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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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效应”首次在外交舞台上亮相。
1984年6月12日，我参加苏联官方代表团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①逝世的噩耗传到了莫斯科。他是在一次意大利司空见惯的群众集会上猝然去世的。
决定派遣一个苏共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于是时任国际部领导人的波诺马廖夫声称他准备前往。但他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关系历来十分糟糕，他去只会当众丢脸。A。亚历山德罗夫和B。 扎格拉金直接上书政治局谈到此事。经过与意大利同志协商后，决定派遣我去参加葬礼。
我同贝林格并无私交，但我对他在我们几次党代会上的讲话记忆犹新。他说话的声音温和、舒缓，完全没有意大利人特有的感情奔放，但所讲的内容常常切中要害。
我国听众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讲话，因为大家似乎都听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知道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复杂关系以及两党之间不时爆发并公诸报端的相互“回敬”。不过关于如何对贝林格讲话作出反应问题，对于我们与会的人并不算什么特别的难事：代表们瞧着主席团如何反应，跟着学他们的样子就是了。
在6月13日与扎格拉金、顿涅茨州委书记B。П米罗诺夫同机飞往罗马的时候，我仔细回忆起了这一切。我们的出行是那般仓促，政治局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专门指示，只是说希望探讨一下我们两党关系大致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真是一次举国哀悼，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达数十万之众。我们同帕叶塔①一起肃立在意共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列队而过的人群中传来了向苏共代表团致意的喊声。这时有人问我：
“您目睹意大利人为贝林格送葬的情景，都有何感想？”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至少是在当时。
整个意大利，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向贝林格最后诀别。总统佩尔蒂尼代表全民族在这位反对党领袖灵柩前鞠躬致敬。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另一种政治素养的表现。
此前我早就读过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纲领性文件，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问世的著名的《陶里亚蒂笔记》。也认真研究过葛兰西②的《狱中纪事》。但在贝林格葬礼期间所获得的教益仍然促使我深深思考。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国大使馆官邸同意共领导成员举行会晤，莅临出席的有布法利尼、克亚罗蒙特、科苏塔、米努奇、帕叶塔、佩吉奥利、鲁比、切尔韦蒂。
谈话是开诚布公的，但似乎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终于我忍不住说道：
“那好吧。你们已经一百万次讲过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指令和任何中心。而我们也两百万次重申了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确实不存在任何中心。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
意大利朋友们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也许，让咱们从今往后多多会面，”我接着说道，“一道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格局，一道思考，交流思想。”
会谈持续了整个通宵，直至凌晨，分手时出现了某些互相理解的迹象。
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接见了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他的民主作风、对我国人民真诚的友好态度和对苏联战胜法西斯的功绩所表现的敬意。佩尔蒂尼本人就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喜欢他的轻松自如和言谈直爽。总统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内容相当丰富的会谈，我们告别时的友好拥抱也是真诚的。
当天我们就启程飞返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帕叶塔和鲁比。看得出来，在过去的一天里意共中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此刻坐在茶几旁，伴随着巨大的玻璃窗外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俗话所说的那般相互“击掌”——应当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同志式的关系，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以这种口气起草的我关于此次出访的汇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一年以我的英国之行告终，访问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进行的。12月15 日我率领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团员有韦利霍夫、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在我们之前的15 年里，还不曾有这样的代表团出访过英国，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演变得相当复杂，很需要类似的访问。
在我国，对待来访的议会团体的态度正如对待股票一样，完全是礼节性的，徒具形式的。我们这次访英，看来外交部的官员们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也发生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将自己最近数年间对于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所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在英国议员们面前和盘托出。
讲话全文在国内国外都已公开发表，我现在只想提提其中涉及的话题：核时代需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战争的危险目前已成为现实；“冷战”是带有战争威胁的不正常的关系状况；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无论对谁而言，都绝不可能靠损害他人的安全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我国随时准备通过谈判来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西方对手走到哪一步，我们就奉陪到哪一步。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4）
这些声明在全世界报刊上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下面这句话尤其被频频引用：“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分隔开来，地球我们却只有一个。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家园，而不是战区。 ”
我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也得到详细的报道。会晤是代表团访英的第二天在切克斯举行的，首相偕同自己的丈夫丹尼斯和几位部长在那里迎候我们。在入口处，众记者迎上前来纷纷拍照，我们两对夫妇的四人合影（撒切尔夫人彬彬有礼地伸手示意我们站哪里，如何排序）正是在这里拍摄的。可笑的是，后来许多人对这张照片却作了匪夷所思的解释：似乎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观赏我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着装。
会见从午餐开始。撒切尔夫人和我坐在餐桌的同一边，丹尼斯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落座另一边。一切都显得令人肃然起敬和彬彬有礼。可是谈话即使在用餐时也都颇为尖锐。
撒切尔夫人为人信心十足，甚至可说是过于自信，在温婉迷人、娴淑端庄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位刚强务实的政治家。无怪乎英国人自己都称之为“铁女人”。
但随后又重开了话题，于是我说道：
“我了解您是一位有着坚强信念、恪守既定原则和价值标准的人，这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您应当考虑到，坐在您身边的也是一个同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奉政治局之命前来游说您加入共产党。”
听罢此言，她开怀大笑起来，结果谈话不知不觉中便由貌似谦恭有礼、实则不无讽刺转化为开诚布公、兴致勃勃了。
用罢午餐，继之以正式会谈。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也前来参加，谈的是裁军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手中不离事先准备好的笔记，但随即我便将其搁置一旁，撒切尔夫人也把她的稿子塞进了手提包。我在这位英国首相面前摊开一幅大地图，图上以千作等份标出了世界全部核武器贮存量。我说这些小方格中的任何一格，都足以灭绝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也就是说，用现有的核储备可以将全部有生物毁灭1000次！
她的反应十分富于表情，情绪激动，而且我觉得确乎是真诚的。无论如何，从这次会谈起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了我们两国之间的高层政治对话。
根据记录，在正式会谈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并未出席。她被安排听任三四位英国部长的“ 摆布”。而让这些部长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同他们纵论开了英国的文学和哲学。对这两方面她一向就深感兴趣。趁与撒切尔的会谈还在进行之机，他们一直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向来对“克里姆林宫夫人”明显抱有成见的英国报刊，却相当详尽和赞许地向读者报道了这段插曲。
12月18日我在议会的演讲很成功。的确，即便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也有人企图以敌对的态度同我对话。但我当即加以阻止，说：
“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交谈，那么，我就搬来我所带的资料和文件，动手算个总账，看看英国方面都做了什么反对苏联、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事情。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
经我这么一讲，对话终于进入了建设性的完全友好的轨道。
随后又同许多部长、各党派领导人、实业界代表多次会晤。我们还访问了奥斯汀－罗弗汽车制造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杰洛茨·希尔综合研究所、工商协会、不列颠博物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代表团部分成员去拜谒了马克思墓，而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却未能前往。后来有人就此事做了多少凭空的臆测啊！其情形与改革年代我国“自由派报刊”炮制的关于“金卡”的“新闻” 如出一辙：据说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国外拥有信用卡！实在不屑于去读这类东西，也替那些杜撰这整套无稽之谈的“知识分子”感到羞耻。而当我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读到这则流言蜚语的时候，就更觉无耻之尤。看来，还是一句谚语说得对：“谁哪儿痛，谁就说哪儿”。
1984年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要求有所不同：尽量对议会代表团访英之行的结果保持缄默。
1962年以来一直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曾向我介绍过，美国公众和政界对我访问伦敦的反响十分强烈。他为此给外交部连发两次电报，详细评述了美国各大报刊对此事发表的言论。平时这类情报都分送给全体领导成员，但这次却没有这样做。而当多勃雷宁本人回到莫斯科时，葛罗米柯给了他一顿严厉申斥：
“你是个经验那么丰富的政治家，老练的外交人员，一个成熟的人……竟然连发两封电报大谈什么议会代表团的访问！这究竟能有多大意义？”
在伦敦时我获悉一个不幸的消息：乌斯季诺夫逝世。我中断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沉重的损失，在那个混乱时期这种感觉尤其明显。此时正当1984年底，而整个这一年没有别的，只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垂死挣扎而已。
总而言之，迫切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积极主动的政策，可是国家领导层却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况。契尔年科无论就个人才具抑或健康状况而言，都与总书记一角极不相称。连政治局的日常会议都大成问题。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会期已定，但契尔年科无力出席，直至开会前15 ～30分钟才来电话委托我代为主持。
政治局委员们对此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出奇地平静，亦即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另一些人或则困惑不解，或则拙劣地掩饰内心的窃喜。吉洪诺夫就曾不止一次毫无分寸地打探：
“是他让您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吗？”
我总是回答：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非您以为我可以擅自跑来就这么召开会议？你把我看歪了。 ”
这个问题到年底已发展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因为契尔年科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政治局是至关紧要的政治领导机构，理应正常运转，可是却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委任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好，吉洪诺夫也好，或者另外什么人也好）固定主持会议。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5）
我确确实实知道，有些同志在同契尔年科谈话时曾就此向他提出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总书记贴身圈子里的人却要他保留目前的做法。因此每次我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不过此事倒并非关乎我个人，而是影响了党中央机关政治局的工作。在这种环境里，各色阴谋家感到如鱼得水，而对事业、对工作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心遵循几条准则。第一：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有问题坚决指出，对那帮“仆从”寸步不让，哪怕他们所捞到的官衔很高。第二：对总书记要忠诚，重要问题上要和他保持一致。第三：在政治局执行团结的方针，不允许瓦解中央的权力。还有，第四：重大事件要让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州委、边疆区委及时了解。他们应当看清局势的严重性，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工作。
我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