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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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剥离之功，也正显现出作者的过人之处。对桑塔格而言，萨特《恶心》中的罗昆廷、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加缪小《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乃至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爱娃等等，一一脱去原有的身份外衣而被还原为“病人”。桑塔格以一名“大夫”兼“批评家”的眼光打量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悯之外，更多冷峻。那冷峻之光甚至将整个文化史中密密麻麻车载斗量的“病案”一一过滤：那些通常会被我们忽略的细节、那些个性鲜明的作者自述、那些常常只被我们当作名人嘴边无非炫耀智力优越感的博喻、妙喻之类，统统在桑塔格的显微镜下被放大，被刷新。康德说：“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
（P41）——康德的话原本不过是将“癌症”一词当作一种修辞手段，但桑塔格却从中听出了“癌症=情感过度”的隐喻之音；卡夫卡说：“我的头和肺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协定”（P38）——卡夫卡的话不过抱怨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但在桑塔格看来，它却是在传播一种危险的判断，即所谓疾病其实是“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由此，疾病已大可约等于所谓“天罚”；雪莱安慰济慈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P31）雪莱的话其实只是一种对于友人的抚慰之语，可在桑塔格的解析中，它被还原出了“刻意将疾病诗化”的底牌。而最终，这种种来自文化遗产中被遮蔽部位点点滴滴的渗透和遗忘被桑塔格双手合十，一一接住，并最终汇聚成一片以疾病为主题的隐喻之海……其间波涛汹涌险象环生。面对此海，我们忽然发现，疾病之于生命之危，至少不在人类自身锲而不舍将疾病性灵化、伤感化、妖魔化的危险之上。人类自己亦正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继续编织、传递着与疾病本身基本无关的无数隐喻的“真理”。
问题被桑塔格锁定于“语文”——但无论如何，庞杂“语文”证例哪怕如山如海，终究也还只是冰山一角。或者，根本说，其实桑塔格仅仅是选择“语文”作为自己探究之旅的出发点：她尤其看重诸如“梅毒”、“癌症”这些从名词变成形容词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骨头里都有梅毒——我们全都被民主化了，被梅毒化了”（P54）……在波德莱尔的这段名言中，名词“梅毒”被当作形容词，用以形容反民主人士对“平等时代渎神行为”愤懑之情。桑塔格抓住这个普遍存在的“名词”“形容词”之变——在这个普遍存在的脱胎换骨中，桑塔格听见了那种将“性和政治的恐惧投射到这种疾病上”的危险习惯。因为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也一再提到“梅毒”。在如此语境中，“梅毒”或“癌症”等已成为一根属性迥异的猴皮筋，当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焦虑、恐惧投射到其中后，它又作为一种肮脏或羞辱反抽回疾病本身。
这样，在桑塔格眼中，大而言之所谓“语文”、小而言之所谓“语词”，在成为一座桥的同时，也成为一柄剑；在成为一列火车的同时，也成为一只鞭：它不断将对于疾病本身的恐惧和无助移植到更为广泛的现实生活情境之中，使之成为比喻或意义的弹跳点，同时，它也顺手幻化成皮鞭，将“疾病”之躯上上下下重新鞭挞出诸如羞辱、不洁、疯狂等精神性伤害——而那不过是一些莫须有的羞辱，来历含混的不洁和貌似清晰的疯狂。“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这就像所有的思考当然都是阐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阐释’就一定不正确。”（P83）——在这段直言不讳、有关“隐喻”和“阐释”的告白中，“避而不用”与“试图废置”这样的话虽说得平心静气，但它既是一个细腻标准、精确态度，也是一个挑剔的主张：“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P77）……在这里，“语文”或“语词”的“暴力”助手角色被清晰定义而出——它们当然不是“屠夫”、“杀手”或“刽子手”，而是一群一直以来被我们忽略不计的“刺客“。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提及的疾病达数十种之多。肺痨，癌症，麻风病，艾滋病，小儿麻痹症，霍乱，梅毒，心脏病……假使如许可总括为“瘟疫”的疾病对患者本人来说已宛如伤口，那么，“隐喻”不仅是撒向那伤口的盐，还是一只将那伤口逐渐撕扯开来的手——这里的“撕开”相对于实际情形而言，是夸张，也是“隐喻”，即事实发生的情形并非如此。被文化承传滋养而成的有关疾病的庞杂“隐喻”谱系虽以“刺客”为本质，但它始终被遮蔽在无数几无破绽娇好自然面孔之下。它有俨然的正义之眼，匀称的道德腮红，虚幻的健康肌肤，乃至被上述种种整合而成的一种天赋权力之舌。而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全部努力即在于“摆脱这些隐喻”（P161）在桑塔格条分缕析地揭露了“隐喻”的凶残之至，细究了“隐喻”的隐蔽之深，穷尽了“隐喻”的伪装之妙。而在此之前，关于隐喻，一无所知之外，我们深受其害。扼要地说，即在“隐喻”俨然面孔之后，其实掩藏着诸如“健康=德行”
、“洁净=德行”等无数隐蔽的公式。而天下患者却大都被隐喻撵进了那些看似堂皇公式的反面——在被冠以“高危群体”的标签后，他们的命运自动成为“疾病=堕落”公式的里最受欢迎的填充物：他们要么象征着普遍的放纵，要么呈现着道德的松懈乃至政治的衰败。它们汇同集体想象，为天下患者凭空捏造了一个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使天下患者“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P113），不仅疾病本身成为一种“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惩罚”（P101），而且疾病之外那个庞大隐喻谱系更像一整套“恐怖故事”（P103），在天下患者的心灵上插无数不流血的软刀。我甚至想鲁迅笔下的贺老六的媳妇祥林嫂。这个联想让人心惊。它让人明白，在我们这里，隐喻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格式和更为悠远的传统。相比桑塔格所谓“穷尽之”的坚定而言，“揭露”或“批判”还远远谈不上。我们自己也还正与“刺客”共舞。
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之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用哲学轻抚亡灵
本书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展现了“西藏佛学智慧的精髓”。而另一个评论则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生死学巨著，一本最实用的临终关怀手册”。
这后一评价相信更多针对一般读者而言——因为临终关怀确是当代医学伦理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之一。
辉煌显赫或一贫如洗，人生的全部意义其实同样因为“死亡”而终止。面对死亡，用哲学轻抚亡灵从来不该空缺……当然，如你所知，它总是一再空缺。
第四部分 《乔伊斯与娜拉》第43节 《战天京》
谭伯牛《战天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
本书属历史研究专著，是今人对浩瀚史料的重新耙梳、整理、推敲、发现乃至推论或猜想。
打比方说，这种书像一道以史料为锅底、以观念为涮肉、以识见为汤水、以传说野史为辅料的一锅炖菜——其创造或刷新不在样式本身，而在观念与识见。
这些我都明白。不过，在阅读中，我偏偏是对诸如萝卜花、花生豆、香菜叶之类的辅料兴味盎然。
“相期无负平生”一节（P261）作者介绍曾国藩的“生挽”癖：“曾国藩一生好写对联，尤其重视挽联，全集中就收录了七十七幅挽联，凡上官下僚，亲朋戚友，不论贵贱寿殇，横死善终，一概挽之。集中排在最后的挽联，是写给一个妓女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这个妓女的名字，就在联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猜一猜她的芳名。”
“挽联固然是小道，但是不刻苦锤炼，也写不出上品。曾国藩当京官的时候，就苦练过这种功夫。不过，挽联是盖棺定论，对象不死，素材就不完整，挽联也就不好落笔，曾国藩哪里找那么多死人来练习呢？他玩了招绝的：生挽；所谓生挽，就是给活人写挽联。活人还得挑熟悉的，不然搞不清平生行事，下笔未免落空”……
在“战天京”一节（P182）中作者写到：“洪秀全是病死，而非自杀。曾国藩作这个手脚有什么用呢？邀功而已。杀敌立功，很有讲究：活捉最上（可以让皇帝享受宣布凌迟处决的快感），手刃次之（要能指名操刀者谁），其次则乱军之中拣得尸身（……尸体没有找到就一直困惑朝廷），最次则逼迫对方自杀……如果是病死，那叫受了‘冥诛’，军功无与焉。当然，‘贼酋’自杀也不能录为己功。但是，自杀都是承受不了压力所致；”贼酋“自杀，自然就表示我方施加的压力够大，我方攻势极为猛烈、极有成效，没功劳也有苦劳”……
这些细节固然有趣，但相对于本书审视晚清军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位量级人物的主旨而言，毕竟是些微不足道的零部件，但我却偏偏迷上了它们。这种避重就轻的阅读嗜好我分析无外两种原因：（1）不具备相关历史知识，用专业的话说叫，身在门槛外而非门槛内。好比一个全无国际政治常识的人当然无法去关系美伊冲突的真正原因，而只好起哄去猜测萨达姆到底是不是得到了淋巴癌；（2）在阅读习惯养成过程中，阅读左道旁门口耳之学的报刊杂志过多过滥，而阅读专门化的经典名著甚为稀松……我发现这两点在我身上都有，一个也不少。这还真吓着我了。
本书作者“语言”可圈可点之处颇多。这一点被符笑汀在该书序言中表扬复表扬。符笑汀褒奖得并不过分，但少例证。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也是在“战天京”一节（180）中，谭与读者一起讨论吾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技巧之一“踢皮球”。而后，谭分析称：“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才能不偏不倚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在这段文字中，史料与史实与现代时空的转换其实只用了一个“球”——“助跑”、“摆腿”、“触球部位”这不到十个汉字虽则简单，但它在还原出了一个遥远模糊时空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同时，也激活跃了一台绘声绘色的政治搏弈。了得了得。
陶杰《无眠在世纪末》
文汇出版社
上海的旗袍还是解放前的手工好
在网络上，陶杰最流行的一篇文章是“张爱玲的另类年表”。在那篇仅有数百十个汉字的短文里，爱也浓酽，恨也浓酽，可其实作者未着一字。其中最妙的一个假设这样说：“1954年：加入中国文联，热烈拥护新中国，决心改造旧社会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文化部长周扬鼓励她要多写解放后上海的生活面貌，张爱玲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年完成中篇小说《南京路上的朝阳》（P209）”……
好多年前，宫雪花以其闪烁的身份以及高龄艳妇的“邪门”参加香港“亚洲小姐”竞选。在如此“蛇蝎式”智慧还远未普及到卫慧、九丹、璩美凤乃至杨二车娜姆的彼时，嗤之以鼻不仅是文化论者中的大多数，也是道德论者中的大多数。对此，陶杰的见解别开生面：“选美并不是选道德家”，“更何况是一场游戏，‘亚洲小姐’这个名称，其实‘政治正确性’先大有问题，何况香港一弹丸之地，选出的小姐就能代表亚洲？（《破格之谈》P269）”……
想想自从张艺谋成为国际大师后所有被其相中的新星无非巩俐眉眼的COPY件，也就知道流行文化所秉持的时尚专制并不比曾浩劫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专制更客气。于是也就明白在另外一篇题为“宫雪花的欣赏”短文最后，陶杰何以兀自一句：“我投宫雪花一票”！
尤其近一二年，尤其是在文学的康庄小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