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檬欠⒄怪械纳缁岷颓贩⒋锏纳缁幔『檬侨硕嗟纳缁幔《群椭泄比皇亲畹湫偷摹Ｆ涫祷褂邢裼《饶嵛餮恰臀鳌⒛酥劣谡龇侵薮舐胶脱侵薮舐健Ｕ檬乔贩⒋锏牡厍侨丝谔乇鸲唷Ｄ敲矗词勾泳醚б庖迳希彩抢投μ乇鸲啵踔凉＠投μ乇鸲啵鸵挡蛔悖б怠⑾赂冢垂此担檬欠⒋锏牡厍歉詹盼医驳模恢皇桥分蓿ū泵溃ń裉斓娜毡荆茄现氐娜丝诶狭浠坏罅康姆窆ぷ鳎谌档墓ぷ鳎酥劣谠嗷睢⒅鼗睢⒋只睢⒃嚼丛矫蝗烁伞Ａ裉斓暮芏嘌＃前凑盏笔钡娜丝诒壤妥芰坷瓷杓频模峁衷谌丝诶匣芏嘈⊙ВＩ璞负屠鲜Γ嘤谝涎У暮⒆樱飧鲈谌毡鞠衷谝埠苊飨裕敲矗行┕壹虻サ挠霉乇盏陌旆ǎ氪送保醋苑⒄怪泄遥贩⒋锕液偷厍恼庋恢秩丝诹鞫睦顺保导噬隙揭院螅�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后期就是冷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厉害，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穷国人多，富国老龄化人少。
那么，国与国的制度，虽然这个制度是个很新的制度，也就是严格地说开始发源于18世纪，到二战以后，才在全世界，就是所有的国家都由“民族国家”的形式来处理，它的人，我们变成了有公民身份、有国籍、有什么护照，签证，当然国内有户口等等，这是一套很新制度，但这套制度就把人相对地说，固定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那这个现象，我觉得是，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末期以来，遇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所以，不止是船民、难民和一车一船的问题，而是究竟有多少万，要离开他们的地方。
中国的人口迁移、人口流动，一方面有很长的历史，一方面农民其实是愿意往外走的，愿意吃苦。老实说，在世界上可能中国人是最能吃苦，最不抱怨，最遵纪守法的，但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限制是最多，那不是今天开始，我知道北美的发展，早期当然是英国人和有些欧洲别的人去冒险，主要他们的矛盾是印第安人，很多印第安人死掉了。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贩奴，那么，大量的非洲的黑奴到了南美和北美，不止是北美，包括南美，包括西班牙人，在南美，大量的贩奴。
其实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亚洲苦力，而亚洲苦力主要的是中国苦力，很多中国人飘洋过海，到那里去淘金，下矿，甚至有的去做海里，包括冬天到海里去捕捞。在北美，很长时间，一直有非常严厉地《排华法案》，就是无数种的限制，不准华人干这个，不准华人干那个。很多职业是不能让华人干的，而这种《排华法案》，差不多一直是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才陆陆续续取消。
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大量的农民一方面人多地少，在农村实际上是隐型失业和剩余劳动力，他应该出来，从事非农。另一方面，城市的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这个城市不仅是北京、上海、包括国外的城市。一方面，每一个人应该有所谓机会均等，起点平等，给大家以一个均等的机会进入市场、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呢，又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这个过程，一方面，这些个人，现在由于科技，由于信息，由于比如说电视，那么他们也由于有至少三年到五年的小学教育，都能看懂，都能听懂，我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你不要说那么多，什么收入差距了，地区差距了。他就看看《新闻联播》，原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那么好，那么，他们要寻找新的发展、就业，甚至是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所以一方面人多地少，是应该得到缓解，再不缓解，不但是这些个人隐型失业，对这些个人不好，而且对全社会来说，比如说人多地少，就可能造成，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问题。造成务农收入远远不足以维持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我们现在的农业，包括城市的需要，我们有1。5亿的农村劳动力就够。那么，大量的人在那实际上是闲置。那么，造成不止是从伦理上，我觉得从功用上，大量的人就悄悄进来打工，在北京也没一个常驻户口，干了十年二十年，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又不像当初那么年轻，回去，其实也有了十年、二十年城市工作的经历，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家里也没他的地了，也没他的戏了。
第二，就是说，他在北京，有些人孩子也这么多年下来，也已经比较大了。孩子的上学问题，他们自己干到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也要看个病，那么，整个这一套制度、政策，管理办法，都很大程度上没有把刚才我说的三十岁以下是八千万，就中国而言。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人口，他们有生命、有激情、有理想、有喜怒哀乐，那么他们也要工作，也要就业，而且他们的智慧、能力、经验，吃苦耐劳一点不比我们差，我们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包括全世界有今天，与这些人的劳动是分不开的，中国苦力从19世纪开始，至少，其实18世纪开始去欧美，那么，一直从事的那些工作，客观上使得欧美有今天和这些人的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但整个这个体系，由于把人限定、固定和凝化，在某一个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身份上面，那么他就对于下一步信息时代、科技时代、流动的时代，就遇到了一个冲突，所以这个冲突不再是个人的，也不止是伦理的，我觉得包括功利意义上，那么多人进来，干了这么多年，他们当中其实有大量的人才可以成为经理，可以成为干部，可以成为管理人员，可以成为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
我们知道，50年代，北京有十大建筑，只有十大建筑，而这十大建筑出了多少人才，包括国家领导人。那么，现在万大建筑也有了，那一个成为所谓的进入这个体系里面的这种人才也没有，就干完了就完了！所以从功利意义上，从不止是为农民找工作着想、流动人口着想、和发展中国家着想、和弱者着想，就是我站在强者，站在大城市，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我也不能搞〃鸵鸟政策〃睁眼看不见，假设你是巴黎的市长，你能说我只管有巴黎常驻人口的那批人吗？只要在巴黎生活，在巴黎工作的这批人，那不都是在你的范围之内吗？我们最早讲的现在已经读不读，我都不知道，像我们上学要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个英国工人阶级，可指的是在英国做工，在英国城市里生活的那些人，那可没有那个概念，说他们有没有户口。只要你到伯明翰、曼彻斯特来就业，在那居住，你就是伯明翰人，曼彻斯特人。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目前，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国家，也不是哪一个政策，而且整个这个框架、制度框架，18世纪以后形成了国家这个框架，与这个全球化的流动，信息、科技、资本、技术和人的这个流动，之间形成了一个张力，形成了一个挑战。而这个张力和这个挑战，是目前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的。
我认为，现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就在于它给了我们多重身份，不在是一个身份。比如说工人，在北京西四摆摊，这是一个身份、一个职业。现在给了我们多重身份。第二，它是不是使得变动，流动本身，成了常态。就是一个人一生可以不断地换职业、换地点、换兴趣、换朋友、换圈子。那如果说真正是有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它就要冲破原来的那套制度设计、制度安排，而迄今为止，我们的所有制度，经济生活也国家化，所以我们叫国民经济，national economy，军事生活也国家化了，所以叫国防，历史上其实有经济、有国防，但它不一定是national economy， 社会生活也国家化了，所以我们有中国人民、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印度人民。文化生活也是，我们有中国文化生活，但是现在就有越来越多跨国的东西，经济，我刚才说从生产、销售、到消费，本身有大量的跨国现象，我们今天吃、穿、用，越来越多不止是中国的，企业也不止是中国的，经理也不止是中国的，那个资本也不止是中国的，利润也不止是，那么，社会生活也一样，多重身份。
因为我的感觉，确实讲中国也好，讲发展也好，可能所谓国情还是真是重要的，或者说要特色，怎么说都好，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而且包括我说的那个历史的纬度。现在我们比较缺的，因为中国的问题很重要，因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很重要，我们有时候，缺一个就是更开阔的视野，比如说我们不大关心南亚的事，巴基斯坦的事，斯里兰卡的事，或者是东南亚的事，我们不大关心。包括甚至巴西的事，非洲的事，缺乏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第二，我们缺乏一个历史的眼光，因为我们太关心当下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对于整个，这么多年怎么走到今天的，而走到今天的历史渊源、历史的复杂性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关心这个，我们比较愿意，这是人的本性，愿意拿最好的东西来做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就想，用一个最快的办法来实现它，最好的东西，我们容易看到的，当然是所谓最发达的地方，然后最快的办法，就是尽快，这样有时候我们要忽略一个历史的复杂性，和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下面看到的那种互相之间的关联，由于忽略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回到第一个你刚才讲的，包括有一些人的争论也好，其实不是某些个人的争论，就是究竟中国的发展下一步是怎么走，说实在这个可能对大家，做研究的也好，做媒体工作也好，在座学习的也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虽然我们可以从容地来讨论它，坦然地来面对它，而不是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但是客观上来说，我觉得是很严肃的问题，而我自己，确实是从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所谓最领先的大学，最大腕的学者那里，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说法或者也没有看到满意的做法。这因此也是给我们的挑战和给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先看一下凤凰网站的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生活教育了我”，他说，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1929年发表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他系统阐发了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理论，他借用韦伯的说法，把知识分子称为“自由漂游”的人，他说，还是说这个曼海姆说，知识分子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阶级或者是等级地位都不能明白无误地横加在它身上，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可以附归到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任何阶级中去，可以持有任何阶级的观点或综合所有阶级的观点，然后网友接着说，照这样看来，知识分子不是很可怕吗？他既可以是本阶级集大成的观念代理人，也有可能随时成为本阶级的叛徒，怪不得毛主席相信农民，不相信知识分子呢！大概让您给这段话一段评价。
黄平：没有提问题。第一，有一个小技术问题，因为中国一说韦伯就以为是马克斯·韦伯，曼海姆讲的那个韦伯，是阿尔波特·韦伯。
主持人：阿尔波特·韦伯。
黄平：是另一个韦伯，这是小技术问题。第二他讲的这个自由漂移，他的原话是，“相对自由漂移”。而且他还把“相对”那个字作为大写的，还斜体的，这个是第二；第三个曼海姆确实是，有一点把知识分子理想化，我自己做博士，1987年的时候，写成对曼海姆的批评，我的感觉就是，曼海姆有一点缺乏历史的眼光，毫无疑问他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经理、商人甚至军人、政治家有一点不一样，就在于他，是与知识观念打交道的人，他所生活是靠的知识，而不是靠的某一种物质过程。而知识本身又要给他影响。就是说我接受什么知识，生产什么知识，再生产什么知识。和我自己做什么样的人是有关的。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漂游”不是说，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觉得他是要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限制，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比别人高明、更自由、更理想化，浪漫化这么一个人，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是和观念打交道，和思想打交道。那么确实他，第一，有可能，他所提出的主张、思想观念不是狭义地说，我出身是农民，我就提出的思想一定是代表农民，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原来我们家庭是小商人，那么我大学毕业我不管我学什么，一定是和那个东西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