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4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做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 “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免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有发现什么“ 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泼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2）
戈尔巴乔夫效应
4月30日，契尔年科突然要我去见他。我跨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在猜想，可能是谈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事情。然而一问一答之间，气氛骤然变得颇为紧张起来。一开始他讲得不很连贯，前言不搭后语，说他不能再拖延问题的解决了，别人对他有压力，这会在工作中引起分裂和意见分歧的，诸如此类。
我问他：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呀？”
“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您用不着这么激动嘛。既然事关信任的问题，咱们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吧。我也想向富有经验的同事们了解了解，我的缺点和错误在哪里。希望不会是我在政治局的去留问题吧 ？”
“不是的，哪能呢，哪能呢。”契尔年科张皇失措地嘟哝着。
这时我情不自禁，激昂地大发了一通议论：
“既然如此，我就有权知道，反对我的那些人，究竟想要我怎么样，都有些什么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必须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它在众所周知的一个时期之后又增强了活力，不那么合有些人的心意。您当总书记的应当通盘考虑，作出判断。我眼见得有些人企图一步步窃取权力，这样下去后果也太危险了。因此我赞成解决问题，但是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领导层的情况很复杂，对话很有必要。既然问题已经成熟，就不应当再回避了。”
契尔年科再一次求我不要急急忙忙地表示意见，可他自己却又在作笔记。我们讲好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又就即将到来的节日互道了一番祝贺，然后就分手了。我离开时心情沉痛，想到总书记的立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傍晚乌斯季诺夫来电话，向我祝贺节日，建议早点动身回家。原来领导层中的几个人（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每天都工作12～14小时，直到深夜。我向他表示谢意，并颇有情绪地向他讲述了刚才同契尔年科谈话的情况。乌斯季诺夫一听便看穿其中大有阴谋，顿时惶惶不安起来。他赞同我所采取的立场，劝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不必为此伤心，因为他认为反对我的图谋注定会失败的。
5月3日大家参加政治局会议，按既定的全部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但是成为我同总书记谈话主题的那个问题竟然没有提交讨论。原来，乌斯季诺夫已劝告契尔年科不要听命于吉洪诺夫及其一伙。过了两三天，契尔年科告诉我说：
“我考虑了考虑，决定不提出那个问题了。原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
大约已经是1989年了，吉洪诺夫才给我寄来一封悔过的信，还表示愿意在经济改革中效力。但在那些年里通过契尔年科向我施加的压力始终没有中止过。这一切让人伤透了脑筋，因此每次得以从莫斯科分身赴外地旅行时，我都感到极大的惬意。
在1984年整整一年之中，阴谋、陷阱、谣言决定了老广场上的大气候。契尔年科的病情日益严重，政治局的形势更趋尖锐，争吵逐步升级。我不想一一描述那个时期的所有波折。而且也没有必要——当时的全部情况早已尽人皆知。但这一切都有哪些表现形式，用全国意识形态问题科学实践会议的经过便足以说明。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契尔年科本人确定的：贯彻执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六月全会（1983年） 决议的状况。济米亚宁来见我，请我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因为我已经接手了他先前主管的工作——意识形态。
部里为报告提供的材料使我大失所望：全是“济米亚宁式的倒嚼”，墨守成规的陈旧思想，一大套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言之无物的空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简直有意败坏我的名声。不过这只能使我更加鼓足干劲。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包括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他当时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比克宁和博尔金。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突破六月全会的局限，那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差劲。在会议筹备期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使我们颇感兴趣，诸如所有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大家干得不错，材料内容丰富而严谨。
然而并非人人都喜欢。济米亚宁心怀不满，故意闹别扭。我给他看了报告稿，他并未向我提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要求再突出一下关于现阶段党的领导作用这一论题，而回过头去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他却干脆说报告不行。
与会者齐集莫斯科，万事俱备。可突然之间，就在名副其实的开幕前夕——前一天下午4点，契尔年科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认为现在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并不合适，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应当进行准备，征求意见。我一听他说话的语气便已经明白，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很可能在场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让这位优柔寡断的上司坚持强硬态度。
如此突如其来的转折简直令人怒不可遏，于是我用相当尖锐的言词表示了抗议。据当时也在契尔年科办公室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告诉我，我几乎是将总书记斥责了一顿。也许，我表现得缺乏自制力，却把围着总书记团团转的那帮坏家伙搞得慌张失态。我提醒契尔年科，提出召开那个会议主张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只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现在代表们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不知道谁能解释清楚取消会议的原因。这一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意味着当众出丑。最后我问他：
“是谁把您搅糊涂了？”
“嗯，那好吧，”他说，“开你的会，不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安德罗波夫（13）
谈话到此结束……会议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它以方式方法的新颖、讨论中的创造精神，与以往多年惯用的思想灌输形成了鲜明对比。大会报告的标题《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本身就足以引人深思。
与会者坚决要求将报告公开发表。我说会发表的。然而，唉，只有《真理报》发表了一个简述。有人为了抵消“戈尔巴乔夫效应”和整个大会的影响，当即炮制并火速在12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刊发了契尔年科的文章，将其吹嘘为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最新论述。
也是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效应”首次在外交舞台上亮相。
1984年6月12日，我参加苏联官方代表团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