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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4286-明朝的皇帝-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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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自万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为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礼”,还有婚礼等等,廷臣交谏,不知凡几,神宗大都置之不闻不问。然则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态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后去世。神宗的皇后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师,不知道是不是阳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后贤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郑贵妃为后;这一来皇三子常洵就变成中宫嫡出,名正言顺地得立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强调“立嫡不立庶”,是有这样一番深心在内。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册立常洛为太子

    十、册立常洛为太子    
    但天佑善人,王皇后偏偏活得很好,她很孝顺李太后,恪尽子妇之道;李太后亦很爱重这个贤媳,而皇长子也多亏中宫维护。她的贤德终于感动了神宗,晚年颇敬重皇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王皇后崩,神宗并未将郑贵妃进位中宫;这是他处骨肉之间,罕有的比较贤明的一件事。    
    在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一疏忽生奇效,这是因为巧于立言之故,原疏如此说:    
    《诗·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继曰:“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则愿其子孙之多。又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愿酬淑媛而生贤子孙也。《斯干》之篇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奚新宫也。继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当生圣子神孙无穷也。今称觞万寿,两宫落成(按:这年神宗四十整寿,重修乾清、坤宁两宫将竣工),在廷同祝;而启天之祥,实自圣心始。皇上大婚及时,故得圣子早。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念真情,不如早偕伉俪之为适。是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饴弄曾孙之为乐。乞今年先皇长子大礼,明春后递与诸皇子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用多子多孙的话来相劝,神宗果然动心了,“启天之祥,实自圣心”这句话亦颇有力,诏复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    
    一念转移,欢声雷动,唯一不悦的是郑贵妃,以至于神宗的心思又有些动摇,十月初以“典礼未备”为理由,要改期册立。沈一贯封还手诏,力言不可。神宗总算下了决心,十月十五册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其余诸子,常洵封福王、常浩封瑞王、常润封惠王、常瀛封桂王。不久,太子及福、瑞两王行成年的“冠礼”,大赦天下,上皇太后尊号。下一年二月,册立郭氏为皇太子妃。看来大事已完,其实纠纷正多。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十一、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不久就有所谓“妖书”案,此是党祸已成,有人故意指神宗立太子无诚意,后将更易,希望激起大政潮,好从中取利,报复政敌,实与深宫无关,不入本文。    
    深宫所务,诚如《明纪》所言:“神宗万历年间,皇帝唯酒、色、财、气之是求。”而求财则为明朝亡国之因,在立太子的那一两年,正是搜刮最力、举国汹汹之时。    
    神宗的贪财是本性,从万历二十四年,奸民与太监勾结,用开矿之说打动神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派出监办的太监称为“矿监”,后来通都大邑又普设“税监”,复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等名目。其中最凶横的是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明史·宦者传》记这些人的行为,令人发指。试摘录数条如下:    
    陈增开采山东矿,兼征东昌税,纵容党羽程守训等大作奸弊,宣称“奉旨搜金宝”。又找人告密,诬赖富商巨室私藏违禁物,因而抄家杀人。县官被诬劾,下诏狱。在山东作恶十年。    
    马堂是天津税监,兼辖临清。一到辖区,就有数百亡命之徒相从,各携带手铐铁链,白昼放抢。恶仆告主,没收财产后,赏给十分之三,破家者不知凡几。因而远近罢市,上万的百姓烧掉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三十七人。结果朝廷大捕暴民,株连甚众。有王朝佐其人,自承为首谋,临刑神色不变,当地老百姓为他立了祠堂。    
    梁永在陕西监税,陕西为数朝帝都,梁永便在那里掘开历代陵寝,搜摸金玉。又纵容亡命之徒抢劫,以致县令都逃光。陕西老百姓大愤,要杀梁永,梁永逃回京师。    
    杨荣在云南,肆行威虐,连知府都被抓入监狱。百姓恨之入骨,杀了一名税官,杨荣杖毙数千人作为报复,结果激起民变,杨荣及其同党二百余人被杀。神宗得到消息,痛惜杨荣,好几天吃不下饭。    
    此外暴虐骚扰的行为不计其数,地方官多怕极了他们。但也有能干的官吏,如上饶县令李鸿听说太监潘相要来勘矿,下令有人敢卖食物给潘相的,处死。潘相到了那里,只好挨饿,无奈离去,愤而报复,奏劾李鸿去官,依然是太监得到胜利。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十二、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当时封疆大吏为民诉苦的奏疏,不知凡几,凤阳巡抚李三才所言尤为痛切: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唯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唯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全,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唯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夕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从来犯颜直谏,无有如此疏的不客气的。李三才也是唯一可使此辈畏惮的一个人,前引奏疏中的程守训,就不敢到他的辖区。《明史·李三才传》:    
    歙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然而尽管李三才一再奏谏,神宗只以置之不理作为答复。到了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不知怎么“不豫”,突有大限将至之感,于是急召首辅沈一贯,“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到了第二天忽又无事了,说过的话也就算了,但停税的诏谕已发,神宗失悔,急令追还。太监田义便劝他:“谕已颁行,不可反汗。”神宗大怒,几乎要亲手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而沈一贯大为惶恐,赶紧把手谕缴还。这样的宰相,田义看不起他,吐了他一脸的唾沬。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停止矿税旋复食言

    十三、停止矿税旋复食言    
    因为这是一个造福苍生、千载一时的良机,而沈一贯竟毫无心肝,暂易错失!除立储一事外,沈一贯的相业无闻;而其人则真如崇祯帝所说的“亡国之臣”。《明史本传》记其事极生动,值得为读者介绍:    
    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阁臣,一贯等数谏不省……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唯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唯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    
    明朝之亡,亡于流寇、党祸,而此二事皆起于矿税。诚如田义所言,局面可以改观,以此推论,沈一贯岂非亡国之臣?    
    何以说矿税造成党祸?所谓党祸,即是正人君子集团的东林与阉党的势不两立。东林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名称,而东林“党魁”则公认为顾宪成。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十四、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顾宪成官只做到“文选郎中”,确切地说,是“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相当于目前铨叙部管人事的一个司长,但权柄之大,连人事行政局长也不能比。“吏部文选司郎中”和“兵部职方司郎中”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任命调迁,如果想要红包,那是太方便了。严嵩当国,卖官鬻爵,必须经这两个郎中的手,所以特地设法安插了私人,号称“文管家”、“武管家”。    
    明朝的人事制度原来是相当完善的,循序渐进,不怕好人不能出头。中级以下的文武官员,由“文选”、“职方”两郎中递补;高级官员,包括宰相之任的大学士在内,由吏部主持“廷推”,依资历提出候补人选,朱笔钦点。万历二十二年,廷推阁臣,神宗先有一道上谕,说是“不拘资品”,于是吏部推了七个人,第一名是王家屏。而王原是大学士,因为争立储而为神宗所驱逐,所以神宗大为不悦,下旨诘责,说“宰相奉特简,不得擅专”。吏部尚书陈有年,也是个骨鲠之士,上疏力争,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廷推阁臣自有例规,王家屏为宰相有名,既奉上谕“不拘资品”,所以推荐;如果宰相不廷推,将来会开一条捷径,方便了幸进之士。力争不允,陈有年摔纱帽,神宗便把他撵回家。    
    于是有好些人上疏救陈有年,顾宪成也是其中之一。神宗不纳,而且革了顾宪成的职。顾宪成回到无锡,以当地县官之助,修复了东林书院,在其中讲学。一时罢废为民的直臣,以东林为中心,讲学以外兼论朝政,形成了很有力的舆论。    
    李三才为了争废矿税不得,便想利用东林来鼓吹,刻意结交顾宪成。李是个所谓“豪杰之士”,行事与嘉靖年间防倭有名的浙江巡抚胡宗宪相差仿佛,清朝末年的张之洞也有些学他们的样,才气迫人,不受绳墨。李三才对于君子人用“欺其以方”的手段及权术来结纳,《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三才多取多与,收采物情,用财如流水。顾宪成之左右誉言日至,宪成信之,亦为游扬。三才尝宴宪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陈百味,宪成讶而问之。三才曰:“此偶然耳,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罗列。”宪成以此不疑其绮靡。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十五、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因此,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为他致书宰相叶向高申救。李的被劾起于工部郎中邵辅忠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一面李三才上疏自辩,也有人为他说话,一面是攻者不绝,而神宗一概不理,牵延数月,纠纷越闹越大。叶向高奏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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