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2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做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俄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的主流范式和学术传统，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
显然，“毛主义”的概念与中国理论界所使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有相重合的部分，但在基本性质上则大不相同。中国学术界在识别这些基础概念时，应加以充分的注意。为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我们把Ｍａｏｉｓｍ统一译为“毛泽东主义”。
２．乌托邦主义：ＵＴＯＰＩＡＮＩＳＭ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内，“乌托邦主义”似乎是一个较常使用的概念。由于历史认知和思想方式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一般是在贬义的意义使用这一概念，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乌托邦”意味着“空想”、“不现实”、甚至等同于“政治幻觉”。但在西方政治学的专业话语内部，情况要比想像的更为复杂。在字源上，“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是希腊语ｏｕ（不，没有）和ｔｏｐｏｓ（地方）所组成，意为“没有或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新拉丁文中则为“想像的岛屿”的意思。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德的“道德世界”，其实都在某种人性有限的假设下，把最纯粹的期望寄托于理想层次的乌托邦，而把失去乌托邦导引的世俗生活看成是行于昏昧之中的堕落。康德充满激情地说：希望一个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国家产物，无论它可能来得多么迟缓，有朝一日能达到完美之境地，那只是一场美妙的梦；然而不断地趋近于它，不仅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就其可能与道德法则相一致而言，它还是义务。这非但是国家公民的义务，而是国家首脑的义务。①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在近期的采访中也指出：“绝不能把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与幻想（ｉｌｌｕｓｉｏｎ）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世界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②
众所周知，把对乌托邦的批判上升到意识形态层次，是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批判，但一方面经典作家明确肯定这些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后人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夸大和误读，如把ｕｔｏｐ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译为“空想社会主义”，从而使ｕｔｏｐｉａ直接等同于“空想的”，而省略了其“福地乐土”的崇高本意。韦伯恳切地说：“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力求取得不可能的东西，人类就不会获得可能的东西了。”①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不是对未来明确的强制性规定，那么，乌托邦所蕴涵着的现实道德批判的准则，就将向美好的未来表达一份充满信心的不灭祈望了。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29节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意义（3）
３．平民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在外国学者的研究脉络中，“平民主义”（Ｐｏｐｕｌｉｓｍ）通常被看做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这个特色就在于，如果说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政治动力和本质是产业工人阶级，那么，毛泽东主义则把革命动力归结“人民群众”。显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人民群众”比“工人阶级”要宽泛和模糊。外国学者注意到，赞美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认为他们中蕴藏了一种推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极大冲击力，这一思想成为贯串于毛泽东所有著述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思想的角度上形成了明显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注意到，毛泽东晚年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对党变质的可能性表现出深刻的忧患和警觉，担心社会主义社会发生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他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群众”。所以像迈斯纳所说的，“毛泽东主义里的平民主义成分，在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能轻易地假定为纯粹的‘列宁主义’性质的东西，具有深刻的重要含义”②。
如常识所示，英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的本意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所谓“流行歌曲”的对应词就是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ｎｇ。用为政治词汇，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则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有多种译法，如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民众主义、民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等等，其基本语义是“眼睛向下”，更加关注于社会下层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对应词是“贵族主义”（Ｎｏｂｅｌｉｕｍ）。例如，现代中国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曾在著名的《平民主义》一文中用“平民主义”翻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而又把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翻译为“民治”或“庶民的统治”。①就我们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民粹”一词，它的传入直接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罗斯文化的引进相关，特别与列宁批评俄国民粹派思想有关。应当说，在五四时期，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还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汇，是青年人所憧憬向往和心旷神怡的一种崭新生活模式。诸如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甚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都属于广义的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范畴。
或许由于列宁对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批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教导，所以“民粹主义”也就自然成为贬义词汇。我们之所以说在贬义上使用Ｐｏｐｕｌｉｓｍ具有片面性、最重要的理由，是在政治学理论的角度上，这种“眼睛向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倾向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问题。不能一见“民粹主义”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与贬义相联系，应当把它看成一个规范的政治思想史难题和重要的思想流派而加以审慎深入的研究。至于学者们对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所指涉的具体内容及其对它的相应评价，则已超出了翻译的范围，那将属于读者之“再解释”的自由领域。
为避免在毛泽东研究中使用“民粹主义”概念所造成的歧义，在我们的译文中均把Ｐｏｐｕｌｉｓｍ译为中性词“平民主义”。
４．精神分析：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ＬＹＳＩＳ
由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其核心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他发现，在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存在着一个更为本质的“无意识”结构，这个被人们所忽略、遗忘和压抑的沉默结构，恰恰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源泉。由于这种沉默的潜在特性，使“无意识”成为一种不易觉察的支配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先天的本能冲动。人在二至五岁的幼儿期间都会将父母异性的一方作为性爱对象，而视同性的一方为情敌，对其怀有又恨又爱并混有敬畏的情感。幼儿并不知道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界线，而往往错将思想当成行为，因此从这一情结中产生了罪恶感，并初次体验了爱与恨等复杂的情感。这就是“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由于弗洛伊德论述的主要对象是男性，所以，他用希腊神话中的悲剧性人物“俄狄浦斯”（Ｏｅｄｉｐｕｓ），来表征这种极其矛盾的感情和非常复杂的心理，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另外，生活经历中曾使人感到羞耻和痛苦的刺激以及后天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熏陶，也会被压抑到无意识层次。弗洛伊德极为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对于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甚至给人的一生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在弗洛伊德的理解中，“无意识”虽然被压抑，但并不意味着消失，而在暗地里指挥着人的行为。例如，一个人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或感情伤害，他就会在今后的行为中加倍地予以补偿，于是对自己的形象极其敏感，不能忍受任何被忽视与被怠慢的感觉。用心理学专业术语表达就是“自恋”（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和“边际性人格”（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所以，用以补偿自己心理损失的重要途径，只能是不断地挑战和创新，通过征服别人和赢得世界来证明自己的能量，从而消解自我的渺小感。事实证明，许多在各种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具有这一类似的人格特征。即使在一般人日常生活中，这种不自觉的“自恋”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差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而已。不用说，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概莫能外。
由于精神分析起源于神经医学，其中若干专业术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比较陌生，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习惯的作用，可能会把“性欲压抑”、“恋母情结”、“自恋人格”等心理学的科学术语视为羞辱、诬蔑之辞。这是我们这里必须予以严肃解释和郑重澄清的。
通过对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中国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以及如何展开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概括而言，至少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上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摆脱痛苦记忆和情感评价，在比较规范的论证中展开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实感和经验资源，这无疑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文献和事件的真实，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给中国社会留下的遗产保持着最直接的体验。这是历史给我们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这一方面表现为可能会用“旧话语”在讨论“新问题”，“解放思想”的追求可能仍不自觉地被传统的思维框架所约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仍把研究的视野限制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的评价上，而没有像年鉴史学派那样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长时段发展模式中，建立对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解释框架。２１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之特殊经验的研究取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不仅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影响，而且也体现出中国历史和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之“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著名的“３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就会在一个更宽广的宏大视阈中，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崭新的意义和深刻的洞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就会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而增强学术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只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小视阈，我们就将获得更加广阔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空间。
第二，关注研究方法，提升分析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含金量。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艰巨任务。严格说来，意识形态表达也有自己的基本规范。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大批学养厚重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曾在学理的层次上对建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的理论前提、基本概念和论证逻辑，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依据。今天，我们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入研究，需要像阿尔都塞（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①只有十分重视这一必要环节的建设，才能使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含量逐渐增大，使其更融洽地汇入学术研究的主流脉络。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获得更多学术对话的机会，就会随着中国乃至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升，而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