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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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什么中立、公平等等物事”，“假装超然，实在的意见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古人有言，养虎自贻患”。他甚至愤激地大呼：“宽容宽容，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可不戒欤？”1926年，围绕着“三一八”惨案，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语丝派与陈源、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时，胡适再一次出面调和。他曾经分别致书鲁迅、周作人、陈源，呼吁停止论战。信中说：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17］胡适的“建议”在论战双方都受到了冷遇，而且形势的迅速发展，连胡适自己也无法再“调和”下去。
周作人与胡适之间的分歧，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期间达到了极点。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屠杀革命者和无辜人民、实行思想专制的反动行径，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胡适则千方百计为国民党开脱。在清党高潮中，胡适在上海发表演说，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周作人立即执笔写了《人力车与斩决》一文，责问道：
清党之中，“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胡先生出去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18］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3）
（三）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终于吓倒了周作人。在现存的1930年1月5日、2月1日周作人致胡适书中，周作人向胡适自荐他的《闭户读书论》，表示：“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19］又称：
“闻今年将大开言路，而我现在觉得并无话欲说，可谓辜负好时光矣”［20］，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期待：周、胡二人因此而获得了合作的共同基础。彼此之间，时有通信，互诉衷肠，昔日的论争、分歧，已不复提及。1931年6月19日、9月26日，胡适写给周作人信中，都附录了自己诗歌新作。其中一首律诗内云：“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21］，道尽了胡适内心的苦闷，显然是把周作人作知己者看待的。周作人对胡适也以诚相待，曾于1929年8月因国民党上海党部通过严办胡适的决议案而致书胡适，以拉伯雷“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之言相劝，表示：“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现在“却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未能“尽其性”，“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离开上海，到北京教书，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22］。胡适在回信中承认自己“爱说闲话，爱管闲事”，“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NB053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心境”。信中又说：“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23］胡适的坦诚、热情，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周作人是要“冷”得多，或许是寓至热于冷之中吧。
1932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自诩以“唱低调，说老实话”为宗旨。据胡适后来回忆，周作人曾写信劝他“不要干这种傻事”。但胡适认为周作人“心里是赞成这种傻事的”，证据是“傻孩子过两周岁，岂明先生特地寄一篇《太监》来，并且说明是‘奉贺《独立评论》之百一期’”，胡适表示盼望周作人“常时捎点结果给这个傻小子，不要等到过年过节才送礼”［24］。以后周作人果然又“捎”来了《“西洋也有臭虫”》（载1934年7月1日《独立评论》第107号）、《读禁书》（载1935年9月1日《独立评论》第166号）、《关于看不懂》（载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等文。在这些文章中，有支持胡适，也有与胡适辩驳的，充分地显示了他们之间自由、平等讨论的友好气氛。
1934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一文，重申“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独立评论》第105号发表了子固《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一文与胡适辩论，文章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这又引出了周作人的反驳。他在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07号上的《“西洋也有臭虫”》中指出：
“青年们高唱发扬国中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党说过的‘中学为体’。子固先生又质问欧洲可有过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等等的东西，则岂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么？”《独立评论》的这一场论争，不过是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无论是胡适对“固有文化”的否定，还是周作人对“中学为体”论的警惕与批判，都是他们各自在五四时期的原有立场的继续。
《独立评论》第241号发表的周作人《关于看不懂》一文，则是周、胡之间关于诗歌问题的一场有趣争论［25］。在此之前，《独立评论》第238号曾发表读者絮如来信，以卞之琳的诗歌、何其芳的散文为例，批评“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坏影响。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表示赞同这一意见，并说，“现在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周作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文艺方面来说，所谓看不懂的东西可以有两种原因，甲种由于思想的晦涩，乙种由于文章的晦涩”，后者“有一部分如先生所说是表现能力太差，却也有的是作风如此”，“创作时觉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出他们的意思和情调”。三十年代这场“关于看不懂”的争论，既是五四时期诗的“平民化”与“贵族化”争论的继续，又延续到七八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自有其意义。而周作人与胡适之间，这一时期政治倾向上的接近，并不妨碍彼此在诗歌艺术上的争论、切磋，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以较高的稿酬，接受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这显然与胡适有关。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一时唱和者蜂起。胡适也寄来了他写的两首。其二题曰《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自注云：“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26］胡适显然意在表现他自己的个性，追求与周作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在他们私下通信不意之中的表露反而看得更清楚。例如在1936年的一封通信里，周作人介于“朋旧雕丧”、“青年无理解”，而劝说胡适“汔可小休”。胡适回信说，“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激？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胡适表示自己以孔子为“大神”，“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胡适对于周作人也别有一种观察：“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前日和诗末句，‘关门尚学仙’，已改为‘萧闲似散仙’，似较切近。”［27］应该说，胡适看出周作人从根底上是个“有心人”，并不消极，这样的理解是远远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4）
（四）
尽管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周作人与胡适都曾丧失民族自信心，陷入“民族失败主义”［28］；但在日本占领北平及华北，并继续南下，把侵略势力扩大到长江流域后，他们终于走上了不同道路。
1937年8月9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的胡适离开北平南下，周作人作为北大留守教授仍留在北平。据周作人回忆，在此之前，经胡适介绍，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以较高的稿酬接受了周作人的译稿《希腊拟曲》，这就使周作人在日军占领北平后，暂时得以维持生活。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正式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在此种情况下，胡适自伦敦赠诗周作人，对其进行了婉转的规劝：“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9月21日，周作人致诗胡适：“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29］查周作人日记，在胡适、周作人诗信来往的八、九月间，周作人确实多次婉辞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以及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的任命。据周作人的回忆，因为听说胡适要到美国去，他将诗信遂寄华盛顿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但大使馆无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别号，直到1939年12月胡适才收到这封诗信，而周作人早已于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胡适遂写诗一首：“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30］，在无可奈何之中含着某种惆怅之情。
有趣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转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据周作人回忆：
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31］，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在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32］此后，胡适、周作人分处海峡两岸，未能互通音讯。只是在《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作人在与香港友人通信中，对胡适的评价：“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33］。周作人写这封信的时间可能是1965年4月28日，此时胡适已作古，周作人也已是80老翁；信中的这几句话，就算是他们一生交往的总结了。
注 释：
［1］据《知堂回想录·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当时胡适、刘半农、刘文典均为辛卯年生，在1917年只27岁，共称“三个小兔子”。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七 五四之前》。
［4］类似记载还有：1917年12月26日，“半农来访，同往学长处谈研究小说事”；1917年11月30日，“同刘半农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