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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5504-中国人三书-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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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癖好等。    
    中国人做的很多事都可以归入到特定的模式里,包括寒暄、写文章等,有时让人觉得有些滑稽。北宋时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年发洪水,宋仁宗就派使者前去实地考察。使者回来复命,描述当前洪水状况是“荡荡怀山襄陵”之类的话,而这些竟然都是《书经》中记载帝尧年代发生洪水时的情景的原话,当然使者受到的也只有训斥了。明朝灭亡的时候,一巡抚肉袒牵羊,向清军投降,其做法、辞令完全照搬《左传》中的记载,逗得清军哈哈大笑。    
    大约六七十年前,法国传教士尤库在中国南方办了一所学校。有一次他有事要派信差去北京,他知道学校里有位中国老师是北京人,借此机会可以写封信带给他在北京独居的母亲。尤库便找到了这位老师,老师一边对尤库表示感谢,一边对正在教室学习的一个学生交代:    
    “我打算给我母亲写封信,你替我写吧。现在就动笔,因为送信的人马上就要出发了。”    
    尤库听后很诧异:“那个学生是您的亲属吗?或者他认识您的母亲?”    
    “他只是我的学生。”这位教师回答说。    
    “那他怎么可以代你写信呢?”尤库不解。    
    这时这位老师倒显出一脸的不可思议:“我教了那个学生一年多的作文课,书信的格式和应该用的词语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写给母亲的信是很容易代笔的。”尤库和老师的话刚说完,那个学生就带着已经装入信封的信来了。这位老师连看也没看,就在信封上添了住址,交给了送信的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孝行是非常形式化的,他们的书信有一定的模式,是千篇一律的。    
    正如上面讲到的一样,中国人重视先例并且非常固执地遵守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随情况的改变而变动,先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在意义。相对于精神,中国人更重视外在形式的表现,这和他们的保守气质密切相关。在中国人的习惯中,名与实常常是相分离的,在外国人眼里,有些现象就显得十分的有趣。    
    比如说,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孝为本,孝被认为是最大的善行,是国家与社会的基础,所以历朝历代对孝行都有一定的奖励。诚然,尊老是一种美德,但体现在先形式后精神的中国人身上,孝行,难道就是赤身裸体地躺在结冰的河上,向上天祈求母亲病愈吗?    
    中国以前就有二十四孝之类关于孝行的极端化的样本,比照样本模仿的人一定不少,其出发点可能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是一面鼓励人们的孝行,一面禁止极端形式化的行为。    
    中国是第一礼仪大邦,在各种礼仪中丧礼是最为人们所重视的。但是,越到后来,丧礼就只徒具形式了。五胡时代后,燕邵文帝的母亲去世,在后宫举行丧礼时,只听到百官发出的哭嚎之声,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流泪者。文帝看到这些举动,十分地恼怒,命令百官必须流泪,不然要给予处分。第二天的丧礼仪式开始,怕受处分的百官怀中都预备了一包辣椒,到了该哭的时候,就偷偷将辣椒放进嘴里,强迫自己流出泪水。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举行没有真实的悲痛而又喧哗的丧礼,现今也是如此。在葬礼中甚至有专门从事哭丧职业的人,而丧主本人或不停地吸烟或与别人谈笑等等。    
    令人感叹的是,不只是丧礼,中国古代的礼教很多就只剩下一具形骸,早就丧失了其内在的意义和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出于某些必要,即使是如此保守的中国人,也曾实行过有相当力度的制度改革。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舍弃旧有的制度,他们做的,是在其上添加新的制度。简单来说,中国人的改革,不是旧制度的废止或者改良,只是新事物的增加。    
    唐朝的官制以其精密、简便易行,被欧阳修等人盛赞。而实际上呢,唐朝的官制是周朝制度、秦汉官制以及三国以来新官制的大拼凑。这种制度不仅冗杂繁复,而且没有信念也没有精神。


《东洋史说苑》崇尚祖先(4)

    再看一下清朝兵制的改变,也有同样的现象。清朝初年,绿营(绿旗)与八旗曾威震天下,当时,绿营兵驻守地方,八旗兵负责守备京城,也监督绿营兵。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旗兵同绿营变得腐败,渐渐丧失了战斗力。    
    在镇压太平天国之际,义勇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乱平息之后,也被保留了下来,像旗兵与绿营兵一样,成为一部分新的常备军,形成了二重兵制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又组建了西式新军,但同样,先前的军队仍旧没有被完全解散。    
    中国人的做事方法大多是这样,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改革很少。    
    中国很早就接触了西方的新文明,但是保守和盲目的自尊思想,使他们很难去采用。然而,一连串的战争终于使中国人做了自古以来未有的事,沉睡了四千年的中国,发出了倡导变法自强的呼声。    
    但是,对于保守的中国人,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这种革新的形势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只注重保持自己国家的文明,要想有所发展,吸收他国先进文明,经验明显不足。即使引入了新文明,怎样和本国的旧文明相调和还是一个问题。


《东洋史说苑》忍让妥协(1)

    日本和中国是唇亡齿寒、相辅相成的邻国,应该和睦相处。了解对方的气质,有助于处理好这种关系。本文也是在抱着这样的态度,进行大量的历史性的研究而写成的。60年前,伦敦泰晤士电台的中国通讯员库跍曾说过,由于各种原因,要想正确理解中国人的气质不是容易的事。本人也深有同感,因此此文对中国人的看法可能有偏颇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忍让妥协(—)    
    中国人是最富于妥协的,妥协性的确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文弱、长于打算的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小到争斗、大到战争这些是有危险又没有利益的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尽量避免它的发生,代之以妥协来解决问题。其实,与其说中国人经常妥协,倒不如说他们有滥用妥协的倾向。    
    在中国的古代,有一种开设的镖局,是专门负责保障旅行者安全的。镖局派出去的镖师,一般携带一种类似梭镖的武器,用来保护雇主的安全,镖局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中国北方,尤其是梁山泊所在地山东省,以抢劫为生的人非常多。小到全家大到一个村子,甚至一个乡的人全体出动,拦路抢劫行人的财物。行人若想安全通过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一般都会出钱请镖局派镖车护送。由于镖车上插着镖旗,抢劫的人见到镖局的标志一般都会罢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其说是强盗忌惮镖师,不如说是镖局和抢劫的人已经达成了一种妥协和默契。    
    中国人经常使用秤来称量物品,像葱、白菜、豆腐、米谷等,都要用秤来买卖。但是,中国人使用的秤是最不能让人相信的,南斗北秤的说法,显示了他们的度量衡并没有统一。即使在北方,秤的计量也存在着不同。用着这种没有信用的秤,人们是怎样进行买卖的呢?买者和卖者都打出最利于自己一方的秤,然后将计量的结果进行中和。至少我在中国北方留学期间经常看到这样妥协场面。    
    忍让妥协(二)    
    妥协性的体现不止在民间,在官场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考虑的首先是怎样妥协,尤其是像山贼、马贼等难以对付的团伙,很少先去考虑怎样擒获剿灭。政府采用的办法往往是用功名利禄去诱惑他们,让盗贼变成尽享荣华的官吏。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政府将这种妥协称之为招安或招抚;盗贼们的回应,被称之为归诚或归顺。其实,无论是招抚还是归顺,也都只是漂亮的字眼而已。在这种相互妥协中,在这些字词背后,隐藏的是政府的怯懦、贼匪们贪图荣华的嘴脸。中国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例子,今日中华民国声名显赫的大官僚中,据说也有以这种方式出仕的。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滥施暴力者接受政府的招安,就可以出世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一种讽刺。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着实让人吃惊。    
    关于贼徒招安的事件,流传下许多的笑谈。南宋的时候,有许多贼徒被招安,朝廷给了他们从七品的武官官职——宣赞舍人。但是这样一来,引起了不是贼徒出身的宣赞舍人的不满,认为不能同贼徒出身的人等同视之,于是上书朝廷,提出了抗议。    
    朝廷就让正途出身的宣赞舍人出任兼官(宣赞舍人之外的其他官职)以示区别,即有兼官的宣赞舍人是正途出身,没有的就是招安出身。这下正途出身的宣赞舍人倒满意了,而招安来的宣赞舍人又开始不满,这让朝廷非常地苦恼。    
    有一个叫郑广的海盗头目受招安后,朝廷照例赐予他官职,但是同僚们却看不起他,在公共场合时常常遭到排斥。郑广看那些官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个个贪得无厌,就做了一首讽刺诗传给他们看: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    
    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东洋史说苑》忍让妥协(2)

    这首诗指出了朝廷命官和盗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做官的以权位干着行窃偷盗的事,做盗贼的也可以做官,两者只是手段的不同,实际上是一样的。据说同僚们看完诗后都苦笑了一番,从此也改变了对郑广排斥的态度。    
    忍让妥协(三)    
    中国政府也不是一味地妥协,有时候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或派大将或任命地方官讨伐贼寇。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吏或大将也会不顾上面的命令,而圆滑地与贼寇进行妥协,用钱币和粮食作为条件让其退散到别处,避免正面的冲突。    
    《韩非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卫国和楚国交战的时候,两国的大将相互妥协,保持长期对峙而不真正交手。因为在他们看来,两军的战士没有任何仇怨,战争是君主发起的,为这样的命令而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开战,让自己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很愚蠢的。这也是军队中大多数人的想法。    
    “弄兵玩寇以为富贵之资”,长期有名无实的战争,也让人趁机从国库中任取军用资金以供自己享乐。唐朝时曾一度进行的藩镇征伐,直到国库用尽了也没有成功,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且不说战国或李唐时代,看一看如今中华民族的状况,与以往也有着几分相似。    
    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委任王汝贤、范国璋为征伐南方的总、副司令出阵湖南,没想到他们联名发表了“弭兵和平”的通电,直接导致了段内阁的倒台。在北方的驻军十分地愤慨,在12月份召开了所谓的“天津会议”,坚决拥护段祺瑞讨伐南方叛军。可是,在会议上最为坚决主张南伐的第一陆军总司令曹锟,第二陆军总司令张怀芝,在马上要出兵的时候态度却软化了下来。    
    在中国这是常有的事,即在口头上很强硬,到战场上就妥协退让。虽然这其中也有别的理由,但是为了顾及自己的利益而轻易苟且妥协,不为这么做感到羞耻也是一个原因。他们表面上主张强硬,等拿到军用金之后,他们妥协退让的本性就会马上显露出来。    
    忍让妥协(四)    
    中国人不仅在国内滥施妥协,对其他民族也是如此。中国的北方燕赵之地,曾以有许多悲歌慷慨之士而著称,但这都已成往事。自唐宋以来,燕赵之人对异族的入侵,就只会妥协退让了。“辽兵至则从辽,宋兵至则从宋,本朝(金人)至则从本朝。”这是金代世宗对燕人的评价,其实,全体的中国人,都有着这种畏缩退让的态度。    
    现在尚且不说他们对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的妥协退让,在列强国家侵略中国的时候,如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中国的北方人做了什么呢?在外国军队面前打起了顺民的旗帜,献上了德政之伞!实在是不可思议。    
    从古代北狄种族对中国进行侵略时,中国政府不敢出兵抵抗,用宗女、金帛、土地讨他们的欢心,用来缓和他们掠夺的态势,可以看出,妥协、退让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成为妥协牺牲品的宗女,在唐代的时候叫做和番公主,虽然宋以后停止了这种行为,但用来苟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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