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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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对于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促进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30节 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趋向（1）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前此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览性描述。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综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充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意味。
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市场中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则都在发生变化。
１９８９年由麦克法夸尔（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 Ｆａｒｑｕｈａｒ）、奇克（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ｈｅｅｋ）和吴（Ｅｕｇｅｎｅ Ｗｕ）主编，高德曼（Ｍｅｒｌ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和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等著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夸尔、史华慈、格德曼、吴和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５８年间的十九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十四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五篇。应当说，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的资深权威，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Ｔｏｔａｌ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与“全面挫折”（Ｕｔｔｅｒ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处于中国内部、中外关系、理想与现实、党内与党外多层交叉的复杂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简单“二分法”的武断方式予以评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①
１９９３年，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Ｓｔｕａｒｔ Ｒ． Ｓｃｈｒａｍ）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①
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著名学者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ｅｎｅｒ），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特别是对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思想界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的宏观判断不以为然。迈斯纳把这种观点概括为：
在马克思的乌托邦阅读与经济不发达的联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地合乎逻辑的组合，对此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按照这种具有影响力并被泛化了的“现代化理论”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毋宁说主要是针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则仅仅开始一个现代工业主义痛苦的旅程。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是，在早期工业化社会中人们根除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之心理上的需要，用以表达一种浪漫化了的、但却又是无可挽回之过去的乡愁以及刺激平等主义未来乌托邦的幻梦。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精英所专有，并被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式。但是此次现代工业进化已经发展到如此充分成熟的阶段，以至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历史的思想灵性（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ｒｅ）。教义变成了仪式，并最终逐渐褪色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者在无产阶级的形式中生产了自己的挖墓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在为现代工业社会创造物质的基础的形式中生产出了自己的否定。几乎所有各种版本的“现代化理论”都假定，一个充分发展的经济，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来说，都是无益的。①
而他自己则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但如果冷静客观考察，那么：“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②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１９７８—１９９４）》一书中，迈斯纳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③由此迈斯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这一命题根源于经济不发达的土壤中，在这里，它被转换成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并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被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多种革命，已经被限定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中，这毕竟是２０世纪历史的一个显著事实。而且根植于这一土壤之中的社会主义政权，在经过一个工业发展时期之后，已经或早或迟地把自己容纳进了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范之中。借用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预期的普世性（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话语来说，就是人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高声预言：我们正在迈向“历史的终结”，未来肯定是一个当下之逐渐延伸的平庸信念。但是，对于那些把历史视为过程而不是停滞的思想来说，“历史终结”的观念则是一种沮丧的期待。而且，这种关于历史在其现行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已经终结了的假设，使人特别地悲哀。然而，就资本主义而言，其自身巨大的生产力已经带来了不断拓展的开发、日益增长的异化、各民族间怪异的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愈加频仍的战争，而且这些都在一个日益增加且规模极大的范围上持续地展开着。那些能创构不同且更好未来的人们，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他们为“乌托邦徒”（“ｕｔｏｐｉａｎｓ”），将会拒绝关于在现行美国这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典型化身之中，历史已经走向终结的观念。①
毋庸赘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相对以上各种对毛泽东的学术评价而言，１９９７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Ａｒ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以及哈里（Ｐａｕｌ Ｈｅａｌｙ）、奈特（Ｎｉ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②一书，是９０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许多前沿性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专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阈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这里，我们仅就该书中德里克关于“现代性”脉络下的“毛主义”之性质的分析，做一框架性介绍。尽管这一派别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界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的全部倾向，但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德里克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