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atoz-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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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处查找老情人赛金花的下落，终于重续前缘。“赛金花出入禁城时，与瓦帅携手以行。或结发辫，头草帽，足缎靴，拉一白马，招摇过市。人遂以‘赛二爷’呼之。”瞧她还着男装、穿皮靴、骑战马，与敌酋并驾齐驱，并且喜欢别人以“爷”相称，这不跟后来的川岛芳子似的吗？幸亏赛金花在战前即是一代名妓，否则人们非怀疑她是女间谍不可。
瓦德西与赛金花，都是因绯闻而遭到街谈巷议，就像百年后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一样。因为绯闻的缘故，后人才记住了八国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他的相好叫赛金花。绯闻，居然比惨痛的历史本身更有感染力。更耻辱的，是居然还有人津津有味地编造瓦、赛二人在仪鸾殿同床共枕的情节。
对赛金花这样的女性，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宽容一些呢？从根本上来说，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在天灾人祸面前，她们同样也有求生的本能。在那个非常时期，赛金花纵然千错万错，说到底仍然不过是一位铁蹄下的歌女。她替南城的商贾与平民说情，也算是尽了一己之力了。
1934年，刘半农向得意门生商鸿逵倡议写一本赛金花的传记。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由刘亲自出面，约请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专家郑颖荪的私宅访谈，由商执笔记录。这样的会晤共进行了十几次。其时赛金花已是美人迟暮，但仍操着一口吴语侬腔，将往事娓娓道来。这本署名为“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的《赛金花本事》，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畅销一时。结果引得影后胡蝶也萌动了饰演赛金花之心，函请商鸿逵陪同赛金花赴上海，谈判拍摄电影之计划，却遭到婉拒。看来，知识分子的商业头脑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开发的。
第三部分S：三里屯Sanlitun
酒吧一条街
提到北京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三里屯。三里屯是一道中西结合的风景，紧临使馆区，自然成了老外们的天堂。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开着车或打车到这里来，特别是在晚上，外国人会蜂拥而至，感受这里的别样情调。
这条位于北京市西三环路长虹桥西边的酒吧街，俨然成了北京的一扇崭新的窗口。酒吧街的营业时间从每天下午到第二天凌晨，来京旅游的外国人几乎都知道这里。在他们眼中，三里屯大略应该等同于我们眼中的唐人街吧？
当然，三里屯不仅仅是外国人的三里屯。经常光顾三里屯酒吧街的主要有三类人：国际人士、外企白领和文化体育界的人。
从服装、汽配到酒吧，三里屯一条街的历史已近十年了，在北京，其实很多地方的酒吧从建筑风格、设计规划上都要比三里屯好，但最繁华、最热闹的还是三里屯。这里已经形成了“酒吧街”的品牌，知名度高，很多泡吧的人习惯性地在这里消费。
因为在居住区内，酒吧对周边居民的噪声侵扰比较严重，同时还牵涉到占地、绿化以及街面建筑楼层高低的问题，而各个酒吧的管线老化更是亟待解决。
为此，有人提案要把酒吧街搬出三里屯，但几经周折都没有实现。倾注了无数人感情的三里屯酒吧街依然灯火阑珊。
夜深了，若还无意睡下，那就给你的夜猫子朋友打个电话，“走，三里屯！”
第三部分S：绍兴会馆 Shaoxing Huiguan
1912年，鲁迅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迁往北京，就落脚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一住就是七年。鲁迅跟绍兴会馆挺有缘分的：他30年前降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点翰林，恰巧在京中的这家会馆待考候补。鲁迅无意识地追随了老祖父的足迹。到北京的第一个晚上，三四十只臭虫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咬得他无法安眠，只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着金榜题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过类似的“款待”？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吸过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当时鲁迅仅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他一年中就去了多达二十余次。借酒浇愁愁愈愁，鲁迅或许是从那时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理解了黑暗年代里人性的挣扎。前来访谈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引自钮岱峰著《鲁迅传》）
在鲁迅搬进来之前，徐锡麟也在这里住过，他生前曾为绍兴会馆慷慨捐款
绍兴会馆里那些颓败的老建筑，使鲁迅产生了这个著名的关于“铁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未来的呐喊的战士。
绍兴会馆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阳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来的时候，科举制度已废弃了，但仍然能嗅到旧中国封建残余的腐朽气息。1916年10月，鲁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孙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绍兴会馆的他，说是被人追杀，并且写了遗书。学过医的鲁迅知道这位惶恐癫妄的亲戚患了“迫害狂”类精神病，他通过一个人的遭遇而窥察到一个时代的病情，于是创作了《狂人日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写出《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等作品。绍兴会馆是鲁迅早期作品的摇篮，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这一代文豪从抑郁、沉沦到觉醒的过程。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之后，才成为鲁迅的，在此之前他仅仅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失意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哀主义者。
鲁迅在绍兴会馆，先住在藤花馆（院内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写入小说），后又迁入补树书屋——原有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故名。鲁迅住藤花馆时，北侧的嘉荫堂住着好友许寿裳兄弟二人。总算有个伴，可以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
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后，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鲁迅帮周作人在补树书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来我往，频繁走动，而且经常一起会见共同的朋友。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多多少少抵消了长期折磨着鲁迅的孤独感，周作人的到来，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鲁迅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绍兴会馆时期，也是周氏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阿忆语）于是，他们合力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喜迁新居。
鲁迅是于1919年11月21日搬离绍兴会馆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漫长的暗夜般的7年里，他像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著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或者说是扑火的蛾）。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其实从绍兴会馆时期就开始了。
在绍兴会馆，寝食不安的鲁迅酝酿了自己的未来。
在绍兴会馆，鲁迅还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里的宝剑，但已经常作壁上鸣。他的个性渐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风度。
第三部分S：社稷坛 Shejitan
老北京有句夸耀本地名胜之流行语：“东单、西四、鼓楼前，五坛八庙颐和园。”所谓五坛八庙，五坛指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指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堂子（古称国社，祭祀土谷神）、历代帝王庙、雍和宫、文庙（孔庙）。这些都是要有劳皇帝大驾、需周期性拜谒的圣地，不允许布衣草民随意进入的。
社稷坛名列排行榜，皇气逼人，勾起世间百姓的无穷想像。
直到1914年10月10日，笼罩着社稷坛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为中央公园，正式向全社会开放。其时清帝已退位，蜷缩于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后与南北军代表订立的“合同”，本应迁居颐和园的），而三大殿以南各处皆划归民间政府管辖。后由段祺瑞等人挑头，各界人士踊跃捐款，赞助修理社稷坛，以辟作新时代的公园。开放的那天，第一批游客肯定觉得像做梦一样：只需掏钱买一张门票，即可自由进出于这皇家禁地，要放在从前，绝对是杀头之罪。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拜殿（即今中山堂）与戟门（明代叫具服殿），看见了存放神牌、祭器及制作祭品的神库、神厨、宰牲亭、退牲房，看见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的“办公室”（值宿待漏），看见了供奉关公雕像的坛神庙（后改建为工字形的四宜轩）。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坛：系用汉白玉条石堆砌的台型建筑，高两层，另加筑坛面五色土一层。底层方17。82米，上层方16。87米，坛面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灵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铺设，中央是黄土，东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为肉，以石为骨。社稷坛啊社稷坛，是江山的缩影。这小小的台面上陈列着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祈祷与感激。“社为九土之尊，稷为五谷之长，稷生于土，则社与稷固不可分。”（引自《山堂考察》）稷生于土，而人是吃五谷杂粮成长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说到底还是受泥土呵护、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将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
当时由东门通往拜殿的御道尚存，此为天子祭坛时的必经之路。兴高采烈的游客们，都争先恐后在御道上“潇洒走一回”，尝一尝当皇帝的滋味。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地方从前仅有皇帝才能去，如今老百姓也可随便游览，使人大开眼界。社会上如此殷切期待着社稷坛开放，多为好奇心理所使，实在想看一看多年禁地里的景色究竟是什么样。”（引自建明《中央公园开放记》）
装有五色土的社稷坛
社稷坛原本是“封建式管理”，南、北、西均未设门，惟独东面辟三座门，依次为社稷街门、社左门、阙右门，供皇族及衙役出入。此三门皆在天安门里。自从辟作公园，即在临长安街的南墙（天安门西侧）开凿一大门，并设售票处。
后来，中央公园又改名为中山公园，有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意。置身闹市中心，园内的环境却分外清静，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极整齐，像被遗忘的一方净土，大隐隐于市，对于公园莫非也如此？
《大清会典》中记载：“凡祭祀之机，岁春祈秋报，皆以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之神，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清代祭祀的礼仪异常繁琐，如迎神、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捧帛馔各诣晋位等，都要严格按照仪式的程序和会典的礼仪制度进行安排。
这一整套繁文缛节，别说让咱们身体力行了，即使站在旁边看一回，也会觉得眼花缭乱。
五色土都是血染的、泪洗的、汗浸的、火烧的、霜打的。社稷坛是天地之间的炼丹炉，使古老的神话在不同的火候下体现出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命运。土地犹如树木，也有着自身的年轮，乃至自身的规律。
社稷坛改作公园后，平民化的茶馆随即搬了进去，抢占这块风水宝地。生意自然很好。看来在天子脚下，卖大碗茶都能发财。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这三个茶铺，成为中山公园最热闹的所在。在皇帝祭社稷的地方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