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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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马大哈”的性格既给人带来笑料，有时也带给你烦恼。1987年我在芝加哥遭劫，返纽约的机票也一起被抢。由于机票是王渝代买的，必须请她查收据才能挂失。上午八时我打电话过去，讲了被劫的事，她睡意未消地回答：你赶快再去买张机票早些回来吧。说得好轻松。我当时愣住了。我的所有的钱也都被抢了呀！我连一个夸特（25美分）也没有了呀！她在电话那边似乎听出了我傻在那里，睡意醒了一些，补充说：今天是周末，航空公司也不办公呀！没法去查呀！
当时我突然想起了她丢火车月票的事，觉得自己真多余打这个电话。她家住Scarsdale，去纽约必须乘火车，因此她每月买火车月票。一天我随她回家，在车上她发现月票丢了，包里只有已作废的上个月的月票。回到家，她马上很懊丧的把这事告诉了小雷，并嘱他和我不要将此事告诉她先生夏沛然。我很郑重其事地承诺下来，小雷却只随随便便地点个头。没多久夏沛然回来，连大门还没关好，她就来不及地对他说：夏沛然，我月票又丢了。我大为惊异。夏沛然毫无反应。她顿了一下又自言自语般地加了一句：可是上个月的月票还在。夏沛然这时才开口：你昨天整理皮包了吗？——今天还没倒过垃圾，你可以到垃圾桶里去找找看。果然，她从卧室的废字篓里找出来了，兴高采烈地举在手上向大家炫耀：我昨天把它当作过时的废票扔了，现在拣回来了130元。小雷和夏沛然父子俩都笑着摇头。不过，这张月票只在她手里停留了两天，第三天又丢了，这次可是一去不回头地真丢了。
想到这里，我明白王渝绝不能理解我此时此刻为机票焦急的心情了。我对于挂失机票的事绝望了。但未出一小时李黎打来电话，她从聂华苓那里知道了我被劫及所受到损失的情况（通过这次事件，我觉得头脑最冷静和办事求实效的要数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和李黎），并已经和王渝通过电话，她开门见山地说，我和王渝说了，李子云的包被人家抢了，哪里还有钱再去买机票？！非得想法到航空公司去补票（不过最后仍未能补到，只是在三个月后航空公司退了四分之一的机票费）。另外，我和她们都说，李子云丢的这笔钱对她来说是天文数字，她哪里来那么多美金？！听到这里，我一直隐忍着的眼泪潸然而下。不是由于别的，只是为了那份能够替我设身处地设想的理解。接着她就要我报出几位留学生托我带交国内家属的钱的具体数字，说：我们先把这笔钱借你去交给人家，我知道这钱你是非马上还人家不可的，你有了钱再还我们。她讲得干脆利落，不容我有任何异议，这就是李黎。放下电话不久，王渝电话又来了，她真心诚意地向我道歉，说：我没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我想机票丢了补买一张不就解决了？这就是王渝。
这种“马大哈”的胡涂性格，给我带来许多烦恼，但也带来许多快乐，毕竟乐比苦多。这不仅是因为招来的嘲笑绝大部分是善意的，而且，丢东西，固然令人懊丧，但得到朋友们真心的关怀帮助，又令人感到安慰。我想王渝对此也做如是想。
真的，我们的这份胡涂有时还博得别人的赞美。李黎的母亲鲍妈妈就充满爱意地说：我要有一个像王渝、李子云这样的女儿就好了，李黎太精明，太不像我了。原来，鲍妈妈与我们惺惺相惜，她在某些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地“胡涂”！
1992年7月20日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29节 送洪泽同志远行
从报纸上见到洪泽同志去世的消息，心头陡然一沉。尽管早已知道他卧床不起，高度近视的眼睛几近失明，尽管知道摆脱这种生存状态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见到讣告，仍然情绪沉落良久。
也许我没有资格写悼念文章。我没有和他一起工作过，在他隔层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可以说对他了解不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位上海文艺界不应、不能忘记的人。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恢复华东局的时候，他调任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老战友吴强和新部下黄屏都对他思想和作风的开明赞不绝口。因此，虽未见过其面，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好感。
我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第二年，他正协助新市委着手恢复被“四人帮”强行打散的文艺界。1977年春，新市委准备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贯彻在文艺方面的“拨乱反正”。洪泽是具体负责这次活动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在总结过去失误方面还阻力重重，因此这次会议在纠正文艺路线上，有多大作用不必多说，但是洪泽有一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想通过这个会议为一批人落实政策。他竭尽全力让一些他认为不是“牛鬼蛇神”的人站出来“亮相”。这种亮相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有人参加领导小组、大会发言，有人只能在小组发言或只带着耳朵听，还有人编在会外小组另行开会。我当时一肚子气，连上海作家协会最大的“走资派”孔罗荪都“解放”了，而我还挂在“四条汉子”专案组没有结论，所以属于只能带着耳朵听的一类。今天想来当然可笑，参加一个会有什么重要？但在每个人都是齿轮或螺丝钉的当年，是不是还被承认为“革命战车”上的零件，是几乎关系到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既然我还属身份未明，我表示不愿意去参加这个会。孔罗荪和黄屏都连劝带批评：别不识好歹，人家洪泽同志作这个决定（让我这样的一些人参加会），是顶住一些议论的，你还计较什么！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见到洪泽，并开始和他打交道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位没有官腔、不端架子，待人以诚，可亲可信，让人解除戒备感到无拘无束一见如故的长者。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论位高还是位卑，一律喊他老洪，我没有这个习惯，而且排斥这种称呼，我仍然规规矩矩地称他洪泽同志，每次他都纠正我，就叫我老洪嘛！他讲话速度快，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绝不拖泥带水，绝不绕来绕去让人摸不到要领，对我当时的处境，他也不讳避自己的态度。他说，先不能安排工作，你就开始写文章嘛！话虽简单，但着实让我感到，彼此毕竟素昧平生，他犯不上为我这个“有争议的人”惹麻烦。
我1977年底恢复工作权利，进入《上海文学》编辑部，这时他又是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因之与他有了一段工作上的联系。在这一阶段有两桩事让我至今难忘并对他感到尊敬。
第一桩事是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上海开始筹备恢复文联、作协的工作，第一个恢复的文艺团体是《上海文学》。上海作家协会自五十年代以来即是四分五裂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相互之间更加不可调和。如何重整旗鼓真是一大难题。洪泽在各种意见纷争之中断然向市委建议起用一位虽然曾经是位儿童文学家却告别文学界已久，既与过去的作协无人事牵连而又作风正派的钟望阳同志来另开局面。这真是个英明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作协不断内耗的状况，后来文艺界虽然还经过一些风风雨雨，但作协内部倒一直很团结，不再为了提防内部的明枪暗箭而惶惶不安。这是洪泽与钟望阳联手开创的新气象。讲到这一点，不得不再讲钟望阳同志几句。他们两人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身体孱弱，说话轻声细语，平时都笑脸对人，对上不卑对下不骄，凡事有自己的看法，不人云亦云，秉公处理，没有私心，都生活简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之处。洪泽更为练达（这两个字用于此处并无贬意），遇事思考更为周密，在重大问题上他敢于担当一定风险，这一点在当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而钟望阳可能由于进入上海之后的三十年来一路坎坷，还牵连进潘杨案，未免变得谨慎小心，遇到阻力时，有时会有所迟疑，不过最后总是“从善如流”。上海作协几十年来纠缠不休的矛盾，在他们两位共同努力下，总算告了一个段落。
第二桩事是《上海文学》复刊不久，他亲自组织编辑部写了几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两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反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胆识令我们大为敬佩。
1977年、1978年进行揭批“四人帮”可称得上是磕磕绊绊，阻力重重。有些揭批文章不但在立论上与被批评文章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甚至在文风上也仍然沿袭旧风。洪泽企图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在创作方面，1978年8月，是他顶住各种反对意见，最后拍板批准《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伤痕》的。“伤痕文学”由此诞生。这一点是别人不能掠美的。在理论批判上，他提出“擒贼先擒王”，必须抓住“四人帮”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1978年春，他终于找到了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林彪委托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认为这个纪要是“四人帮”的文艺纲领，他指名由夏禹龙、周介人和我执笔，以《上海文学》的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一篇批这个“纲领”的文章。后来我们的文章题目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他提出文章一定要避免虚张声势、浮夸空洞，要直捣要害，不但论据要充分，事实也要确凿。经过一番讨论，为求事实确凿，他要我们去北京走访一些当事人并到总政文化部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我一听，立即喜形于色、雀跃不已。我的高兴是带私心的。我已经十几年没去过北京了，非常想看看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亲朋好友。但是，这时钟望阳显得十分迟疑，他说，叫李子云去好吗？我立即明白了，他还心有余悸，怕人说放我这个“黑线人物”上京去了。我的心立刻凉了，心想这么害怕还让我参加什么批判呢！可洪泽马上说，有什么不可以？有她去找人不是更方便吗？在洪泽担当下，我和另外两位一起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在洪泽直接指导下，一起写出了署名“本刊评论员”的《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我作为文学方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上海的务虚会。自从参加写作批判《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之后，我一直在想，文艺方面要恢复文艺的生机，首先第一步得打碎文艺必须做政治传声筒、做阶级斗争工具这个枷锁。我打算就这个题目在务虚会上发言。这个题目在1978年的背景下，当然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叫骂。也有好心人劝我不要过早去碰如此敏感的问题。我由衷感谢洪泽、钟望阳和罗竹风同志。他们听我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认为我的想法有价值，坚定了我的信心。在我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他们始终关心，不断提出意见，让我思考得更周密一些。
会议之后，他们建议将这个发言写成文章，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时夏禹龙已紧张地投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无暇顾此。因此这篇题为《为文艺正名》副题为《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是我和周介人根据我在上海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稿写成的。从发言到“本刊评论员”文章发表还经历了一些曲折，也是洪泽、钟望阳，还有冯岗承担了风险才得以问世的。
后来，洪泽工作日繁，很少再具体地过问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一直对他心存敬意。到他1989年离休之后，我约他的老部下黄屏去看望他。这也是我惟一一次去他家。他家房间布置得十分简朴，家具也和人一样的老了，但整个家庭气氛却自有一种风雨过后的宁静。他仍然温和地笑着，仍然亲切地问我们的近况，表现出一种自觉地洗尽铅华告别热闹场合的洒脱与平静。这种洒脱也令人尊敬。
洪泽同志已远行，谨以此短文遥寄我的敬意与感谢之情。
1999年
第三部分 我所认识的王元化第30节 张光年和《五月的鲜花》
自从得知光年同志再度罹病，大家对于光年同志大限的到来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谁也没想到它来得如此之突然，给人以一种正在演奏中的乐曲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啊，前一个月，我去北京看他，他还兴致勃勃，谈锋甚健，历数他今天的写作计划，全无一点病人的样子。他突发心脏病的前一天，北京的朋友去看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仍是“谈笑风生”。匆匆数月，他竟就此离去。过分突然的诀别固然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离去的方式倒也符合光年同志的性格。虽然最早他以诗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但他却是一个重理性、自制力强、为人行事精干爽利、不喜欢拖泥带水的人。我想人如果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