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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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庙宇通检》一书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这还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其实在鼎盛时期，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连细细地数一遍，都够费劲的。
然而，北京却没有因为寺庙众多而出大名，或许是因为皇家建筑太多，分散了游客的注意力。又有谁来北京，是专门为了看庙呢？
尤其在君主制的时代，神的殿堂再伟大，其豪华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宫吧？天子脚下，寺庙再多、再辉煌，依然是一种陪衬，是对盛世的装饰与点缀。毕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宗教都受制于政治，或者说都是为政治而服务的。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稳了宝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将喇嘛教奉为国教，并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权与神权的象征于一体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大白塔，本质上仍是为了贯彻“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镇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过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顺治帝为接待达赖喇嘛五世来京朝觐，修造了东黄寺作为其驻锡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请兴建西黄寺，“东黄寺与西黄寺，同垣异构，时称双黄寺”，也是为了加强“民族大团结”（满、汉、蒙、藏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将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为黄教的上院（即雍和宫），够慷慨的了。到了乾隆年间，为礼待来京祝寿的班禅六世额尔德尼，在香山仿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形式创建大昭庙，供班禅郊游（俗称“班禅行宫”）；后班禅因病圆寂，乾隆帝敕建清净化城塔于其临终前居住的黄寺之西，同样是为了纪念彼此的情谊。
北京的不少寺庙，都映射着帝王的影子。要么是遵奉圣旨而修筑，要么则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宝。至于与之相关的传说，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辽代所植的银杏树，就因为寺内老方丈告诉乾隆：“圣祖（康熙）和皇上驾幸潭柘寺，这棵老树都生出一侧枝，以示庆祝。”乾隆一高兴，当场将之御封为“帝王树”。可见寺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为皇帝的青睐而身价百倍，更何况寺庙本身呢？
觉生寺是因悬挂有明永乐皇帝敕令铸造的巨型铜钟而改叫大钟寺的。自乾隆初年起，这里成为清朝皇帝鸣钟求雨的场所。民众仰慕这座寺庙，纯粹是为了看一眼那口皇气逼人的永乐大钟。
尽管寺庙与故宫、长城、颐和园比起来显得次要了许多，但如果有时间，很多寺庙也是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到了寺庙里，这种意念会尤其强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本应该比故宫、十三陵之类的建筑更接近永恒。
看故宫、十三陵，只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看庙，更需要的是虔诚。
北京的内外城及郊区寺庙林立，若逐一抄录，足可以排列成长长的一卷花名册，只是不知该以何为顺序，以名气大小呢，抑或以年代远近？俗谚中的“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属于论资排辈吧。
先说三山，分别是位于太行山余脉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于门头沟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于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亦称西峪寺）。绝对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多好的广告词啊，足以形容其古老了。它始建于西晋，距今已1 700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云寺。然而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句民谚：“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与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种因果关系，或神秘的呼应。甚至给皇帝当教师爷的翁同也如此迷信，他在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感叹，“雨复至，殊无晴。直谚云：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毁于火，今年恐有水患矣。”难道潭柘寺会发布气象预报？那么其寺后龙潭山上的柘树可称得上消息树了？
潭拓寺塔院
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戒台寺，距今已1 400余年，因有规模居全国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坛”之称。该寺在唐代称慧聚寺，明代英宗赐名万寿禅寺。所谓的戒台，是共三层的正方形汉白玉台座，底层边长约11米，四周长约50米。各层外围均雕有镶安戒神的石龛，合计113龛。顶层供奉释迦牟尼坐像，殿顶正对处有金龙藻井。
至于云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静琬法师创建，辽金时因石刻经板而声名远播。
第三部分S：寺庙 Simiao（2）
再说八刹，分为内八刹与外八刹。
内八刹位于内城，包括：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兴寺，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济寺，创建于金代；法源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龙泉寺，创建年代无法考证，明代重建；贤良寺，创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广化寺，创建于元代；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
外八刹位于外城或近郊区，包括：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广通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万寿寺，创建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善果寺，创建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观音寺，创建于金代；海会寺，创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圆广寺，始建于明隆庆五年（1517年）。
广济寺
开列了这么一份时间表，便可以发现：还有一些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寺庙，并未列席内、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区白广路西侧崇效胡同内的崇效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寿安山脚下的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复兴门内的鹫峰寺，创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始建于金代；香山的碧云寺，创建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还有西城的护国寺、西直门内的永泰寺，皆创建于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与规模之大小、香火之兴衰也不无关系。像宣武区南横西街路南的白马寺，创建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辽金时极其繁荣，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沦为郊野，门可罗雀；明代虽重振旗鼓，至清初又再度颓废，惟余残碑断壁。康熙年间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后长叹：“仁寿千年寺，今存半亩宫。落钟横道北，瓦塔限墙东。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蛰虫。夕阳留未去，双树鸟呼风。”他咏叹的又岂止是一座白马寺，这难道不是代表了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灭的命运？若评比热门的旅游景点，白马寺之类的自然要落选了。白马寺最终被夷为平地，连一砖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个空洞的地名。
邻近东西牌楼的隆福寺，有东庙之称；而距西四牌楼不远的护国寺，也相应地被叫作西庙。这东、西二庙的境遇，并不比白马寺好到哪里去。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护国寺，被清末的一场大火烧得仅剩下金刚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门后一层殿三处。而隆福寺，如今已无影无踪。
广化寺始建于元代，清末曾在此筹建京师图书馆
即使是内、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庙，也不见得全能避难免灾。郁寿江先生专门考察过北京古今寺庙的变迁—
西直门外高粱桥西北的广通寺：今为北下关小学使用。
广安门内的善果寺：今已荡然无存，其址已被工厂、学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门外大红门路的海会寺：现已无存，旧地址为橡胶厂占用。
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只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废不堪，并沦为工厂和民居。
阜成门外南营房的圆广寺：今剩大殿五间，为该地居委会使用。
厂桥的嘉兴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全部拆除，于旧址兴建了北海宾馆。
陶然亭西侧龙爪槐胡同内的龙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鱼胡同的贤良寺：自1987年始，寺内建筑多被拆除。
大石桥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占用，因缺乏维修，显得破旧不堪。
这些砖石或木质结构的古刹，阴晴圆缺的古刹，毁于风，毁于雨，毁于火，毁于雷电，毁于兵戈，也毁于建设（街道的拓展、城市的发展等），说到底，是毁于时间。时间才是真正的敌人。
这些失去了神的佑护的古刹，最终只能停留在纸上，发出被手指掀动的沙沙声。这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很多的情况下，它们以传说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实体。
那一代代的僧侣，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设者与毁灭者。
偶像。碑刻。烛台。经卷。钟鼓。禅房。桥梁。园圃。阶梯。池塘。牌匾……还有像镇纸一样沉重的宝塔。
第三部分T：塔 Ta
天宁寺塔
北京的古塔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海白塔，它不显山不露水地在一些重要场合担当起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白塔比较值得一提的共有四座，除北海白塔外，还有阜内大街的白塔、黄寺清净化城塔院白塔金顶，以及西郊玉泉山北峰的妙高塔。
中原地区以及南方流行的佛塔式样，大多为楼阁式、亭阁式或密檐式。而这种覆钵状的喇嘛塔却遍布北京，仅现存的就有百余处。譬如大觉寺的性音和尚塔、潭柘寺的舍利塔，都堪称代表。这恐怕跟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定都北京有关。元朝把在蒙藏地区广泛传播的喇嘛教奉为国教，喇嘛塔自然也就很容易在北京地区扎根并且繁衍了。清朝同样很重视藏传佛教，东黄寺、西黄寺（合称黄寺）是清初极有名的喇嘛庙。西黄寺系为迎接西藏黄教领袖达赖五世于1652年进京朝见顺治皇帝所建，故又名达赖庙，从此西藏来京官员和喇嘛都喜欢住在这里，相当于西藏驻京办事处了。有清二百多年在京都修建的喇嘛塔，一点不比元朝少。譬如前面所说的北海白塔，即是顺治年间的创举。北海在清代属皇家禁苑，顺治皇帝特意把喇嘛塔盖在了自己的后花园里。但这种充满异域情调的宗教建筑（中国喇嘛塔的造型系由尼泊尔传入）出现在北海，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多多少少有某种纪念意味，北海早在元朝时就是忽必烈的宫寝，而忽必烈曾亲自下令在辽永安寺遗址建造了大白塔。北海的白塔，是在模仿前者的王者之气，抑或是渴望恢复元大都的辉煌？甚至连北海塔下新建的寺院，也一样叫永安塔。清代的这座白塔，仿佛元代那座白塔的另一个化身，不仅是宗教精神方面的因袭，而且象征着文治武功的重振。
十方塔院内融法师塔
北京的塔，并非只有喇嘛塔一种。同样是在元代，也建造过其他式样的佛塔，今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砖塔胡同的那座元万松老人塔可以为证，那是座七级密檐式青灰色八角形砖塔。昌平县北部银山的原古延圣寺基址附近，有七座金、元时代的舍利塔，也都是密檐式砖石结构。当地还流传着“银山佛塔数不清”的说法，因为除了这五座金塔、两座元塔外，山巅坡谷还散布着大小数十座佛塔，大都是明塔、清塔，其中有喇嘛塔，也有楼阁式砖塔。可见自元代以后，已非喇嘛塔的一统天下。“银山铁壁”是燕京八景之一，其历朝积累的塔林令游客嗟叹。时光流逝，而宝塔长存。
郊通州北城的通惠河畔，有一燃灯佛舍利塔，算是塔中的老人了。传说系南北朝北周宇文氏创建，中经唐尉迟敬德维修。近年来经考古鉴定发现，那其实是座辽塔。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曾被震圮，只剩下基座。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原基座上修复了塔身与顶，为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角形，共13层，高约48米，围足44米。乾隆皇帝下江南归来，坐在运河的龙舟上，发现此塔的影子居然能倒映在相隔数百米的运河水面上，无比惊叹，写下了“郡城塔影落波尖”的诗句。
云居寺北塔
京金代以前的古塔，有的倒塌了，有的被拆毁了，已所剩无几。崇文门外原有一座建于金大定年间的弥陀塔，明景泰二年（1451年）更名为法藏寺塔。这座高十丈、共七层的空心塔，可供游客顺着楼梯攀爬。站在顶层，可以直视无碍地望见香山。可惜坚守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座苟延残喘的古塔还是被拆除了，因其岌岌可危，布满裂痕，而且像比萨斜塔一样站不直了。房山云居寺令人钦敬之处，不仅在于它珍藏着历时千余年的隋唐石刻经，还在于其拥有北塔，在这座八角笋形的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