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代表农民，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原来我们家庭是小商人，那么我大学毕业我不管我学什么，一定是和那个东西有关，这个确实是有可能；
第二，我觉得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除了曼海姆1929年的这个研究之外，后面还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研究、实证研究，而且有些不只是以比如说“普鲁士”时代的德国为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些研究，包括对印度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国几千年士大夫的研究，那么他们其实丰富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的，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而当代最大的一个问题，还不在于这，而在于现在的知识越来越大众化，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现在传统社会那种狭义那种文人、艺术家、诗人是一种特殊的人群，波西米亚人，那种人，现在越来越让位于，比如说电视生产，火爆剧的生产，普通文章在各种媒体形式上的写作。和普通人都有的，比如说越来越多人有了这个大学文化，中学文化、所以知识现象就越来越和生活相关。包括我说的，咱们喝什么、吃什么，不只是一个物质的过程，消费的过程，他是一种文化符号，观念、生活方式，我对生活的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有一种小群人，包括曼海姆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群人，越来越大众化，和分化成到不同的职业、行业里面去，以至于有的人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就越来越不再用了，当然也可以再用，但是不只是曼海姆这一种用法。
主持人：我已经早就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了，我都改成读书人。
好，下面这位网友叫“我笨我笨我笨笨笨”，他说，希尔斯、韦伯、科塞、法兰克福学派都曾为什么是“知识分子”下过形形色色的定义，据我所至，黄先生在英国经济政治学院读博士，读的是知识社会学，那么请告诉我们，您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是什么？按照您自己下的定义看，您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请您简要回答。
黄平：我现在就是说，因为做了十年贫困、流动、发展的研究，十五年以前写的东西最近我找出来，确实不是很满意，第二，我其中有一些东西，已经有刊物发表了，包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对包括曼海姆等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批评。
第三，我自己觉得，如果还要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且还要给他一个定义，最好相对地说，是一个中性的，和解释性，不是描述性的，所以我不愿意根据职业说，他是教授，是诗人、是作家。我更愿意认为知识分子是从事观念生产的人，但是至于这一个人的职业也可能他是修鞋的，也可能他在监狱，也可能他在政府，在政治家、是军人在前线，但是他是从事精神生产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和职业有一个划分，也和我刚才说的流动有一个划分，所以最重要还是，如果这个概念本身一方面是个中性的，一方面是一个阐释性的，那我们能理解，精神生产和知识的再生产。有什么特色。而至于他是不是大学教授其实是不重要的。那也许有很多人是大学教授，但是其实他不是我说的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主持人：有很多大学教授都是拼命地到各处去〃走穴〃，跟〃走穴〃差不多，基本上不从事精神生产，不能叫知识分子，那您说的这个修鞋的，只要从事精神生产也能算知识分子？
黄平：：这个也不只是当代全球化流动信息为大家共享的时代，我说从古代，古希腊、中国春秋战国，很多进行知识生产的人，他当时没有什么教授、诗人、作家的职业，当时也没有什么职业。你像古希腊有些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是农民、有的是城里的流浪汉，有的甚至是住在猪圈里，那么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直到今天，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由于知识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我们看不到隐藏在民间、隐藏在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说的那几千万的打工的，和几亿的农民身上，他们所具有的创造知识，生产知识、和理解知识的能力，而实际上，正是民间所存在这样一种智慧和知识，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和延续下来。这也是我自己在做贫困研究的时候，不大愿意使用“贫困”这个字，就轻易把一些人，定义为穷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不够，而实际上他们的智慧、经验、能力使得那个社会在好像那么贫困的条件下能够不断地向前走。
观 众：我现在想问一个，现在流行着一种，有一种观念，不能说流行，目前历史事物就像全球化这样的事物，它从产生到被人们接受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很多事物产生就很快的，不用多长时间就被接受，但是，它有很多的负效应。就如何应付它的负效应来说，人们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考虑，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人们还是很快地没有考虑太多，就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没有考虑以后要怎么处理，没有太具体的对策。您是不是觉得，有没有这样的看法，人类这么急，甚至有一种比较功利的思想，急功近利是不是带着一种冒进的风险？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谢谢。
黄平：刚才没有说，就是我认为全球化的挑战，和单一、唯一的理解全球化有问题，就在我讲到它是多维的，包括一直到个人的，其实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也有可能很多的负面，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叫做全球变暖，60年代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用这个词，叫global warming，就是全球变暖。
第二个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最重要的，所谓全球的恐怖主义，global terrorism，他这个不再是来自历史上的战争，就是说我跟你打，这个族跟那个族打，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打，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目前的恐怖主义是可以来自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区域。一方面他好像是很个人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有可能是一个全球联网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第三就是说，还有就是目前全球，也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是一个挑战，就是多重身份，它其实包括形成了，包括我所说的心理的问题，我们的紧张焦虑、而这些东西呢，对于特别是后发的国家，要追赶、要实现很多东西，特别是以人们总是以所谓最好的为榜样，你就有一种急躁，有一种恨不得马上实现，我觉得可能，近代以来，我们当然是很慢，磕磕碰碰，但是另一方面，经常出问题出在太着急。一着急就忽略我说的那个历史和那个更广阔的东西。
观 众：黄教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全球化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有一种比如说流动到其他国家人口的这种移民，和在城市化过程中，流动到城市的这些农村人口对自己这种新身份的一种不认同感，譬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到美国经过我的奋斗以后，我还是觉得美国的主流社会不能容纳，不能容纳我，产生一种失落感，或者说一些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以后，可能城市人对他们的一种限制是一个作用，但是他们自己内心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一种不认同感，譬如说他们不在城市，不按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来消费，来进行一些娱乐的活动，而是把他们工作的一些成果转移到农村，还有一些不愿意参加像城市一些，像社会保障之类这种福利性的这样的服务项目，您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呢？谢谢。
黄平：这个认同，我就刚才说，当代一个很大问题其实是人们身份的多重性，身份就是认同，认同就是身份，就是我是谁，我现在可以说出二十个我是谁，就不再是以前就是一个，流动的这批人口，因为他在漂泊，不止是知识分子的漂泊，劳动力在漂泊，因为他在漂泊，他就是本身处于动态的，我是谁，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就没有解决，他今天在东莞这个皮鞋厂，明天就到了玩具厂，后天离开了东莞去了深圳，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就更是处于不定。
第三就是说接纳的地方，比如发达国家也好，大城市也好，往往有一套不只是制度政策，而且有一些城市人的规矩，这种规矩有时就成了一偏见。就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了，那么他们一来了之后，一次性的，不管他多聪明、多能干、多能吃苦、和他作了多大的贡献，他已经一次性成了，比如说一种特殊类型的下等人。这样一来，他们不认同城市。很大责任，我觉得是在我们，当我们没有给他一个让他舒适、让他感觉安慰和温暖的，让他觉得有同等的机会，享受这儿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福利，和城里人对他那种平等待人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他怎么会珍惜这儿的一草一木呢？
第二，这一草一木，他怎么辛勤工作也不属于他的，最后没他的份儿，这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养老那些，没他的份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北京人，就是指有北京户口的人，有正式职业的。那么，既然没有他的份儿，耗在这儿，不就是打工吗？打工不就是挣钱回家盖房子、给母亲看病、给弟弟上学，或者自己结婚吗？那么这种情况下，说实在我觉得，全国几千万，北京几百万，他们这个工作，不但是累，而且他们态度已经够好的了，好到了我大冬天回家，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冻得不行了，而他们可以半夜了，就大冬天，坐在长安街的路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啃着一个冰凉的馒头，喝着那个冷水，他们没有什么怨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同应该是一个相互的，而且认同变成了一个，社会心理文化和政治问题，那么要解开这个认同之间的障碍，可能是我们大家，包括每一个人。
从制度、政策、到我们统计口径，一直到我们怎么对待外来的人，这么一个问题。
主持人：下面这个问题，网友是叫“正在上网的猫”，他说我记得，黄所长与汪丁丁有过一个对话，在对话中您提到韦伯，曾经把标准官僚描绘成铁笼子里面的人，他们坐在办公桌后面，按章办事，但没有思想，接着黄所长拍案叫绝，您拍案叫绝，大喊到，〃这种官僚当然好，咱们现在就缺这个〃网友接着说，我怎样越听您的话，越觉得别扭呢？如果我们的官僚都是这种没有思想的榆木疙瘩，那我们这些黎民百姓还不苦死了；而且如果让您作这样奇货可居的官僚，您是否愿意放弃思想，呆若木鸡的坐在桌子后面？我想您肯定不愿意，您的老婆孩子也不愿意。
黄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讲韦伯这个恰好是批评现代制度化、官僚化、职业化把人变成了木头、变成了铁笼子里的没有激情、没有痛苦、没有追求的人。我说了这样的一个官僚，当然好像就缺这个，实际上是反讽，讽刺。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因为我们在追赶。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懂规矩、办事廉明、守纪律，可能这个网友提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好了，就是说至少提醒我你的表述，要让读者知道你是在反讽，还是在说正话。
观 众：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出国留学。到学成，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的问题，咱们中国每年都有很多很优秀的高材生，他们到国外以后就不再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有的说他们是在一种全球化的观念上说，把这一个地球看成一个家，在哪个国家效力都是在创造财富，为人类创造财富，有的这样说。所以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它们两个是不是相悖的，在这情况下，我们是更爱国呢？还是更爱全球主义呢？谢谢黄教授。
主持人：谢谢你。在哪个地方，就为哪个地方效力是不对吧，万一他在塔利班呢？
黄平：第一确实这个所谓流动的时代，全球资金技术信息商品到人，已经确实很难说，在哪儿工作就一定是为那服务，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北京工作，可能不是为北京服务的，像刚才有的同学举例子，我是攒着钱寄回家，也有人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跨国公司利润都拿走了。第二呢，那反过来说也一样，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杨振宁、李政道，那还有很多别人，他在某一个物理、化学的某一个领域，那个领域，某个地方其实无所谓在哪个国家，就是那的设备，研究条件，也有一些是与社会有关的，比如说他是研究温室效应的，那温室效应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果他对这个全球有所贡献，具体地说，就是所谓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我，大我那么对立的，就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是为国家，还是为全社会，或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