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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36节

小说: 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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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愉快的采访似乎成了一剂驱散“非典”阴云的良药。英达的幽默、机智常常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名导演、名主持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了喜剧所带给人的力量。


第三部分第53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1)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    
    ——访《中国新闻周刊》原主编钟诚    
    文/欲晓周武    
    采访者:《新闻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让业界关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复刊。在复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谈谈这里面的经过吗?    
    钟诚:《新闻周刊》是1999年9月份开始组建周刊团队,2000年新世纪的1月1日刊号出版,在2001年10月份与投资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用经济学语言说是“双方信息不对称”,最终因为种种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杂志突然停了,这给2001年资本投资媒体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也让当时热衷于资本和媒体合作的人通过《新闻周刊》这件事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闻周刊》复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两会”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们复刊一周年的时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纪环球报道》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处理当中。我从1990年开始做杂志,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闻周刊》四年多,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一直是报道别人,现在我们这一行业本身,我们这本期刊也成为传媒彼此关注的一个热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变化。今天我有点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们这本杂志三四年的时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受业界关注。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不愿看到的,但是有时候必需,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要有人承担一些代价、风险和责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杂志也许是个好事。    
    采访者:在做这期之前有没有预想到会出现什么后果?    
    钟诚:要预想到就不会做了,我们自认为对于中国传媒的规矩、规律还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们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创新、有一些突破,这也是做市场化媒体的发展要求,所以在做选题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对新闻规律的把握和各个方面规定、政策、制度的要求。但是难免有时做完以后出现问题,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发生。    
    我认为,这是中国新闻改革事业前进过程当中的波澜,既然说传媒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各种人、各种利益就都会聚集在这里,就会掀起一些波澜,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无意的,这个有性质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还是无意,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当中,都难以避免。    
    采访者:是不是一开始,你就已经有冒风险的精神准备?    
    钟诚:对,是得有精神准备,所以开会的时候我就讲我的精神状态是八个字“白纸黑字,如履薄冰”。你写的这个你跑不了,错的就是错的,不对就是不对,你的观点是什么,你已经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后无法再去调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经济上的风险,政治、政策上的风险。这就是我个人从事传媒工作的一种心态吧。    
    采访者:对于《新闻周刊》这一波三折的历程你怎么看?    
    钟诚:我父母在清华大学学建筑,都是建筑师,毕业以后都参军了,到新疆修军事机场,但家在北京,所以母亲怀孕后,坐火车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后四十天就回去。母亲同我讲,她是从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车到北京把我生下来。我喜欢坐火车,喜欢在火车上睡觉,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成长的经历?在颠簸当中、在旅途当中,可能是我真正的归宿吧。    
    我觉得中国新闻事业,大方向上肯定是前进的。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不足以说明整个传媒的发展趋势,只能说是波澜。整体上,中国新闻事业肯定是大跨步前进的。包括这次“两会”的报道,此前发生的北大、清华爆炸案,期间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官方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这说明,在处理重大危机事件时,官方态度是开放的。这种事情最先发稿的,过去是外国媒体,现在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因此,必须看到大的趋势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国传媒业还是有大发展和大机遇的。    
    采访者: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离开总编这个位置,对《新闻周刊》是个损失?    
    钟诚:我在《新闻周刊》时,努力创造一种“离开谁都可以”的状态。我不想成为传媒强人。也许客观上你会形成或者带动一种思想或是一种风格,但是我们并不以此自居,并不以此为目的,不做传媒或小团体的“教师爷”,或者一个什么核心角色。比如说,这次事件发生,一个记者走了不会影响一个杂志,一个中层干部走了也不会影响一个杂志,那么一个总编、主编离开他的岗位,应该同样不会影响杂志正常发展。这样,这个杂志或媒体才是成熟的。我离岗了,但这本杂志继续出版,而且保持原来的水平,甚至还进一步提高。这是我所追求的职业化的理想。    
    采访者:你认为的职业化是怎样的?    
    钟诚:职业化首先就是分工,岗位要细分,流程要细分,采访者的特质要鲜明。一个有特质的采访者在细分的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么,最后他的产品也是可以保证质量的、可以延续的,所以我们倡导职业化。    
    采访者:你给自己怎样的职业定位?    
    钟诚:职业传媒人。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在最慢的节奏里工作:我的基本立场是周刊,是传媒当中出版周期比较长,时效性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强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造性地服务于转型期的本土媒体。这里有几个定义。“创造性”就是不人云亦云。“服务”是一种姿态,你是要领导呢,还是要服务于你的媒体,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转型期”是我们现在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本土媒体”就是,我们的优势在于中文,母语是中文,而且我们可能有所作为的也是中文。我们是本土媒体,这一点我特别强调。    
    采访者:你们追求的《新闻周刊》读者定位是什么?    
    钟诚:我们发行的重点,一是在机场,一是在超市,这两个地方销售都特别好。实际上,你在什么地方卖,是什么价格,销售率什么样,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媒体的基本定位。我们杂志适合在机场、超市,还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场以及饭店、写字楼这些高档地方。我们的读者定位是“成长中的中产阶层”。    
    采访者:能具体解释一下“成长中的中产阶层”吗?    
    钟诚:不用“阶级”是因为这个词太敏感,而且中国目前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阶层可能还稍微准确一点。有“成长中”这么一个定语,说明中产阶层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领、精英等等,来描述这个阶层,但我想中产阶层更具有国际的认知度,管他叫中产阶层更合适一些。    
    中国现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个中产阶层,包括“三个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识精英,还有就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领导干部、高级领导干部;知识精英就是各种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在各个行业当骨干,比如说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律师、建筑师等;经济精英是指企业的领导,企业当中的经理阶层。我们的这个杂志就是为这些人量身定做的。


第三部分第54节 总是在编:行进中的思考者(2)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的成长空间有多大?    
    钟诚:现在我们表述发行量是十八万,但中国市场远远不止这样一个量。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里,《新闻周刊》这样一个杂志应该是社会当中最主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国外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社会,这样的杂志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只要有报摊有销售杂志的地方就能看到。    
    在美国,物流非常发达,杂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送到订户家里、信箱中。这种杂志订户非常多,忠诚度很高,一旦成为这个杂志的读者,那么他可能世代阅读、终生阅读,他们的子女在进入主流社会后,也开始阅读相关的或者同一本杂志。所以,我们这个杂志有很广泛的前景,如果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中产阶层茁壮成长的话,可以说《新闻周刊》将和中国的中产阶层一起成长。    
    采访者:你认为《新闻周刊》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有多大?    
    钟诚:如果说你狭义地理解生存空间是一个制度问题的话,那我理解的空间是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对周刊来说,这个市场空间应该是非常广阔的。有人问我,在网络时代,你这个平面媒体尤其是这么慢的平面媒体怎么生存?在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可能电视、日报、晚报、晨报,受冲击比较大,但是像周刊这种相对传统的媒体,越是有一种古典、高档的色彩,阅读它反而成了很高雅的事情,在翻阅中有特殊的满足感、贵族感。    
    采访者:可否说说《新闻周刊》的特色?    
    钟诚:在我们创刊第一年的时候,别人把《新闻周刊》评为中国“四大新锐周刊”。“新”表现在外观上很新,创刊第一年是三本,包装也很新,我们的有些观点、写法也很新,根本是因为观点很新、我们运作媒体的观念比较新。“锐”指的是我们是一个时政杂志,锐利表现在它的思想性上,只有在思想性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冲击力才能称之为“锐”。    
    采访者:如果用“新锐”两字评价你,你满意吗?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自己,可以吗?    
    钟诚:你看我像吗?既不新又不锐。我觉得,你的人和你的产品,既相关又不相关,产品具有特定环境下的产品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属性,个人具有个人属性。我评价自己既不新又不锐。我喜欢传统的东西,有时候还淘换点古董,倍儿旧倍儿旧的。平时谈话声音也不大,说话也不斩钉截铁,表面上看也比较温和。    
    采访者:如果这次让你下岗,你会考虑换职业吗?    
    钟诚:这是我现在正思考的问题,没有什么特殊答案,传媒会是我最主要的选择。    
    采访者:能谈谈你对中国传媒发展走向的预测吗?    
    钟诚:这个我想得很多,用“三、四、五”来说吧。我们探讨未来的时候要有假设前提条件,预测中国传媒发展走势首先要有三个前提:一,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有一个继续翻两番的目标,就是继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率;二,思想要继续解放,这是环境和政策层面的;三,制度继续创新,这是人的层面上,作为传媒从业人员,无论领导者还是参与者,他们在不断探讨制度创新,愿意做出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愿意为尝试而付出代价。    
    “四”是四个方面军,我将国内传媒依据体制、归属特质分成四大军团。一,“中央军”:《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这些属于由国家拨款的。二,“地方军”:各省的日报、晚报、都市报,隶属于地方的新闻机构、宣传部。三,“八国联军”:指的是外国背景的媒体。四,“杂牌军”:《新闻周刊》等只要不归其他三方的都是杂牌军。“杂牌军”是现在最鲜活,成长最快,人才最集中,市场化最快的。这几大板块互相有大的冲突、大的穿插、大的整合、大的机遇。冲突指的是有时候你死我活,《人民日报》订数的变化,是因为都市报的订数上升。穿插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报业集团,居然出现了《京华时报》这样和我们想像有很大差距的新媒体,传统的“中央军”中派生出一个很有实力、很有前景的地方军。我觉得,下一步它们会出现一个互相整合的问题,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方式。最后,我估计“杂牌军”可能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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