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6合订本-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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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基于30多年的艺术实践和长期在域外的游学经历，陈丹青在辞职报告的附件《述职与感想》中这样写道。
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已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他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负责”。
一扇敞开的窗户
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
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已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已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现”，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已选择自已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已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已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命运弄人，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已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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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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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成
何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实习记者，何必曾经接触过的新闻和图片，似乎全在述说着一个同样的主题：广东富得流油。可眼前这幢低矮的土砖瓦屋，破旧的门窗，空荡荡的家，却在无言地讲述着另外的故事。
何必脚下踏着的土地属于阳西县，是广东省阳江市所辖。
何必在昏暗的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辆破损待修的人力三轮车蹲在屋角，破铜烂铁和废纸张残器具随处可见，一个小女孩低头忙着将各种各样的垃圾分门别类捡好，码整齐，墙壁上贴满奖状。正是墙壁上挤挤密密的奖状引起了何必的注意。每一张奖状，无一例外，全写着两个名字：程思爱、程思晴。似乎，每次表彰都是两个人同时获得。但注意一看，就能发现，并非如此。一张张奖状上，最初只有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字迹歪歪斜斜，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
小女孩发现何必在打量奖状，主动说话了：“我叫程思晴，我姐姐叫程思爱。”
何必问：“你姐姐呢？”
思晴：“我姐姐去学校读书去了。”
何必找了个小板凳，坐下：“思晴，你的爸爸妈妈呢，你干嘛不去上学？”
思晴的脸瞬间烧红烧红了，她低下头，将脑袋埋进两膝：“我爸爸坐牢去了，我妈妈捡垃圾去了。我明天才去上学，今天该姐姐上学。”
到底是实习记者，真的没见过“世面”，在首都皇城根下出生、长大的22岁的何必，居然当场就将自己那张年轻的嘴惊成了一个合不拢的圆圈：“你们两姊妹轮流去读书？”
比蚊子唱歌还压抑的声音从小女孩两个膝盖间传出：嗯。
何必很快信服了。程家的现状亮地摆在眼前：男主人吸毒，也贩毒，被判了12年，正在监狱服刑。毫无收入的女主人只好去拾荒货捡破烂。只是，拾荒卖破烂的收入，仅够维持全家日常生活，供养子女读书则无异于奢望。这样一来，思爱和思晴这对10岁的双胞胎姐妹，轮流去学校读同一班级，真的不失为一条奇特的“妙计”。
何必沉默了半晌，带着不安问：“学校老师和同学知道你们是两姐妹轮流读书吗？”
思晴的脸越发红了：“起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老师没骂我们，有时还给我们补课，还送笔和新本子给我们。同学们也不嘲笑我们，还把旧书包旧文具盒送我们……”墙壁上，果真挂着几个半新的书包。
何必愈听愈清楚了，这对可怜的姐妹，每个白天只有一个人去学校读书，另一个要么陪妈妈去拾荒货捡破烂，要么待家里清理垃圾或为废品进行分类。到晚上，“负责”去学校读书的那个，就当“老师”，将当天学来的知识“教”给另一个。至于考试，赶上哪个姐妹去学校，哪个就当考生……
思晴的话越说越多，兴致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干脆站起，指着密密麻麻的奖状骄傲地说：“叔叔，你看，我和姐姐老考第一。”思晴更自豪地宣布，“我和姐姐都是班上的班干部。同一个学习委员，我和姐姐轮着当，同学们常把我俩当小老师，有不懂的就问我们……”
何必望着思晴那张沾着黑色泥渍却无比明媚的小脸，心里说不上该欣慰还是沉重。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怪怪感觉。何必的手上握着笔，腿上摊着采访本，却始终没有一个字，没一个字落在白白的纸上。思晴的一言一语以及何必亲眼所看到的一切，通通钻进何必脑子里去了，钻得很深很深。
何必掏出200元钱，说：“思晴，这是给你和姐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奖励，你们要再接再励，叔叔还会来看你们……”思晴没推脱，收下了，却又拦住何必的去路，满脸期待问：“叔叔，你是记者，记者也是作家吗？”
何必奇怪地看着思晴的大眼睛。
思晴说：“我和姐姐也想当作家，我和姐姐要写童话书，我们已经写了4000多字了……”
生活在如此残酷的环境里，却在书写美丽的童话，可何必并没觉得讶异。他问：“童话书的名字叫什么？你们准备写什么内容呢？”
思晴说：“书名叫《天堂里的笑声》，我和姐姐都喜欢这名字。我们要写许多人在天堂里的幸福生活……”
何必脱口就问：“你们眼中的天堂是什么样子？”
思晴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的光彩都快溢出了，她高兴地说：“天堂呀，就是那里的人从不吸毒，也没有毒品吸；那里的人不用捡破烂，也没有破烂捡；天堂里的人天天欢笑，天天唱歌。天堂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每个孩子天天都能够高高兴兴去上学……”
实在忍不住了，何必走出一段路，背靠一棵树，坐下，哭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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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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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赖小权
火车站售票厅内，人头涌动，每一个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下午三点十分左右，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走进售票厅，望着一条条长长的队伍轻轻地“呀”了声。她环顾四周，站在队伍的后面。她的头发有些零乱，面色憔悴，满脸的焦急，眼里似乎还含着泪。
长长的队伍慢慢地前移，妇人急不可耐，不停地跺脚，时不时探头往前观望，喃喃自语：“咋这么慢？咋这么慢？要赶不上了。”
站在中年妇女前面的是一位年约六十的男人，男人不时回过头来，终于忍不住问道：“你要去哪里？”
妇人先是一愣，继而答道：“深圳。”也许她没有想到有人会在意她的存在。
男人又问：“有急事吗？赶不上就明天走好了。”
“明天？”妇人有些急躁，“明天不行！”
“发生什么事了？”男人很耐心。
妇人开口想说，却忍不住哭起来。原来，两小时前她接到电话，说她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出了车祸，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离世的可能。她想尽快赶到丈夫身边，可今天到深圳的最后一趟列车就要发车了，看样子她是赶不上了。
妇人的哭诉打动了周围的乘客，突然，那男人走出队伍，轻轻地把她推到前面，说了声：“你先来。”
妇人有些拘束地站在了男人的前面。
前面站着一个酷酷的小伙子，这时也走出队伍，左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你先来。”
再前面的女孩也让出了位置，轻声说：“你先来吧。”
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纷纷让位，说的是同一句话：“你先来。”
就这样，妇人很快来到售票窗口，此时，离开车只有十二分钟了。她急急忙忙往外赶，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对着整个队伍深深地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你们！”
“还有时间，别急，注意安全！”有人喊了声。
妇人没有回头，泪水却再次涌出。她一边赶路一边对遥远的丈夫说：“没良心的，看到了吗，大家都对我这么好，你可不能丢下我，你要挺住啊。”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2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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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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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旭
中秋，月上天心时，在北湖公园门口，一位和蔼、礼貌的老先生上了徐娘的出租车。他手上捧着的蒙着蓝布的东西让她觉得别扭，因为很像骨灰盒。他看出她的顾虑，安慰说：“不要怕，这是我爱人，我们一起来赏月。”
一起来赏月？带着骨灰盒？徐娘从未遇见这等事，新奇、浪漫的感觉超过胆怯，她思维异常活跃，猜测这其中会有什么故事呢？但一想到自身，心就凉了，脸也阴了。一个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