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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政治杀手陈立夫-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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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1)

    20世纪30年代末,陈立夫还利用中统特务机关制造了一起丑化、攻击共产党的“讲义事件”。    
    要说清此事,还得从林彪堂哥林育英说起。    
    林育英,化名张浩,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回龙山镇林家染铺,小时在家乡念书,后因家贫辍学,20世纪20年代初因受其堂弟、中共早期著名革命家林育南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去长沙,先后任中共长沙织布厂支部书记、安源地委委员。随后,党派他到前苏联,进入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秋奉命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初,他被中央派往前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秋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曾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36年1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2月后,他任过中共中央农工部部长、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后因脑伤回延安休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兼工人学校校长。1942年3月6日因病在延安逝世,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鉴于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亲自为他抬棺、下葬。    
    林育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之前,曾多次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去讲课。    
    他觉得,给抗大学员讲课是他应尽的职责,也是为党做工作。因此,抗大每次派人来请他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为了把课讲好,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数万字的供教学使用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有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    
    林育英理论水平高,口才极佳,加上搜集的资料多,又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授课很受学员欢迎。    
    这本《党的建设》讲义写起来后,林育英又作了几次修改,然后被抗日军政大学用钢板刻印出来供教职员工作为教材参考使用,反响十分强烈。    
    1937年秋末,蒋介石、陈立夫为监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动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肤施县”,并叫特务头子徐恩曾挑选一个没有暴露特务身份,又比较能干的人去“肤施县”当县长,用县长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徐恩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务马濯江去。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入国民党阵营,从事特务工作。徐恩曾找马濯江谈话时,他怕不安全,不愿意去。后因徐恩曾坚决要他去,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不久,马濯江一行十余人进入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一个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无处下手,以至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心里甚为痛苦。    
    1938年春节过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2)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送徐恩曾。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的关注。徐恩曾看过后,表扬孟真的延安之行没有白跑。随后,他又将此讲义翻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国民党各要员。    
    陈立夫看了林育英的讲义,也觉得很重要,当即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本《党的建设》极为重视,带着眼镜很认真地读了起来,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如“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也可仿效”、“本党应加警惕”等。读过之后,他感到:林育英的这本讲义,是国民党人了解、认识共产党的绝好教材,还可从中找到击破共产党的办法。    
    一天,陈立夫去看蒋介石,看到蒋介石桌上有一本翻印的《党的建设》,问蒋介石看完了没有,蒋介石说:“我看了两三遍,有的地方还写了批语。”    
    蒋介石又问陈立夫:“你看过没有?”    
    陈立夫说:“看过了。”    
    “有什么看法?”    
    “从林育英的这个讲义可看出,共产党是个很善变的党。可笑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变化叫做战略、策略。”    
    “不能那样看,”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共产党的党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巧、做得妙,所以发展那么快。我意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翻印一些,发给党务、政府、军事系统的高级军政人员参阅,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做组织工作的,我们的党务工作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怎样战胜共产党,这也叫知己知彼吧。”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3)

    陈立夫见蒋介石如此重视这本讲义,心里不服气,但又不好阻止,只好对蒋介石说:“总裁想得深远,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立夫走后,蒋介石就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将中统的翻印本再作翻印,并搞一个批判性质的宣传材料,一同发给各军事机关和军队师、团以上的军官阅读。    
    随后,蒋介石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立即将他的“眉批”本加印数千册,发给国民党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阅读,吴铁城办得不合蒋意,蒋介石又令陈果夫来抓此事。陈果夫怕干不好,又去找陈立夫咨询,陈立夫告诉他,中统局内有一批从共产党方面投诚过来的反共理论专家,水平比较高,可叫他们搞。陈果夫连忙打电话找中统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向陈果夫推荐了第四科科长、曾到过延安的孟真。    
    林育英的《党的建设》是孟真、马濯江从延安弄回来的,陈果夫、徐恩曾要他干此事,他不敢推辞,当即答应一定配合陈果夫做好这件事。    
    为了使这本讲义真正起到反共、丑化共产党的作用,陈立夫觉得还是应该亲自抓此事。他马上召见了孟真,指示他在重印《党的建设》时,不能照原名原稿印,要增添一些内容,如如何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等。要使大家看到讲义后,对共产党有愤恨之感。孟真心领神会,立即动手在《党的建设》中添油加醋,增加了许多离奇的言词,并将《党的建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    
    1938年春,由陈果夫口述,孟真执笔整理的针对《党的建设》的反共宣传稿《党员须知》炮制出来了。这本宣传文字长达两万字,国民党高级官员人手一册。蒋介石看了这本《党员须知》后,认为写得很好,并为此专门召见了孟真,还升他为晋陕豫区专员。    
    后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位主笔在其执笔的一篇社论中,还批判了林育英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讲义和国民党的《党员须知》发下去后,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掀起一股反共逆流。不久,国民党内一些认识周恩来的人,当面质问周恩来,共产党为何一面讲与国民党合作,一面又在讲义中讲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要夺取全国政权等不利团结合作的话,有的国民党人向周打听林育英是不是林彪,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说林育英就是林彪。    
    周恩来听到一些反映后,感到这里面有文章。他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弄到了署名林育英的讲义《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和国民党的宣传材料《党员须知》。看完之后,他认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或特务机关伪造的讲义,旨在丑化、攻击共产党。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周恩来决定亲自动手写一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以正视听。    
    恰在这时,有一熟人给周恩来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告知,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曾在1938年4月18日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散发,会外也有颇多流传。社会传言,似有人想借此事掀起一股政治波澜。当前,日寇正在大举进犯,国内各党派应精诚团结,如两党关系为此而破裂,恐要招来亡国之祸。    
    这位熟人还在信中说,他初读这本书时,感觉书中旁征博引、条理分明,用词造句,颇似共产党人的手笔,然后再细读细释其中的内容,发觉里面的一些语句与共产党历次决议及周恩来等人的言论不合,而且数处破绽毕露,断定这是一本伪造的讲义。感觉伪造此书者的用心,惟在破坏两党合作抗日。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4)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想到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决定以通信的方式,写一揭露此事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将蓄意伪造讲义的卑鄙行为,予以揭穿。    
    1938年4月27日,周恩来亲笔撰写的《关于所谓一书的公开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在信中,周恩来肯定了熟人的“一语破的,甚佩卓见”。他说,该书在武汉印刷、散发之前,他不论在陕北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未见过。在武汉,正当许多书籍被禁印禁卖之时,这本既无印刷人名,又无出版年月的书却被广为翻印,并广为赠送,即此一端,也就可知里面的动机和作用了。在政治斗争史上,伪造文件亦不乏先例,如1924年因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文件》所引起的极严重的后果,即为其显例之一。    
    周恩来在信中严肃指出,伪造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有四个用意:其一,破坏与诬蔑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口号与政策;其二,捏造事实,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其三,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将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策,描写成所谓的手段;其四,企图重复久已为人所唾弃的所谓“共产党杀人放火,背信无义”等滥调。    
    周恩来在指出上述四个用意的同时,还指出了这本书的伪造技巧的“高明”之点和“功夫”不到之处,并特别说明,林育英不是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不是林彪,伪造者绝不能达到将此事责任牵涉林彪的目的。    
    在文章末尾,周恩来还强调,此书的伪造者在内容方面“虽揣摩尽致,煞费苦心,但还是露出破绽,泄露了马脚”。当前,惟团结才能救国,此为全国人民所共信。伪造讲义或其他方法,决不能破坏中华民族铁一般的团结,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的阵线,也决不会因此种伪造伎俩所能摇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益加强与巩固,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华民族。    
    周恩来的公开信一发表,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伪造这本讲义的卑劣行为,就将大白于天下。此后,国民党高官中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本伪书了。    
    此事说明,国共合作一开始,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机关就在不择手段地干破坏国共合作和攻击、丑化共产党的勾当。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1)

    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的实职,除了公开的中统局长、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常委、教育部长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不大为人知的重要官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虽将这个职务交给了另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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