的深度经济收缩——而实际上经济的基本面本可以支持一个更好的结果。”他们认为，“国际金融市场本质上就是非常不稳定的”，并且“如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样，东亚危机就是一次亚洲资本主义的危机。”
此外，不得不指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东亚各国的固定汇率制的冲击，由于市场的不稳定和市场信心的降低，导致大量的跟风效应，即所谓的羊群行为。量子基金数量虽大，但还不足以摧垮一国的汇率体系，但其带来的羊群行为所造成的共同冲击却足以致命，使得东亚国家最终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
（三）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
俄罗斯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经历了由三次金融大风波构成的金融危机。其特点是，金融大波动的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两届政府的垮台，甚至波及全球，产生全球效应。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导致生产萎缩，经济虚弱，财政拮据，一直靠出卖资源、举借外债支撑。
但俄罗斯金融危机与东亚危机不同，它不是泡沫经济破裂的产物，而是实体经济长期衰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全面危机不断发展的结果，其特点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形成愈演愈烈的趋势。
俄罗斯经济全面危机最初是作为休克疗法转轨的后果而出现的。一定意义上说是财政危机和支付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直接结果。由于经济衰退，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国家预算赤字一直较高。此外还有结构危机的负面作用。俄罗斯从原苏联继承的是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转轨以来，俄经济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二元方向。三大产业关系变化较大，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但重轻工业结构非但未能改善，反而更加畸形。此外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俄罗斯是由于休克疗法的后遗症，产业结构的不完善和政治动荡，导致实体经济的恶化。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即是实体经济决定的危机理论。
此外，由于俄引进外资结构不合理，缺乏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转轨以来，大量外资投到了证券市场。这些资本随时可能撤走，引起市场跟风，即所谓的产生羊群效应。而这正是金融危机新论所阐释的重要部分。
对于危机的发生，俄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市场对政府反危机纲领能否产生预期效应信心不足，外国投资者不愿购买俄有价证券，导致债、股两市又呈跌势。这种市场和投资者的恐慌导致了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全线崩溃。再加上年轻的基里延科政府的上台，市场更是对政府的能力产生质疑，恐慌不断。1998年8月17日，基里延科政府在宣布卢布实际贬值50％的同时，还决定将国债冻结90天，并将1999年底到期的卢布短期债券转换成长期债券，这等于是拒绝按期还国债。此举破坏了俄罗斯的金融信誉，被国际金融界视为不讲金融信用。而第二代危机理论指出：提高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是防范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俄政府的做法与理论建议背道而驰。
同时，一些购买国债的银行在金融市场形势激烈动荡时，纷纷抛售国债，使市场暴跌又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再贷款率（将达150％），使各银行受到更大的压力。而政府的延期归还国债政策，导致许多购买国债的银行由于市场暴跌而频于破产，其他一些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也由于卢布的大幅度贬值而处境困难。
这就体现了危机的孪生特性，即危机的伴生性和相互促进。Stoker（1995）认为，货币危机导致了银行危机。在固定汇率制下，最初的外部冲击（如国外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国际储备下降，信用收缩，破产增加，银行业危机发生。Kaminsky和Keinhait的相关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业危机往往先于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又会加重银行业危机，形成恶性循环。总之，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孪生的危机通常具有共同的宏观经济特征：金融自由化、外资大量流入、信用扩张、汇率升值以及经济衰退。
（四）拉美金融危机（2000）
拉美金融危机包括巴西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
1。 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初，巴西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汇价直线下跌，1月13日由1美元兑换1。21雷亚尔下降至1。32，随即到1。50，第二周接着下跌到1。72，并一度跌到2。10，3周内贬值42。3％；资金从98年平均每天2亿美元的外流速度增加到6亿美元—7亿美元；与此同时，巴西股市也连续一周下挫近50％。由此，爆发了一场被当地人称为“桑巴效应”的金融动荡。
巴西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巴西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信心危机，信心危机可以看成是金融恐慌的一方面。从巴西的情况来看，巴西政府由于近几年来无法控制其财政开支，使赤字额占GDP比重（1998年7％）和债务依存度（1998年57。3％）两项指标远高于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分别是3％和40％）。因而迫使政府保持高利率以吸引外资，增加对外债的依赖，同时导致虚弱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运行的风险。这样，一旦债务链受到触击，投资者对政府和企业的偿债能力产生信心危机，金融恐慌就不可避免。
在政府的紧缩政策无法挽救经济困境的情况下，从1998年8月起已有平均400亿的游资先后撤离巴西使其外汇储备从746亿平均锐减到380亿美元。外汇储备是衡量国外投资者信心的一个重要依据，尤其国内储蓄率的低水平决定了巴西经济发展对外资的依赖性，因此外资的迅速撤离和流出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不言而喻。
金融恐慌的触发事件是1999年的1月6日，巴西第三大洲米纳斯吉拉斯洲宣布推迟90天偿还134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务，极大动摇了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的信心。债务危机爆发后，外国投资者要求巴西偿还债务，从巴西股市撤出资金，导致股市大跌，同时巴西国内资本外逃加速，最后导致了全面的金融危机。
巴西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从某种角度上就是金融恐慌的演变过程：政府实行“雷亚尔计划”，将货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同时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