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品质-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乃担拭怠Ｓ杀怂担胄淖髟担拭翟怠薄Ｔ翟迪嗉洌适档叮烁嗥肺兜挠嗟亍�
…
《晨祷》《通宵守夜》及其他（1）
…
我与诗人杨炼相识于1978年，那时他在中国广播文工团写歌词，是我的作者。他刚开始写充满激情的抒情长诗，受贺敬之类似《西去列车的窗口》那样的影响。后来接近《今天》，他的诗改变成另一种抒情，至今印象深刻的，却只有他当时激动万分的类似《诺日朗》这样的标题。与他记忆最深的，倒是在一起古典音乐发烧的经历。杨炼的古典音乐素养多少受他父亲影响，他父亲当时在天津一所大学当教授，有出国机会能带回一些新磁带。我每每都催促他去天津，录回一些新曲目。那时候音乐资料奇缺，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是我们每周必查的，目的就为提前了解调频立体声有什么好曲目，碰上一个好曲目我们会孜孜以待。那时广播电台音乐资料同样奇缺，有时等待来的录音效果极差，根本无法翻录，杨炼与我在电话里会骂得自己都不堪入耳，随后把这形色之骂作为听众来信寄到电台一泄私愤。
现在简直无法想象当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进口音像制品展销会时，大家那种期待中的激动。我们在开幕前弄到一本目录，会从头到尾反复商议各自需要承担购买的部分。那时候一月工资几十元，一盒原版磁带最少也要十几元，积攒下来的钱必须花到刀口上。我们拼命寻觅那种能体现形式感的作品，巴托克、梅西安都属最有形式冲击力的，除此还要发现新的重要作曲家。准备了钱还怕买不到，因为一个曲目往往只有一两盘货。所以开幕第一天都会拥挤不堪，不到人群中挤一身臭汗，到下午好的曲目就没有了。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杨炼如获至宝地买到凯奇的一盘集锦与兴德米特的《四种气质》、《音的游戏》，我买到艾夫斯的第一、第二交响曲与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
那时候杨炼最值得骄傲的一盘翻录中噪音不断的磁带是波兰作曲家彭德雷斯基以乐队伴奏的合唱《晨祷》，这是一部需要用90分钟磁带录下来的作品，在低沉庄严神秘的气氛中是层层叠叠的人声，表现东正教那种默念祈祷的博大，充满现代感觉，又有一种孕含着的粗犷与原始之力。此曲是杨炼自音乐学院翻录到的，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一茬茬受这盘磁带影响，后来那种“嘁嘁嘁”、“嚓嚓嚓”在作品中使用的人声效果都来自它的烙印，但相关创作资料却一直找不到。查曲目词典，查到这部作品也叫《乌特伦亚》（Utrenja），作于1969年至1971年，是彭德雷斯基35岁之后，音色实验比较成熟后的作品。这位彭德雷斯基与另一位波兰作曲家柳多斯拉夫斯基，在现代音乐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晨祷》分为“基督的埋葬”与“基督的复活”两部分。有关仪式我后来在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一书中读到，一般信徒们会在午夜前聚集到白雪覆盖的教堂，向基督告别。午夜钟声响过，祭坛大门打开，司祭们会带着信徒举着蜡烛走出教堂，一片烛光围绕关闭的教堂游行。“此时教堂就像石头封住的灵柩，要天使来搬开石头。”等到教堂大门重新在金色的灯光下打开，信徒们便目睹了基督的复活，赞美诗构成的晨祷由此从每一个信徒中升起，在彼此的复活传递中赋予彼此的复活之吻。彭德雷斯基对现代音乐的贡献是其“密集音簇”理论，他在乐队作品中以各种声音的效果，比如锯木声、震动纸张的瑟瑟声作试验，而合唱中的宏大效果恰恰是他要求歌唱者同时迅速唱出许多辅音，使各种人声效果组成各种音色交错。主音与辅音交替，就混沌成一片。
夸张地说，我们是通过这部作品，获得了人声是最丰富乐器的启蒙，由此便四处寻找彭德雷斯基的作品。先是找到他的《广岛受难者挽歌》，听完后却非常失望。它为52件弦乐器而作，只听得各种提琴弓弦表现的交错，却没有意象中紧绷着的那种冲击力。后来又在芝加哥找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波兰安魂曲》，急迫地听过后也是怎么也找不到被庄严与宏大感动的那种感觉。《晨祷》于是成了一种情结，为了找到它的CD，我找到专门出版彭德雷斯基作品的德国Wergo唱片公司老板，他告诉我，这个曲目你一定很难找到，但我一定帮你找到。过一段时间，他给我寄来了一个波兰唱片公司发行的版本，是华沙爱乐乐团与合唱团1973年的录音，我对比原来那盘磁带，估计它们就是同一个录音，全世界可能也就是这一个录音。
从这部《晨祷》，我喜欢上了东正教音乐中那种神秘的不可知性，与那种能将你的精神引领得很远的沉思默想。我所喜欢的第二部作品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通宵守夜》，也就是《晚祷》。相对《晨祷》，这部作品用的是无伴奏合唱形式，给我一种质朴表达沉思默想的感动，与《晨祷》恰恰构成了音乐表现的两极。最早见到这个曲目是在首都图书馆的音像资料室，听过后感到一种烛光照着的明净，在沉缓、宁静的演唱中同样有一种像岩石一样的力在那里涌动。我喜欢《通宵守夜》的那种意境——在我的感受中，神性与人性都在这个温暖而又透明的夜中，通过这样一种祈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着庄严的人神之光。于是又开始对这个曲目及其资料的寻找。这部作品作于1915年，时拉赫玛尼诺夫已经40多岁，是他的忧郁气质与俄罗斯宗教氛围结合的产物。它是拉赫玛尼诺夫1917年离开俄国前的最重要作品，也是他创作顶峰期精神得以提升的象征，所以也是他最好的作品。
…
《晨祷》《通宵守夜》及其他（2）
…
有意思的是，在我发掘到这部作品不到一年后，杭州作家李杭育因为要写《唱片经典》，到北京一帮朋友家里搜罗唱片封套，在《读书》杂志编辑吴彬家里居然见到了这张前苏联旋律公司发行的唱片。李杭育当时就让吴彬的先生冯统一割爱，我也就只能轮到托吴彬翻录一盘磁带。而此曲长达一个多小时，一小时的磁带最后正好缺一个结尾。
等见到这个曲目的CD已经是1997年，Philips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圣彼得堡室内合唱团演唱的这张CD录音非常优秀，音色更为温暖。但不知怎么，我仍怀念那个相对录音要粗糙的老版本。后来我终于见到BMG公司重制的前苏联旋律公司集为五张一套的俄罗斯宗教音乐专集，其中还有拉赫玛尼诺夫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和一般爱乐者不熟悉的柴科夫斯基的《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而另有两张CD收集的俄罗斯早期的圣歌与受难曲似乎更有震撼力。
…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老版本（1）
…
我珍藏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漓江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施咸荣翻译的第一版，当时定价0。83元。后来查资料，其实作家出版社1963年就以黄皮书内部资料方式出版过这本书，译者也是施咸荣。我没有见到这个版本，也奇怪施先生在正式出版时，为什么在前言中只字不提“文革”前的翻译。“文革”前的黄皮书现在应该都是珍贵的收藏，我在“文革”后读到记忆最深刻的是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艾特玛托夫的《查密莉亚》和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在路上》是施咸荣与黄雨石共同翻译的。我读到“文革”前这批黄皮书是1977年至1978年间，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当见习编辑，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住在美术馆后大佛寺，张天翼先生院子的东侧房，冬天烧火炉子。我在浓重的煤烟味中进出这院子还书借书，贪婪地羡慕涂先生家里四处拥挤在一起的那些纸张因渗透过多岁月而变黄的旧书。我当初最喜欢的是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和《在路上》，涂先生当初在借我这批黄皮书时，不记得曾提及过《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一直有点奇怪的是，这本《麦田里的守望者》最终为什么不是上海译文而是由漓江出版？从1980年始，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编选者以袁可嘉为首，分各种流派译介外国现代作品。这是一套对上世纪80年代影响极大的书，我注意到第一、第二册译者中都没有施咸荣，也没有塞林格。到了1984年出版的第三册才在“垮了的一代”中选了他与黄雨石翻译的《在路上》选段、在“黑色幽默”中选了他翻译冯尼古特的《顶呱呱的早餐》。此时《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在漓江出版。再查《读书》杂志董鼎山先生的专栏是1982年第三期专门介绍的这本书，这也是在“文革”后，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塞林格。按时间推算，漓江应该是在董先生推介后确定的出版计划。1983年漓江出版社对上世纪80年代的贡献也不容忽略，这一年它们开始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1983年我买到当时排在这套书的第二本由桂裕芳翻译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定价2。7元。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见过一次施咸荣先生，他是施亮的父亲，施亮那时在团中央的《辅导员》杂志工作。我现在甚至记不清施亮的家那时在哪里，对他父亲也只有一个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印象。遗憾的是当时我也并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一个1963年的版本，所以无从向施先生打听。当时只记得施先生谈到翻译的困难，因为其中不断夹杂有各种俚语。这个版本里明显带有上海与那个时代的烙印，其中不仅有“瘪三”、“阿飞”这样的词汇，还有“麦乳精”，甚至还有类似“合扑着卧在游泳池边”这样的句子。
我刚开始被《麦田里的守望者》打动的是一个男孩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走投无路的令人怜悯的叙述，一个孩子告别少年，对童年的依恋与对虚伪而现实的成人社会的恐惧。童年是中央公园那个湖与湖中的鸭子，是老菲，是博物馆里的印地安人或者爱斯基摩人，是对琴的纯真期待，甚至是那顶红色的猎人帽。其中最难忘的是霍尔顿把自己“上下打扮得像布娃娃一样”与妓女会面，央求“我照样给钱，可我不干那事儿”，最后坚持只付应该付的五块钱的情节。现在回想，这本篇幅只有十多万字的书的作用为什么能超过一般小说？它与当年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其实有相似之处：因为人人都面对童年的那种依恋，因为童年是一个在虚伪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之外的世外桃源，因为童年隔离了真实的痛苦，因为童年被真实呵护着。它那种拼命想挣脱虚伪追寻自由的叙述极容易引起共鸣，而我们大家都最容易感受到周围的虚伪。从这种解读角度，你会感觉整个线性叙述其实都是为最后那个结尾与爱尔兰诗人彭斯那首《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彭斯对塞林格的价值是他诗中的抒情既包容着浓重的泥土气息，又渗透着自由、平等与博爱思想）。我觉得这部小说中最感人的是最后霍尔顿凝视着菲坐旋转木马的场景，其中包含的表面是对童年的呵护（从彭斯诗的悬崖边守望引申），实际是对童年的回味与对每一个人都必然面对现实、现实中人与人关系必须虚伪、每一人无从选择地又必须融入这个成熟的成人社会的无奈。
现在回头看，其实《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对这个现实的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可能会远远超过它在美国的影响。我还记得1985年在《人民文学》的文学革命中，我编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后曾受到的质疑，当时文学界一些人认为徐星这个短篇小说完全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徐星当时是北京烤鸭店一个好高骛远、平日吊儿郎当的服务员，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套在对虚伪愤慨的叙述中，在称呼上也用“老”字，叙述上也用“他妈的”、“混账的”。其实塞林格在当时对一代人的影响是千万个徐星，只不过徐星因《无主题变奏》而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中漏不掉的一页。现在不仅大家都常以“老”称呼，不仅类似“一个女人的身体就像小提琴，需要一个大音乐家才能奏出好音乐”、“这个人全是肌肉，没有脑子”这样的句子会到处被引用。真实地有一代霍尔顿带着对自由的幻想、守护着他们该守护的东西，以一种表面的玩世不恭从学校走入社会，他们甚至与霍尔顿一样不善言表，会像霍尔顿一样无能地以尖刻的粗口反抗环境。而菲也成为对单纯美好记忆的象征，不仅仅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邢慧敏以她作为笔名（后来的版本中将她译为“菲比”，但我还是喜欢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