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6-读小说,写小说　-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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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衡巽在《海明威谈创作》里记录了海明威儿子的一篇回忆录：　　　　
　　　　有一天早晨爸爸说：你自己写一篇短篇小说，不要期望写得最好。　　　　
　　　　我坐在桌子边上，手里拿着一只爸爸削得很尖的铅笔，苦思苦想。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叫，听见一只猫也想跟着它们一起叫；我嗖嗖地乱写一通，我把猫放了出去，可是又进来一只。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字。那一天他的工作已经完毕。我慢慢地打出一篇故事来，交给爸爸。　　　　
　　　　爸爸戴上眼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读了起来，我在一边等着。他读完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我要改的就是这个地方，”他指的是一只鸟从窠里掉下来之后，这个鸟出乎意外，发现自己可以展翅飞去，不会撞在下面的岩石上。　　　　
　　　　“你是这样写的……‘突然之间它发现自己可以飞了。’你把‘突然之间’改成‘突然’。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爸爸笑了起来。我好久没有见过爸爸这样笑了。“你可得奖了，孩子。”　　　　
　　　　得奖的该是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是他写的。我只是抄录下来，变了变背景，换了换名字，这是我从一本书里发现的，我估计爸爸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有几页书还没有裁开。　　　　
　　　　我并没有优胜的感觉，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对那篇小说惟一的贡献是把“突然”改成了“突然之间”。　　　　
　　　　幸好爸爸发现我剽窃的时候我不在场。后来听有人问他，他的儿子格瑞戈里会不会写小说。他兴致勃勃，容光焕发，堆起他那付笑脸回答道：“他有时候做一点蹩脚的校对。”当然，人人都笑了起来。　　　　
　　　　这则有关海明威的逸事告诉我们伟大的作家之间都是相通的，他们一眼就看出哪里多了一个字，哪里可少用两个字，没有随意，只有准确，一种从语言出发的感觉，语言自己就会说出之所以然来，无需理由。因为一只鸟儿该长什么样的羽毛，最伟大的作家大体都长同样漂亮的羽毛。在艺术领域，大概只有维也纳人的音乐修养能达到这种水平，据说你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他们也会把一个哪怕稍稍跑调的音符给揪出来——如果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小说读者也拥有类似的欣赏水平，真不敢想象反过来又会训练出什么样的作家——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那样的产品都算是不合格的次品。　　　　
　　　　博尔赫斯也有一个很精彩的词语故事。他写了一部叫《第三者》的小说，大意是兄弟俩两个恶棍由于相互嫉妒而用匕首捅死了一个女人。“我口授到最后一句，我母亲把它写了下来。她对整个故事都颇为反感。她对于恶棍和匕首感到厌倦。这时我讲到，哥哥不得不告诉弟弟他已经在那个早晨用刀子杀死了那个女人，或者是他不得不勒死她，我也不清楚——干嘛要提那些血淋淋的细节呢？他不得不那样说，我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词。于是我对母亲说：‘他怎么能那样呢？’母亲说：‘让我想一想。’这是在早上。停顿了片刻，她忽然以一种异样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他说的话了。’我就说：‘好，写下吧。’她写完以后我让她读给我听。她读出来的是：‘我闲着没事，兄弟，今天早上我把她杀了。’她为我找到了合适的词。小说结束了。”　　　　
　　　　闲着没事，用得是多么的巧妙！


三、小说的语言语言自己会说话（2）

　　　　博尔赫斯说：“找到正确词语的惟一办法，是不去寻找它。一个人应当活在此刻，此后，那些词语会不寻自来，或根本不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就是由词语构成的。昆德拉谈到写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的类似情形，“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丽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对于托马斯：轻、重。在题为《误解小词典》那一节里，我研究了弗朗兹的与萨宾娜的存在编码，我分析了好几个词：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队伍、美、祖国、墓地、力量。这些词的每一个在另一个人的存在编码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再举一个例子吧，看看用伍尔芙的眼睛看去什么是写得好的：　　　　
　　　　人即使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也好似无法隐退的；尽管理智如此要求，感情上却不愿意接受；尽管人老体衰，需要休息，却又无法忍受离群索居的生活——城里的有些人就是这样，人老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却不管别人会怎么嘲笑他们，还是常在路口坐着。　　　　
　　　　这是培根的《论高位》。　　　　
　　　　语言是作不了假的。语言自己会说话，而不是你说或别人谁说你的小说写得好。小说自己能做评判的就交给小说去评。小说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小说是对生活无趣的反叛，当然不会自己无趣。王小波说，写得有趣是作家的最低要求。怎么有趣？没有别的法门，从别人的书里去打捞，从生活里去打捞，从你的想象里去打捞。总之，先把你的语言救活。


四、小说的叙述叙述的幼稚病（1）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真的特别好笑，我都笑死了。这是很多人经常爱用的讲述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无疑是很冒险的，不但起不到什么效果，反弄得气氛很尴尬，似乎讲笑话不是为了搞笑别人，而只是取悦于自己——这样的结果常常都是把自己弄得很不高兴。　　　　
　　　　当然就有讲得好的人，不动声色地、没有表情地讲，似乎他从没为此笑过，他只是一个叙述者，冷静而客观。或者也没评论，更不会在里边加杂“好笑死了”一类的说明文字。或者故意要这样说明，但处理得更隐秘，效果还会好一些。再或者自己也加进来笑，把自己也当一个可笑的对象，逗着人笑，都笑了，自己又反而不笑，又继续往下“装腔作势”。如果你听相声，马三立的，侯宝林的，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技巧在里边。别人都在学他们俩，为什么就学得不到家呢？因为里边包含了高超的叙述技巧，一般人不知道相声为什么是艺术，叙述就是它的最核心的艺术，那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学到家的。　　　　
　　　　一个笑话里边也包含了这么多的“叙述”（当然还有结构等技巧），这至少证明平常的说话也是可以因着不同的叙述组织达成不一样的效果的。就一件小事，你反复地想，反复地组织，总会对效果就有了各种切实的经验。再从诗歌来侧面加强一下这种感受。　　　　
　　　　北大吴晓东曾引卡尔·拉柯西《一次漫游》做过很精彩的分析，先看诗：　　　　
　　　　一种思想　　　　
　　　　像一只金丝雀　　　　
　　　　在黑暗中歌唱　　　　
　　　　为了苹果籽和大麦　　　　
　　　　吴的分析认为，要是把“像”换成一个系动词“是”，原来的那种对位立即就全被破坏了，那种思想与金丝雀之间的万般联系全都跑了，一个“是”字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它是说明性的，是一对一定指的，是断定的，总之，是消除诗性的。　　　　
　　　　读诗最切忌的也是这种定要把甲指着说是乙，从形式上看，诗歌采用分行和隔断，原本就是为了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形成错位，时间的、空间的、思维的、叙述的、象征的，错得越开，形成的张力也就越大，它的形式天然地具有的叙述性质也就越多。　　　　
　　　　读诗就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小说的叙述作练习。其实，不好的诗大多都是因为它是描写的，而不是叙述的。　　　　
　　　　描写与叙述的距离就是老式作家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距离。我们现在不再去看《巴黎圣母院》，不看巴尔扎克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因为里边有太多耽误我们时间的描写，我们认为自己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不再希望有人这样事无巨细地带着我们在一个建筑物的外观上游来荡去。它就是一个建筑物，冷冰冰地也放不进我们的内心。我们只想快点绕开去。叙述则不一样，叙述里总有人，有着人物的内心。卢卡奇说：“叙述总是把往事作为对象，从而在一种时间距离中逐渐呈露叙述者的基本动机，而描写则是试图把读者带入眼前的无差别的一切。叙述中的视角大多跟主人公走，描写则是处于一个全知视角。所以，细节太多太冗就使得整体乱了，叙述的结构全被破坏了。”　　　　
　　　　描写因其无处不在，消灭一切差别，它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被作家当作自己最熟悉的武器，自以为得计，其实就是不管不顾读者的感受在那里自淫，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描写的人一定是喜欢说大话的，或者说是前者培养了后者。喜欢说大话，转而就喜欢说空话、套话、屁话，喜欢上这些话，一定就会对道德评判、价值裁量津津乐道，这是一脉相承的习惯。只要陷进去了就很难拔出来，因为他只有这个武器，离开了就手足惶然，不会说话了。不用说，老一代的作家大都喜欢这个，他们似乎只会这个。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他们的作品也就不再值得去看了。　　　　
　　　　描写的习惯会不自觉地带入叙述，禀承类似道德勇气的余威，老一代还在接着写作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还带有一些不掉的尾巴，我说过的王蒙的排比，以及今天像垃圾一样的形容词风气都是这类习惯的遗留。还比如，明明是有心学习现代主义的笔法去叙述，但是总有像影子一样的描写特征跟随着，类似于“接着”这样的急不可耐的词频频现身以助威——“接着”常常都是准备要描写的提示语——它像一个着急上火的、没有什么心胸的窥探者一样，他“又一次”怎么怎么样，还有过多的“于是”这样的连接词，总之吧，看小说常常只需要看一小段就知道了这个作者的段位，有时只需一句话，他把什么都暴露给你了。　　　　
　　　　现代性的确是对老作家的最大挑战，比如，他们一般不会感同身受现代都市里的人有多少人想跳楼，想怎么跳，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得了精神上的什么病症，他们是如何与环境、社会和个人内心经历过什么样的战争，这些基础的东西不明了，而还敢去写，这就真的让人既佩服也很怀疑了。这仅只是个人的生活，还有社会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瞬间都在被改变，有些什么改变，无往不在的媒介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交流的单一、同质的表面的危险有哪些，文学该怎么去思考，或者先钻入里边去体验？是与这种不同事物之间的交流同构，还是去模糊，或者尽量强调其间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又一代人的普遍精神世界，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没有能力去关心太正常不过了，这才是正常的发展，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现在常常会读九十年代人的作品，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我已无力去思维的启示，我常常提醒自己，他们才是我可能最重要的老师，一旦我不这样认为了，不能真正从里边去吸纳一些什么东西，转而反感起他们来了，那么我就真的老了，应该马上停下笔来。世界多一个傻瓜比少一个傻瓜要危害大得多。


四、小说的叙述叙述的幼稚病（2）

　　　　叙述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件很高明高明的活计，不带感情色彩的、尽量不使用第一人称的、没有一个形容词的，由纯粹时间构成或打乱的、空间感的，结构的，等等，都应该是叙述本身，由叙述去建立自己的文本，而非别的不“道德”的手段，像焦急的演说和煽动那样强行把读者往一个地方驱赶，这就太不应该了，是对今天的读者的太不尊重。我常常想，不是叙述的手段跟我们今天所多见的行政手段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银行不是不向贫困大学生贷款吗？行政命令一下，银行去象征一下，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但它一点都没解决，因为它掩盖的问题更大了。　　　　
　　　　叙述者的最好感觉我以为是小偷和警探的复合，你在偷东西——用你的叙述到处设置障碍，但又要挖空心思去有意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以使两方都有可玩的。马原说，这就是一个游戏。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游戏，你在写小说，你默认了游戏规则，你要装到底，要尽量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只不过，同时你又时时知道，你在“撒谎”，你在编故事，你要把别人骗过，就这么一个游戏，那些粗陋的口号标语式的东西一出来，游戏就不正经了，也就是说你没有按照约定的规则往下演了。这时，你就已退出了小说。因为倒霉的你先把自己骗了。我还想到了一个比方也很精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的分析：“单独一个正直而又并不愚蠢的人是不会受到迷惑的，但是他们有另一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