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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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直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１９７０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本身，即这种教育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尽管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录取政策上也存在种种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由于各级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各个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在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部分孩子过早地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辍学。二是城市中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是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级教育的收费直线上升，特别是大学的学费上升尤快。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9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近年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阶级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现象出现了。
首要的问题是利益表达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和利益失衡的问题不断严重化，已经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内容其实就是协调利益关系，遏制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但是，要协调利益关系，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博弈》 第一部分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3）
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而且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中的利益在不断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不断发育成长，而且正如我们原来多次指出的，这些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冒一点风险建立利益表达机制，从而为协调利益关系建立一个必要的基础；要么由于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而承担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以及由于利益关系失衡引起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的代价。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利弊权衡和选择。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似乎存在一种鸵鸟的态度，总以为有些事情只要视而不见，拖一拖就过去了；甚至去幻想，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利益，没有由于利益的多元化而引起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该有多好。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2005年11月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一种务实的、理性的对待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态度。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将利益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使利益关系问题变成一个无法进行就事论事讨论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对利益关系问题去敏感化，转而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这可能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的认识，从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冲突解决的措施。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的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是畅通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围内。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而且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们既无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无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比较而言，在整个社会缺少规范化的利益追求方式的环境下，强势群体有着用各种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规范化的，而且，强势群体在使用这些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时候，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一项有关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一些私营企业家为了疏通某些渠道，不但要花费大量精力，甚至要花费不菲的钱财。有的甚至最后付出了牢狱之灾的代价。正如有的私营企业家感叹的：如果能用正当的方式来做事情，谁愿意冒风险去行贿？
就现实性来说，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需要正确处理“表达”和“代表”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由民众或民众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府，是要代表公众的利益的。但这当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政府对于公众利益的代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政府所能代表的是公众利益中的一部分，即他们利益相一致的一面，也就是公共利益。而另外的一些利益关系，比如互相矛盾而又都是合理的利益关系，则不能简单地加以代表，如股市中的空方和多方的关系，医疗中的医患关系，房地产中的买房者和卖房者的关系，拆迁中的开发商和拆迁户关系，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等，都是如此。第二，即使是可以由政府直接代表的公共利益，也要建立在公众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必要的公众利益表达，公众的公共利益就无法加以明确。特别是在某些利益顺序涉及到选择的时候，也只有通过利益的表达过程才能使选择的意愿得以呈现。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曾出现这样的事情：地方政府花费相当财力物力“为百姓办实事”，但事情办成后，老百姓却并不买账，有的甚至成为讥讽和抨击的对象。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的情况下，这些地方政府是以自己对公众利益的想象代替了公众没能表达出来的真实利益要求。
利益主体的有效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对政府介入社会中的利益关系的排斥。实际上，利益主体的有效利益表达，是将政府置于了一种超脱、超越的位置上。在这个超脱、超越的位置上，政府的职能是为社会中利益主体的表达制定规则和程序，是以监督者的身份介入社会中的利益表达和博弈过程，甚至最终以裁判者的身份对其中的分歧进行裁决。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对社会利益的代表，是以协调者的身份实现的。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中，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构成的合作主义体制，体现的就是政府的这种位置和职能。而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恰恰是放弃了这样的超越地位，而卷入了社会中的利益纠纷。这样，不仅使得政府的职能发生畸变，而且很多社会矛盾也由此而生。比如在征地中，在拆迁中，在劳资冲突中，都往往不乏这样的事例。
在缺乏利益主体有效利益表达，政府直接介入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另一种弊端，即政府中一些部门的利益与社会中某个利益主体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事实上，不同的政府部门成为相关利益的代表者，这种迹象在我国已经日益严重化。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燃油费改税的过程中，农业部门成为农民的代表；在两税合一的争论中，商业部门成为外商的代表；在房地产热及其争论中，建设部门成为房地产商的代表。其结果是政府行为的严重走样变形。在我国，政府部门不仅在有关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立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在社会中的利益群体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不仅导致政策制定甚至立法过程的不公正性，甚至使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府。部门利益的逻辑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一部分部门利益的逻辑
部门利益的逻辑
与李昌平曾经在会议上见过几面，前几年有关李昌平的报道也读过一些。但对于李昌平在上书国务院总理并获得七常委批示之后的改革以及失败过程，还是在读了温铁军先生的一个演讲记录稿和一篇有关报道之后，才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据温铁军介绍，在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并获得七常委的批示之后，曾在棋盘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结果是以失败告终。分析这些改革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改革过程和逻辑，甚至理解许多社会现象，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温铁军所说的，李是硕士毕业生，本地人，有中央批示的尚方宝剑，推进改革的条件不可谓不好，但这些改革失败得却很彻底。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个既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部门利益。比如，当时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措施之一，是制止有关部门的下乡扰民。李昌平决定，对于七所八站，在一年时间里，经费照给，但不要下乡扰民，让老百姓缓一年。但这就断了有关部门吃拿卡要的路，把有关部门给得罪了。第二项改革是清理该乡历年积累下来的债务，共3000万元。但一查账，发现大部分债权人却是政府中的部门。这些部门用罚款、收费等方式积累了相当一笔钱。有了钱，他们就对政府放贷，利息比银行要高很多。于是，就按照银行利率进行清债，3000万债务才清掉了1000万，就把放债给政府的部门给得罪了。改革进行了不到一年，几乎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于是，县委组织部长只好和他谈话，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
最近一则和李昌平有关的报道，则是李昌平原来所在的湖北省原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因滥用职权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