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导演批判书-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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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卸氛詈笫だ墓蹋筒换峋醯梦蘖牧税 ！闭饪赡苁俏姨罘艘乃嫉谋缁ち耍欢灿兴奈幕尘埃且桓�40多岁的中年人，是从那一代的文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有这样的想法自然不奇怪。所以说，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借口为烂电影护航的，但他们不会从心底里喜欢这样的电影，他们只是在感到“不喜欢”的同时，又从心里冒出另一个想法来强制说服自己而已。因为他们之前的那些想法，是这个社会环境、流行文化这样告诉他们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实想法。
至于寓意和意象从来就是糟糕的表现手段。更糟糕的是，在一些电影里，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些糟糕的镜头。而对于一个以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到底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为艺术理想的导演来说，寓意却又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时刻要表达自己，必须要借助电影中的人和事，连选择剧本都别有用意。表现亲情与苦难的《妈妈》，迷惘宣泄的《北京杂种》，叙述酗酒父亲与家人悲剧的《儿子》，以大段“诗意化”对白进行的《东宫西宫》……基本上，张元早期的电影就是以表现人性和苦难为功课的，那么近期的《绿茶》中，虽然故事本身似乎更加突出一些了，但是寓意和意象仍然呈现无法摆脱的印记。片中大量绿茶的特写便是实证之一，对此，张元解释为，那是因为片名就叫绿茶。似乎只有片名才是罪魁祸首，给影片制造了那么多冗长的、多余的镜头，不管怎样，先凑足了一个半小时再说？甚至，还没那么简单。
人类天性中有“使世界有意义”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烂电影也可以成功的原因。而对于那些仍然坚持要使用电影进行“思考”，并一直坚持电影就是为此存在，且无须“被喜欢”的热情分子，我们唯一能做的，也只有期待他们的长大，或者干脆恨铁不成钢吧。
无论哪部影片，张元都在追求一种“意境”。《东宫西宫》一开头便是公园里景色的慢摇镜头，《过年回家》更被处理得灰头土脸，《绿茶》里不断出现的绿茶特写……这些都为张元所追求的意境服务。谁叫他是一个有人文关怀情节的导演呢？前面我已经说过，电影某些时候更像是一项技术工作，或者说，它首先是一项技术工作，只有懂得运用这项技术的人，才有更大的自由去进行真正属于个人的艺术创作。然而张元显然在这方面跳了级。我不是一个技术至上者，但强调技术对于创造的重要性，却是有必要的。在今天大多数人都可以去买个几千块的DV，进行自己的影像创作，然而缺乏基本的影像技术（不仅仅是硬技术，还包括对镜头的感觉、影像语言等等），拍出来的作品绝对与你脑子中想象的作品大相径庭。不是想到就一定能做到的，差别就在技术上。
第七部分 张元批判谁说苍白不能做秀？（4）
电影应是影像的艺术，但一个“人文导演”的重要功课，肯定不在于如何呈现影像以及探索电影更多的可能性。电影在他那里，不过是关怀人文的工具而已。其实张元的所谓“浮出水面”，原本就不会花太大的力气。主流文化的实质就是关注人文的。张元之前的“地下”状态，实际上是另一种人文，一种小众和边缘的人文。一个已经在地下人文环境中锻炼过的人，即使来到“地上”，也很快就能适应这样的环境，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第七部分 张元批判张元是怎样成功的（1）
翻看张元的从影经历，马上能翻出一堆奖项来：
1990年：《妈妈》获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同年，他制作的两部MTV《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MTV亚洲最佳MTV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2年：《妈妈》获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同年，开始拍摄故事片《北京杂种》。影片反映了中国当代青年的精神状态，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摇滚影片。本片参加了众多电影节：东京、多伦多、温哥华等。
1993年：《北京杂种》获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别奖。
1994年：《北京杂种》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同年，完成纪录片《广场》和崔健的MTV《飞了》。年底，张元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
1995年：《广场》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意大利国际民族电影节最佳人文纪录片奖。同年，开始准备制作故事片《儿子》和《东宫西宫》。
1996年：完成故事片《儿子》。《儿子》获得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同年，与布鲁塞尔艺术节共同制作了第一部戏剧《东宫西宫》，并摄制完成同名影片。该戏剧参加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节、法国巴黎秋天艺术节、巴西圣保罗艺术节的演出。影片正式入选97年法国嘎纳电影节。
1997年：《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同年，《东宫西宫》在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影片奖，在斯洛维尼亚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影片奖。
1999年：完成纪录长片《疯狂英语》，参加99年10月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比赛。故事影片《过年回家》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比赛，并获得最佳导演大奖等四项奖。
拿奖对于中国导演已经是个习惯，电影拍完了，没事就琢磨琢磨到哪里去拿个奖来，才算是真正完成，不管能不能公映，投资能不能赚回来，先拿了奖，安慰自己一下再说。就算不能公映，好歹也赚了个名头。第六代导演个个都是拿奖一族，也以此向外证明，我的电影是有艺术价值的。然而这个“艺术价值”是谁的艺术价值？
我对各种电影节的奖项向来无甚好感，对那些评委会的评委也无甚好感。以至于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是中国导演拍的电影，被禁了，然后又到国外去拿过奖的，基本上我都一定不看。有时偶然碰见，看上一看，又让我产生将这个习惯进行到底的决心。因为这种拿奖的行为，功利心太大——为什么一些人拍了一部电影，就非要到国外去拿奖？对各种奖项如此执着的导演拍的片子，又怎么可能是一部好电影？所以绝对不要因为某部电影得奖而去看它，否则你肯定会失望的。当然，你也有可能是一名奖项爱好者。
从中国导演到国外电影节参评的影片看来，几乎所有电影节对边缘题材都十分感兴趣。所以拿奖也大概可以有个速成法：边缘题材＋人际关系＋被禁。
曾有电影学院的学生问老师一个问题，一时被传为笑谈，他说：“老师，我拍了个特灰色的东西您能帮我拿到国外去得个奖吗？”特边缘、特灰色的电影首先不论能不能拿奖（搞不好当时还有别的更灰色的影片参评呢），但肯定是能入围的，尤其是一些特别关注中国电影的电影节及相关机构，比如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中国不少地下艺术家患有献媚的毛病，当洋人对他们有了足够的关注时，他们就会摇身一变获得地上的通行证。张元在这方面很成功，在这方面获得的好评几乎都与逆主流有关，他事实上每拍一部片子都能送出去弄一两个什么奖，骗取一些重现实环境不重艺术的人的青睐。现在他转型了，拍了一些商业又不完全商业的商业片，这回是拿不了艺术片的奖了，于是又开始惦记奥斯卡。
有时仔细想想中国电影，除了老谋子、陈凯歌、冯小刚等几位屈指可数的导演，时常拍一些“国情电影”之外，剩下的就是一大堆忙着拍艺术片，忙着拿到国外去拿奖的所谓“地下导演”了。有人说，是电影分级制度没有出台，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导演”对边缘题材那么执着？除了他们特有的人文情节之外，再加上“苦难说”，我想，到国外电影节拿奖的功利心，也是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导演时常被禁，是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导演不怕被禁，也曾经是中国的国情。因为被禁了，还可以到国外去拿奖，被中国大大小小的艺术青年及艺术中年们谈论甚至崇拜。被禁的电影，在中国依然能够通过盗版进行传播，依然能使这些导演获得口碑，这就是他们常年来积累的“资源”。
张元的盗版光碟在成都可以卖到2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相比之下，那些几块钱的其他盗版碟，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然而还是有不少艺术青年趋之若骛，这也是这些“地下电影”的盗版市场仍然得以旺盛，甚至“洛阳纸贵”的原因。
然而《绿茶》和《我爱你》的盗版价格就降下来了，一般只卖到7、8块钱，如此看来，盗版市场似乎是忠实的，它至少反应了一个文化群体的需求，小众文化永远是昂贵的，它可以使盗版卖到几十块，可以拿一部投资几十万的电影去换某个电影节的奖杯——这些都可以用“这是我的艺术追求”进行搪塞。因为它被赋予了那么多意义，伴随意义产生的，还有一些顽固甚至坚决的“牺牲”心理，因为这样的行为是一定会被赞扬的。一些人曾经有剩下吃饭的钱去买书和打口碟的经历，当他日后向人提起这些，即使有人怀疑他是个傻瓜，却也不会指责这种行为的正确性。由此也可想而知，这些关注边缘，讨好小众文化的人物，所获得的偶像崇拜及欣赏，一点也不输于大众偶像。
第七部分 张元批判张元是怎样成功的（2）
一种艺术一旦成为小众的艺术，它首先一定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然后它就需要被解释和赋予意义，有时甚至并不是由于“与主流文化产生矛盾”，比如周星驰能被大众喜欢，但同时他也能被某些人解释为“后现代”。
而一旦产生了被赋予意义的需要，它也就丧失了其探索性，也从此不应再被称为“艺术”，而变成了一种个人的“文化工具”，强迫接受、功利和殖民也就接踵而来。我也并非是
要强调艺术必须大众化，实际上是否大众化，或者小众化，都不是艺术的目的。它不应为任何一种文化服务，它唯一的命题就是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去“关注”。
电影原本便是影像的艺术，是由电影导演说故事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到了今天，电影之所以被赋予那么多“含义”，因为电影实在是一项容易让人“迷失”的艺术。那是因为它可以达到很多目的，比如票房、偶像、各种奖项、思想传达等等，目的多，也就更容易被人利用。
这种利用在被掩上了一层真诚的面孔之后，就变得更加让人难以识别。而且，这样的真诚不仅会获得小众的欣赏，还会赢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因为真诚一定是广义的，而所谓“艺术理想”也肯定是诱人的，大众虽然无法知道小众在做些什么，但仅仅是真诚就已经足够打动他们了。
然而，没有人可以掩藏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在某种文化中“立足”，你的作品、你的理想都会暴露在这些具摧毁性质的影响前。假设你非常希望被这个体系接受，很可能你和你的作品都会变成和那些电影一样。而如果一个人的动机是在真的了解电影这个媒体的天性，那么他的目标自然会传到观众心里，这也是无法隐藏的。
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在不自信的中国导演群里，它就导致了我们望过去那一致的黑暗色调。所以电影学院的学生才会问老师，他拍的特灰色的电影能不能拿个奖。这句话是有代表性的。第六代中你难以看到百花齐放的现象，也因为他们正在努力一致的获得某种文化体系的认同。即使张元现在声称自己已经转为地上，要努力去拍大制作，但他始终还是没有放弃其所谓的“艺术理想”，换的只是剧组和投资，还有自己无限的精力，今天搞搞京剧电影，明天拍拍广告，闲着无聊就玩偶像剧。
说不自信，也不仅仅是中国导演一方面的事儿，传媒、评论界、观众，还不都盯着这个奖那个奖不放？有些评奖实际上根本是一种商业行为，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但这如果成为了一个导向，那就本末倒置了。正是这些东西给近十年来中国的电影观众，以及电影制作者甚至娱乐媒体带来了一种名利的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