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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文学中的上海、北京与香港--许子东-第3节

小说: 文学中的上海、北京与香港--许子东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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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象、都市性、爱情模式转变,当然更重要是张爱玲作品背后的小市民史观,谁说张爱玲不关心政治,她挑战五四主流。傅雷当时就写文章批评她,说她《金锁记》好,其它的俗,她就写了篇《自己的文章》来辩护。她说像鲁迅这样,你们这是超人的文学,可我写的是常人,是“社会的妇人性”。 

    最后,我想跳到世纪末,跳到我们编的书里。九十年代有百位评论家选了十部最佳作品,王安忆、余华、史铁生、张承志、张玮、贾平凹、余秋雨、韩少功”,忘了还有一个谁,我只记住了九个。选出来了以后,大家发现了几个问题。你们看看是否有问题。第一,王蒙、张洁、张贤亮这一代的人全没了,我觉得不太公平,从中国文学发展,一代一代这样挑战,我觉得不太公平。第二,九十年代新新人类全没有,不要说新新人类,就是像朱文、韩东他们这一批也没有。通俗作家一个都没有,王朔、池莉全部没有。第三,小说为主,只有余秋雨一个散文家,诗歌没有。第四,男女比例失调,只有一个王安忆,九个男的,还全都是我们知青辈的,很多都是我朋友。第五,只有王安忆的《长恨歌》是写都市。主流,今天中国的主流文学,是写“北方大地”,包括很多得奖的。这是今天的情况。 

    我为了做这个讲座,又把最近几篇我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写都市的,或者说广义一点写城镇的也算,我把《废都》也算进去了,《废都》是写小城市。《长恨歌》、《废都》,香港作家黄碧云的“《失城》”,还有朱天心的《古都》,放在一起读,发现又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堕落的故事。而这次还不单是女人堕落了,不是说男人看着女人堕落了,这次有很多就是男人堕落,比如说《废都》是写男人堕落,对不对?肯定是了。《失城》呢,整个城市的堕落。《长恨歌》是什么堕落呢?很难讲,表面上好像城市复兴了,可是最后那个上海小姐被一个非常粗鄙的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杀掉了,很多人解读说王安忆这里边有一种预告,今天上海在“伪造”的三十年代上海,其实有很大的危险性,有人这样来解读。那我不一定同意那么意识形态地来解读。 

    那《古都》是写台北,写台北残留日据时代的一些影子,写的非常好,比较复杂,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推荐大家去看,但是是“堕落”。我看完以后就在想,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城市是越来越漂亮了,阿忆,对不对,楼也越来越高了,人也越来越光鲜明亮了,设备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城市文明也一天天发展了,主旋律、副旋律,交响乐都很发达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作家笔下“堕落”却成为都市文学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呢?再讲深一点,到底是“乡土”的安身立命的价值观立脚点,觉得“乡土”的东西到了都市就会“堕落”呢,还是说某些“乡土”的东西,使得中国的都市必然“堕落”呢?我没有答案,我只提出问题,这跟我平常上课一样,大家一起思考。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咱们接下来,首先看一看网上网友对您的提问,然后咱们再请现场的观众朋友,跟许老师一起交流。 

    这第一位网友叫做“北京炸酱面”。他说,读了北京三联书店为您出版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您用结构主义叙述学和心理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数百部反思文革的小说,这确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一次精彩大操练。不过,您承认不承认,即使是用这种方法,您能揭示出的文学反思成绩并不怎么大,因为您是巧妇,但您没有米下锅,是不是这样?另外要问您,文学研究本来就够乱的了,头绪纷杂,您现在又弄出了一个在文学里阅读城市,要知道,九十年代以后,是文化人越活越糊涂,老百姓越活越明白的年代,您您这不是在迷惘的年代里给作家们添乱吗? 

    许子东:最后这句话,我倒很好回答,因为我就是老百姓,我不算文化人。我觉得在小说中阅读城市,这可以使大家更容易在越来越相同的城市风景后面,找到不同城市不同的魂,因为现在小说真的看的人比较少,我相信出版社的目的,也是变着法子让大家读小说,体谅他们一番苦心。现在真的有很多好小说,但是大家太忙了,连我自己都没时间去看。前面那个问题呢,不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我也不能说巧妇,而那些作品的意思其实非常复杂,我觉得我只是做得不够,不过我倒谢谢他这个问题,其实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我现在主要的研究,就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就是关于研究那些小说怎么讲述文革的故事。我不是研究文革本身,我是讲这个文革的故事怎么讲。我受刺激的是一个海外的同行跟我说过,他说有没有一部文学上站的住脚的作品,你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跑出来说,我错了,我忏悔。 

    主持人:有啊,巴金、韦君宜。 

    许子东:散文回忆录。 

    主持人:哦,要小说。 

    许子东:要整本的写自己一个人,我真的拼命在那里想,想来想去,这些作家,想了各种方法,最后都是别人错了,我受害了,或者是说我做过错事,但是我没错,或者是我错了,但决不忏悔,等等。所以后来我就下决心研究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最近一次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还是写大屠杀的,“见证文学”始终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还是希望,我还是觉得,中国作家还会写出很好的有关文革的作品,还是会有。 

    主持人:好,下面的发言机会,留给现场的观众朋友。 

    观众:您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听了您的关于文学的讲座以后,我就是感到,现在的都市文学里面,“堕落”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名词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想跟你提到另外一位上海作家,她是一个网络作家,叫安妮宝贝,作为一个网络作家,也许登不了大雅之堂,也许您对她也不屑一顾,但是我想说,我从她的书本里,我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堕落,而是一种深深的绝望和孤独,你看完以后,感到你的整个灵魂都是孤独的,在这个世界你找不到共鸣,而且我感觉,这样的绝望是由刚才的“堕落”所导致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想问您,就是在这样文学中普及“堕落”以后,是否就会出现这样普及的绝望和孤独,或者说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拯救这样普及的“堕落”,而去避免将来会出现的普遍的孤独和绝望? 

    主持人:你可千万不要看这个安妮宝贝,本来您的灵魂就受过伤。 

    许子东:我认识她,一起吃过饭。 

    主持人:就是被她伤害的吧? 

    许子东:真的没好好看过,不过我看看安妮宝贝样子很纯真的嘛,孤独吗?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回到你的问题,文学里边孤独,那是永恒的主题,那倒不单是都市文学。不孤独老是热热闹闹的,就不写文学了。文学本来的功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真的不必特别担心。还有“堕落”得讲清楚,不是人真的在文学里怎么堕落,不是文学怎么使人堕落,那我们文学已经很困难了,再给人加上这么一个(帽子),文学都是(引起)都市堕落的。不,文学只是描写这么一种东西,它当然想拯救。关于拯救的问题,我只有一句话,我说,自救吧,先别救别人,先救自己。 

    观众:许教授,您好。我对男人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您刚才说了在一个男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女人堕落的问题上面,说西方的人总是从强者的角度来看,而咱们中国一般的作品是从弱者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问题,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史,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思维角度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联系,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许子东:首先,西方当然太大了,这也只能是一个习惯用语,严格来说,只能说欧洲的一些小说,我们不能用整个西方这样来讲。我说过,他们在表现三角关系的时候,的确比较多从强者出发,那如果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是一种扩张性的文化,而且是强占性的,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我有能力,我把他抢过来,所以背后,当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评论,这些作品的男性中心意识也是非常强的。女人、美女,在作品里面,也还是某种战利品,或者是某一种(祖国、城市、山河的)替代物,这样来转换的。那么中国的情况,从现代文学到台湾,一直到当代,一个现象,我专门写过文章,我觉得背后也是跟我们过去近百年我们的民族处境有关系,就是说,我们通常的爱国的这些大的国家政治语言,通常是男性叙述,是通过男的叙述,要鼓励一个人爱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敌人侵略了,他在强奸我们的姐妹,这是鼓励我们每个国民爱国的最强有力的鼓舞。这个在文学里就表现的更加曲折,但是主调是一致的,所以在这背后,你可以从民族国家语言的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去分析。不过,我再说一遍,都只是局部作品,你完全可以找出另外一些作品,来反证我这个看法,来反驳我的看法,都可以。 

    主持人:好,谢谢许老师。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之前呢,您也知道,常看这个节目都知道,就是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您必须用一句话来回答。假如有来世,我们还是研究文学的,然后有三个大城市,北京、上海、香港,让你选择居住和写作,您选择哪一个城市?为什么? 

    许子东:生活在上海最好,赚钱在香港最好,读书在北京最好。 

    主持人:这也算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生活在上海,赚钱在香港,读书在北京。好,我们现场的读书人,都是在北京读书的。 

    感谢许老师,从香港那么远的地方跑到北京来,为我们读解三个城市当中的文学,也感谢北京广播学院的同学和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圣凯诺·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再会! 

    来源:凤凰网 /第94期《世纪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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