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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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他没有一点“老总”的架子，初次接触就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如同邻家大哥般的平易。他在收到采访提纲后，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看了采访提纲，心中深感惶惑。但是，我也很希望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当我们一起做些业务交流吧。周六下午如何？我开车，可以就近你们。听你们的意见。”未见其人，心中已有几分亲近。
我们的采访就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家幽雅的茶馆中进行，平和安静又自然随意，正如杨大明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总是面带微笑，眯着笑眼，长相属于不帅但很有人缘的那种。他语调平缓，不紧不慢，那份实在劲儿不像在接受采访，俨然是唠家常。
杨大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身上不乏北京人的豁达、随和与坦诚，甚至还有一点北京人的散漫。他很健谈，但语言淳朴，从不夸张，更难找到什么豪言壮语。他不愿过多渲染自己的成绩，而对前辈和同事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为人随和，心态平和，待人谦和。
杨大明称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在他的言语与思想中，的确时时会闪现出两种性格碰撞而出的火花。在平和之中求发展，在躁动之中求创新。
这就是杨大明，一个正在路上奔走着的中国传媒人。
第三部分第52节 模仿没有出路
模仿没有出路
访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英达
文/郑伟刘丹
采访者：作为一个电视剧的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你认为中国的电视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英达：起步状态，非常混乱。实际上，电视业只能靠市场本身来调节，它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但目前市场调节只是发挥了一部分作用。我们的电视业正在向正路走，但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
采访者：在我们看来，国内电视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克隆”，比如说，北京电视台有个很不错的栏目《夫妻剧场》，别的电视台马上就会出个类似的节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英达：这是好事。说句实在话，这是因为存在着自由竞争机制。你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就垄断呀，没准我能做得比你更好呢？当然他们试试之后可能会发现他们做不了，这可能不是个资金问题，也不是电视台的垄断问题。比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做这个节目就有很多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靠品牌好、人缘好来吸引名人、明星。反过来说，它就是再大的台，有再多的钱，再厉害，如果节目做出来没意思，主持人说出来的话没有质量，还是不会成功。不是说只要多给钱，话就更有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信心的。
采访者：那能不能这么说，艺术创作一定要经历从模仿到突破再到创新的过程？
英达：这是一定的。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要独占呀？别人可以来模仿呀，但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以为模仿有出路，还自以为得意呢。
采访者：美国的一些情景喜剧，比如《欲望都市》、《成长的烦恼》、《老友记（friends）》等等，有的一播就是七八年，为什么我们的情景喜剧，像《我爱我家》这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就不能拍个几百集，也播出七八年，有这种可能性吗？
英达：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的播出机制和他们不一样。观众只知道有些电视剧播出十几年，但是不知道这十几年来他们一共拍了多少集。一般美国人管一年叫一个演出季节，英文叫一个season，一个season一般是二十六集，一个礼拜播一集，一部戏播半年，最好的戏也就是五十二集。我们的《我爱我家》一共拍了一百二十集，这要在美国也够他们播几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的问题。这个还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报酬很低，如果你要是拍起来一拖几年，还不把人给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快拍，几个月就拍完。这样大家一看，几个月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而美国的情景喜剧，像你刚才提到的“friends”；它的拍摄费用，咱不从它的season开始的时候算，就说2002年，拍摄一集是六百多万美元，大约合四五千万人民币，那拍出来当然好了，那么多钱，大家慢慢精雕细琢呗。剧本也是如此，他们可以一年给剧作家一百万美元，就写一集，不好回去修改。而我们的作家有时必须几天写出一个剧本，不然他就吃不上饭了，因为我们给的报酬太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作没法和人家比，其实他们的作家还不如我们呢，如果叫他们来给我写剧本，让他三天写一集，他马上就跳楼了。
采访者：你说过“什么时候情景喜剧要是在黄金档出现，就会有无数的天才庸才都来搞情景喜剧，那时候就可能没我什么事儿了，所以现在我有独占鳌头的局面还得感谢它还没有成为强势”。最近《东北一家人》已经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这也标志着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似乎到来了，首先对你的成功表示祝贺。但是，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无限风光的同时，有没有感到竞争的压力？你会如何应对呢？
英达：那是我和他们客气了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感到这种竞争的压力，因为真正的竞争者还没有出现。现在很多搞情景喜剧的都曾经是我的合作者。比如说拍《老威的X计划》的刘威就曾在我们的《我爱我家》里客串过；现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快乐家庭》当时也是由我们给搭的班子。因为在情景喜剧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我们在艺术方向上本着“以老带新”的原则，在演员的选择上也是如此。否则，你也许没有争取到新的观众，反而会失去原有的观众。
采访者：国内电视台的合并重组对你们的作品发行有影响吗？
英达：没有影响。他们合并重组就是用所谓的“打造航母”的办法，以规模效应来对抗竞争，这是非常愚蠢的。甭管他们的规模有多大，我心里有一条非常清楚，他们还是拍不出好戏来，在情景喜剧这个领域里，他们最终还是会来买我们的作品。
采访者：现在很多人都说，由于各省市的购片单位都合并了，对发行单位会有一定的控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英达：控制能够一时见效，但是不可能永远见效，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而且会输得更惨。就像过去某些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似乎可以垄断一个行业，似乎可以以大压人，最后一旦竞争真正开始之后，一些小的，甚至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都可以把这些国有企业逼到破产的边缘。看到他们这时的惨样和他们当年的牛样，简直就是我们某些电视台的写照。
采访者：现在，演艺界都很盛行出书，你想没想过自己出本书呢？
英达：没有，因为还不等我出书，像你们这样的同志已经把我的这一点点故事全都挖走了，我要不再发生点什么事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心的好写，就太对不起读者了。我说句实在话，不是讽刺你们，也不是讽刺其他的人，我的文化水平还不够。
采访者：这恐怕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吧？
英达：不，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而是很多其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采访者：但我认为你把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整理一下告诉广大读者，会是一本很精彩的书。你说呢？
英达：会有那么一天，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家庭情景喜剧已经占据电视剧的黄金档位。而身高一百八十公分、体重一百公斤的英达，因为《我爱我家》等二十多部电视剧，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知名“重量级”导演。
英达，男，1960年7月7日出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获导演/表演高级文艺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后自创英氏影视艺术公司，担任艺术总监。
第一部向世人证实英达喜剧才能的，是他导演的一百二十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是全世界首次用华语播出的情景喜剧。该剧的成功一举奠定了英达著名导演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的诺曼·李尔（美国情景喜剧之父）”。
继《我爱我家》后，英达又拍摄了《候车大厅》、《起步停车》、《百老汇100号》、《东北一家人》等二十余部多集电视剧。除了是著名电视导演，也是著名的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经济上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闻传媒上；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是看好的。而且就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在媒体上的广告投入在世界上已经占到了第四位，只有美国、日本还有德国比我们的投入更多。按说我们在资金投入方面高于英国和法国，但是我们的节目却比他们差很多，包括新闻，包括整个传媒。
承蒙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宋阳为我们采访英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英达司机的手机号码，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获得英达的经纪人、制片主任李岩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对李岩说明了采访目的，对方语调里似略有为难，因当时正值英氏影视公司有两部戏同时开机，英达亲执导筒，每日要工作到午夜时分，异常忙碌。对此，采访者恳请李岩念及英达乃我等同门师兄的情分上，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尽量安排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也许英达确对北大心存怀念之情，很快，李岩就回复说，英达同意接受采访，但可能要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待他执导的两部戏步入正轨后，才会有充足的空闲时间。
后多次与李岩联络，零星得知英达的一些行踪，如去录制央视倪萍主持的《聊天》节目，作为北京动物园的形象大使出席活动，在戏里客串角色等等。当问到英达有无时间接受采访时，李岩总是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吧。”
终于等到2003年4月底，北京的“非典”疫情逐渐扩散，媒体报道著名导演谢飞不幸感染了“非典”，于是采访者推测摄制组的正常工作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果然，与李岩电话联系后得知一些摄制组暂时中断了拍摄工作。考虑到“非典”时期人人自危的心理，采访者决定对英达进行电话采访。经与李岩联系，表明了电话采访的意图。李岩与英达商量后，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于是，在“非典”阴云笼罩下的“五一”前一天的晚上，我们的电话另一端连线到了英达在香山的家里。期待已久的与英达老师的对话，借助现代通讯工具的帮助，得以顺利进行。交谈在他的小儿子稚嫩的钢琴声的背景音乐伴奏下徐徐展开。为使谈话不受干扰，英达换了个房间，改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