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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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又叫刘志坚逐字逐句按他的记录，重述核对了一遍。她并且嘱咐刘志坚，一到上海就把林彪原话转告江青。
“把尊神请到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等四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飞抵上海。晚上7点半，刘志坚由张春桥陪同，来到江青住的锦江饭店。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同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开始谈话。当时，张春桥也在场。
江青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一见到部队四同志，狂喜地说：春桥啊，我们把尊神请到了，欢迎欢迎啊！
说着，她把一叠文件，如：《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逼上梁山〉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材料，向刘志坚一推，便哇哩哇啦说起来了：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人听了。
江青提高嗓门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我去苏州找林总，要请解放军这位尊神来支持我。
刘志坚趁机会从一个信封里，取出叶群传达林彪的谈话记录，念了起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2）
江青听到林彪吹捧自己的话，“腾”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哈哈大笑着抖落身上的风衣，说：这是春风啊！
江青接着傲慢地说：你们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有成绩的，比地方要好一些，但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这几年，主席让我当文艺哨兵，我就亲自做调查，经常买票看戏，还戴上大口罩，坐在后排。她停了停，嗓门提得更高：我发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已经统治我们的舞台啦！到处是牛鬼蛇神，到处是一塌糊涂！
江青兴奋得着了魔，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他们在上海、延安都整我，想让我当阮玲玉第二。我是一个九级干部，就像叫花子一样，为搞点京剧改革，去求人家，去求演员。嗯，说起给我定级，定九级，是主席严格要求我，嗯……
江青的话头，终于言归正传：春节期间，我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支持我，我得到林总的批准，才找你们的。
林彪认为：《纪要》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并指示刘志坚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座谈会前后开了18天，会议期间，有13天看电影，看中外电影50多部，看戏剧三场。江青个别交谈八次，集体讨论四次。会中多是江青一人讲话，别人只是记录而已。
2月11日，江青给刘志坚打电话说：《纪要》我看了，本来打算议议就算了，没有想到要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搞好，要搞准确、完整。她还要原起草人陈亚丁去上海，她要亲自帮助修改。
陈亚丁2月12日又一次来到上海。第二天，张春桥将陈亚丁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
江青一见陈亚丁，就说：我把你们搞的那东西，请陈伯达、张春桥同志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十分钟后，被江青称为“老夫子”的理论家陈伯达来了，他拿着《纪要》草稿，靠在沙发上，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提到了17年（指建国17年）来文艺专政问题，这很重要，但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接着说：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的。
陈伯达又说：另外，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眉开眼笑地说：伯达同志的意见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当夜，陈亚丁把陈伯达、张春桥改的地方，顺了一下文字，改在一份稿子上。
陈伯达加上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段是：“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2月14日，张春桥把陈亚丁找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又看了修改稿，说：可以了。并对陈亚丁说：你可以先回去，把修改稿带几份回去。
3月10日至15日，江青又把陈亚丁等叫去上海。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一起把《纪要》改出了第三稿。其中修改的一段，是“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队伍”，并说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叛变了”，“烂掉了”，“掉队了”。
3月19日，江青对张春桥、陈亚丁等人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宾馆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张春桥，打听消息。
江青趾高气扬，跷着二郎腿，笑着说：难道周扬不明白，讲文艺黑线讲的是谁？周扬就是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他30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接着，江青又说：你们回去后，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
毛泽东修改三次
1966年3月19日，江青要陈亚丁代她起草了一封给当时在上海的林彪的信，争取林彪的点头和支持。信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3）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当然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军委副主席还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善于“紧跟”的林彪，看了江青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自然很高兴。他马上找来刘志坚、陈亚丁，代他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各常委的信。信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林彪在这封信中，从政治上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他对毛泽东为他加上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不但心甘情愿地默认了，而且还在信末标明“以便报中央审批”，这意味着《纪要》将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向全国。
果然，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
中共中央在对《纪要》的批语里高度赞扬说：“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正确的文件。”要全党全军“贯彻执行”。
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公开发表了《纪要》，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林彪、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至于一些投靠江青的文艺干将，更是肉麻地把江青吹捧到天上。
《纪要》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镇压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黑纲领：是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动员令，是林彪、江青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实行“全面专政”的信号！
在《纪要》的刀光剑影下，许多对《纪要》表示不同意见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文艺工作者，都被扣上“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害。
就在这一年，连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刘志坚被江青、康生诬蔑为“刘邓在军队中的代表”，在“一月风暴”开始这天，被造反派撕掉领章、帽徽，挂上黑牌，押入监狱，过了八年铁窗生活。
就在这一年的4月8日到6月11日，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看电影，抓黑线”，《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怒涛》等64部影片受到批判，62位部队文艺工作者遭到打击。
会议过后，各大军区、省军区也都召开类似的会议，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批转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请示报告，撤销了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枷锁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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