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杀手陈立夫-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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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拧C大将谷正纲，但他仍是社会部的后台老板，因为，谷正纲像一条哈巴狗，一切听令于陈立夫。
那时的社会部长，实际就是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在这个岗位时，其他工作轻描淡写，主要精力则放在打击共产党及进步团体方面。那一时期，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团体和报刊、出版社，经常无缘无故地遭到国民党的取缔、查禁，而幕后指挥者，就是陈立夫。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陈立夫的CC分子及其中统特务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思想、新闻、文化、教育、出版行业，又系CC分子、中统特务渗透破坏的重点。
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著名美籍华裔社会活动家赵浩生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与他同房的“P君”，就是陈立夫派在《中央日报》的中统特务，新闻、文化方面的耳目、杀手。他还说：
……P君和我同时进的《中央日报》，同在采访部工作，同住在三楼的阁楼上。此人看上去每天都很忙，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子到深夜，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的稿子始终未能见报。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常常提到“果老”、“立公”。“果老”就是国民党内CC派第一号头子陈果夫，“立公”就是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是CC派的第二号头子，P君常把“果老”、“立公”挂在口头，言外之意他和此“二陈”有着特殊关系。外界传言，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是CC派的大将，P君显然是CC派的两个大头子派来以记者名义搜集情报的人，难怪他写的东西一篇也不能见报。身为记者而无新闻发表，又没有人追究，可见他来头不小。
那天，我们同赴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后，他居然毫不隐讳地对我说，招待会的消息由我来写，他自己要给“果老”和“立公”写一篇特殊报告。
他竟如此露骨地坦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引起我的极大的反感。我觉得以记者职业做掩护从事特务活动，这是对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亵渎……
赵浩生谈的这个情况，只是当时中统特务渗透、监视报业的一个缩影。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几乎所有的新闻、文化、出版单位和社会团体，都有CC分子和中统特务渗透其间。
据有关人士统计，陈立夫掌控社会部期间，每年向下发出的查禁出版社及报刊、书店的密令达5000份以上，到1939年，社会部的密令发到了15000余号。那时，他只要接到密报，不论真假，也不问是非，便密令他在各地的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对从事抗日的进步团体进行破坏。
1938年2月初，陈立夫派驻在西安的耳目给他打报告说，西安市文化、艺术、教育界的抗日救亡团体文化界协会、编辑人协会、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青年抗日敢死队等13个团体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从事非抗日的党派工作。
陈立夫看到这个报告后，马上用社会部的密令，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上述13个抗日救亡团体。2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通知上述13个团体立即解散，不得再举行任何活动，解散的原因是：全面抗战开展以来，全国上下莫不同仇敌忾，以争取最后胜利，乃本市尚有少数非法团体，未经备案，私自活动甚至意见分歧，互相攻讦，影响所及，至大且深。
西安文化艺术界协会等13个抗战救亡团体接到这个通知后，感觉极其荒谬，马上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了强烈抗议，要求当局允许他们继续进行正常的抗日宣传活动。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2）
1938年3月，《新华日报》记者黎威得到这一消息，马上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写了一篇《西安救亡运动的一个紧急问题》，在《新华日报》上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此事，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上述13个团体的诬蔑诽谤。
黎威在文中说，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西京世界语协会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知识，先后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新文字壁报》、《老百姓墙头报》、《世界语壁报》，每天张贴在西安城内的钟楼下面，看的群众甚多，国民党方面明知这些壁报是宣传抗日救国知识的，不但不支持，还经常派特务化装成学生、商人，混入群众中，攻击壁报内容，甚至无故撕毁这些宣传抗日的壁报，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几次与群众发生冲突。特务走后，老百姓又将撕掉的壁报拼起来贴到墙上。
黎威在文末还写道：我希望领导我们的党政当局，能够消灭这些分歧和攻讦，把全国的一切力量，都团结在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旗帜之下，而不是用解散的手段，来削弱自己的力量。
这篇文章写得有力有理，也很及时，公开发表后，对以陈立夫为首的秘密警察机关，自然是一大打击。陈立夫看到此文，心中十分不快，但又不好报复。陈立夫之所以十分痛恨《新华日报》，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武汉。
1938年春，陈立夫又获得情报，说武汉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3个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中还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这3个团体名为抗日，实际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
当时的武汉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陈立夫看到这个情报，自然不能容忍，马上又以社会部的密令指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要求立即解散上述3个进步团体。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马上将此任务交给其总政治部执行。1938年8月20日，卫戍总政治部向上述3个团体发出了解散的命令。
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激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怒。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非法行为，党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公开披露此事，并发一社论，谴责国民党无故打击抗日进步团体的行为。2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坚决抗议解散3个团体，要求立即恢复3个团体活动的自由。
当时，《新华日报》社论是代表党中央发声的，其影响很大。陈立夫马上看到了，心中甚有意见，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新华日报》是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创办的，他还不敢下令封闭，对于被他下令解散的3个团体，他自然不会同意恢复。
国民党首都迁到重庆后，社会部长陈立夫下的密令就更多了。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3）
1939年夏，各地的CC分子及中统特务机关纷纷向特务头子徐恩曾密报，反映重庆、云南、四川一些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利用书店、读书会作掩护，开展秘密活动，对国民党构成相当大的危害。
徐恩曾接到这些报告后，马上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对这类情报十分敏感，觉得应马上取缔。不然，将成燎原之势，难以扑灭。因此，每隔几天，陈立夫就要下发取缔某某团体、某某出版社、某某书店的密令。
有趣的是，陈立夫在落款时，还搞了小动作，他不署名陈立夫，而署名“陈立”，这位超级政治杀手可能感到此事还是不太光彩，所以用化名。
1939年7月26日，陈立夫一天发出了3个密令。从几个密令看，抗战期间，他的主要职责，不是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专门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共产党的组织要破坏，党员及革命者要捕杀，共产党的报刊、书店、文化团体都不能办。就连民社党头目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书院，也被其强令关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立夫以社会部长之名下密令查封的进步报刊、文化团体不计其数。
据原中统特务李英说，仅四川成都一处，被查封的报刊达20多家，比较知名的有《大声周刊》、《大众壁报》、《星芒周报》、《国难三日刊》、《四川日报》、《时事新刊》、《蜀话报》、《英文周刊》、星芒通讯社等，上述报刊、通讯社的负责人，有的被中统特务逮捕，有的被秘密杀害。
《大声周刊》1938年由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创办，每月出4期。此刊一面世，深受读者喜爱，每期一出，就被群众抢购一空，在四川老百姓中影响甚大，在重庆也销得很好。
群众喜欢，CC分子和中统特务就认为有问题。陈立夫曾多次指示徐恩曾，要中统密切注意《大声周刊》的动态。为了搞垮这份抗日刊物，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指示，密令四川调统室主任何培荣派人打入该刊内部，掌握其内部秘密。何培荣派中统特务周世民伪装进步人士，设法与车耀先接触，了解了《大声周刊》的一些内部情况，然后密报给徐恩曾、陈立夫。
1939年，中统以“言论有害国策”的罪名，将《大声周刊》予以查封。随后，又将车耀先秘密逮捕，转交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9年将其秘密杀害。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4）
《英文周刊》系四川战时出版社1938年创办，该刊的读者大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外文院系的师生。此刊创办后，因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加上没有将刊发稿件送给中统设立的“成都新闻检查所”审查，引起中统特务机关的不满。
陈立夫也经常看此刊物，并曾多次给徐恩曾打招呼要注意此刊动态，还说此刊里面可能有共产党。1940年，驻成都的中统特务采取各种办法对该刊进行侦查，仍未找到有共产党活动的证据。1940年冬，四川中统特务机关只根据外勤特务的密报，便将《英文周刊》负责人杨道先生秘密搜捕，然后关押在成都市胜利街四川省特委会五公馆监狱。1940年冬的一天夜里，特务将杨先生的头蒙住，然后押到东郊外的东泉驿，将他推入早已挖好的土坑中活埋，《英文周刊》被迫停刊。
随后，《四川日报》总编辑黄启明、星芒通讯社和《星芒周报》的一批编辑莫名其妙地被中统逮捕，还有多人被秘密杀害。
除此之外，中统根据陈立夫的密令还派一批特务打入《华西晚报》、《成都晚报》、《民众时报》、《笔阵》、《胜利周报》社，对上述报刊进行监视、破坏。后来，有的报刊被迫转变了方向，有的被特务接管，有的被查封，还有一大批编辑、记者、进步人士被秘密绑架、关押、杀害。
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他和哥哥陈果夫是民族主义者，并经常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挂在嘴上，抗战期间，他指挥的中统特务机关不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专做打击主张抗日、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疯狂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这是什么民族主义？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陈立夫在背后策动的，而此事过去似乎没有人提过。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陈立夫曾策动亲近国民党的一些文人，如张君劢、叶青等，在政治思想领域掀起一股反共狂潮，公然叫喊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及其边区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将马克思暂搁一边或收起来，“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
蒋介石、陈立夫之流在思想领域散布的这些诋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言论，旨在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希望他们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跟共产党走。国民党的恶意宣传，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打入了闷葫芦，使他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面对这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将来要建成一个什么样国家，一度成为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大问题。
为了给人民大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指点迷津，使他们认识国情，了解中国共产党，并走革命之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于1940年1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此文约27000字，发表在1940年1月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随后，《新民主主义论》又出版了单行本，并在重庆各书店及《新华日报》营业部出售甚多。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国统区的心脏重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的主要内容有三：第一，科学、准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第二，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说明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