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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30节

小说: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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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担当这样的角色。作品的荒诞来自于现实   
        吴虹飞: 您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放肆的时代里。比起我们现实的荒诞,《兄弟》里的荒诞实在算不了什么。您作品的荒诞性和现实有对应性吗?   
        余华: 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荒诞的时代里。事实上,“文革”期间充满了荒诞,很多年前,有位教授向我讲述过一个他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 
      他和新婚的妻子去街上购买床单和枕巾,买回家的床单上印有“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枕巾上印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革”时我们喝水用的杯子、洗脸用的脸盆上印着毛主席语录,这是正常的,可是痰盂和尿壶上也印有毛主席语录,这就不正常了。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荒诞的事实越来越强烈和泛滥。台北的《联合报》请陈文芬(台湾出版人)给我打电话做一个采访,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大陆的很多现实让她感到吃惊。比如她在西安时,亲眼看到商厦里搞羽绒服促销,只要女顾客敢在门口脱光了往上冲,就可以免费穿走羽绒服,结果太多的女顾客去抢,以至于和保安发生了冲突。再比如,她回到宾馆看电视剧,电视里面播的是一个很革命的电视剧,剧中人物讲的都是充满正义感的话,但是屏幕角上却有一个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还有动画效果,她觉得难以置信。(可)这在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们在荒诞中生活得太久了,已经麻木了。  
         
        四五年前,媒体报道并且批评过一个“醉美人”大赛,大概是四川吧,让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在那里比赛喝酒,喝到后面,那些姑娘都醉醺醺地说不出来话了,喝的都是白酒。媒体批评以后,居然蔚然成风,国内很多饭店都纷纷仿效。商场推销浴缸,大冬天让模特穿比基尼在商场外的浴缸里面洗澡,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竟然在各种报道里屡见不鲜。 
        
        《兄弟》下部写的“处女膜修复手术”,几年前被称为中国最为暴利的行业之一,从大医院到小医院纷纷开设这种手术,北京有经济学家讨论过所谓的“处女膜经济”。于是,人造处女膜也横行天下了。当时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三千元,现在行情暴跌了,有人告诉我,在丽江的小黑店里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只要八元钱(这还未经证实)。《兄弟》下部里面的“处(女)美人大赛”,这是“李光头”发明的。 
        
        这些日子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告诉我,有一个城市,好像是中等城市,举行一个选美比赛,报名的时候有很多要求,什么身高啊,学历啊。还有一条就是报名时要出具医院的处女证明。放下电话我不由感叹,今天中国的作家只要写出来的,几乎都在现实中存在了。所以我很同意复旦大学严锋教授说的: 
      我们今天生活中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
      余华: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吴虹飞: 有人说,您长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是吗?   
        余华: 
      (上世纪)80年代,写先锋小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是一个愤怒的青年,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我突然感到原来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谎话,有了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一个年轻人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和一个老人感到被欺骗是不一样的,老人也许只轻轻一笑,而年轻人很容易因此愤怒,所以那时候我的作品里充满了愤怒。 
        
        从1986年到1989年,我的写作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就是无论写什么,都是很极端的事物,不极端的事物我没有兴趣去写,当时我喜欢钻牛角尖。那个时期我写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纲在《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的八个中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8人。洪治纲列出来以后,我自己看了也是吓了一跳。 
        
        那四年的写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我白天一写作就是杀人,到了晚上睡着后,全是自己被别人追杀的噩梦,常常从睡梦中吓醒,一身冷汗。到了1989年的年底,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小说里杀人了。这个噩梦涉及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当时梦中的我被五花大绑,听到有人在控诉我的罪行,然后就是那一声熟悉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一杆长枪就伸过来对准我的脑门“砰”地一枪。我被击倒在地,当时感到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打空了,梦里的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对着开枪的那个人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没有到沙滩呢!” 
         
        然后吓醒了,浑身都是冷汗,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写杀人的故事了。我十五年没有写杀人的故事,好了伤疤忘了疼,2004年写《兄弟》时,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宋凡平死于非命,还有孙伟和他的父亲。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现实?您认为一个作家如何保持良心、洞察力和对社会的批判性?   
        余华: 
      如果一个作家只关心自己的创作,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关心别人的生存,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我兴趣广泛,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这样的好奇心会转化为一种感受,进而转为创作。 
        
        生活在今天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只要关心一下别人就会震撼自己。不只是关心自己认识的人,也要关心自己素不相识的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当我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时,常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吴虹飞: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野心,就是做一个中国变化的描述者?           
        余华: 
      这不是野心,是愿望。我试图这样做了。但是,我的努力遭受了一些嘲笑,他们可能觉得不必这样,或者他们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和冲动,而且要长此下去。吴虹飞: 
      从您最近的生活经历来看,一个是相对安稳,另一个是接触的人少。您经常出国,您如何了解当下的中国现实?   
        余华: 
      什么叫生活?一方面是经历了,另一方面是感受到了,我认为后者更重要。我在国外的时间很少,出国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半个月,最近的一次久一点,去了美国七个月。 
        
        有些人昏昏沉沉地生活着,另一些人在生活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前者就是经历再多也很少,后者就是经历很少也会多。这些年下来,我在其他行业里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有知识分子,当然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我接触到的人都会给我提供他那里的信息。在家里时我上sina网看新闻,可以立体地了解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您过去获悉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呢?   
        余华: 
      我上小学时就喜欢看《参考消息》,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我有一个必修课,下课以后背着书包不是回家,而是站在大街上看大字报。那是“文革”时期,看大字报是为了知道我们海盐正在发生什么。还有一个必修课,就是站在我们县城邮局门外的报刊亭前,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从头到尾看下来,这是为了知道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吴虹飞: 
      谈谈您的朋友圈子?   
      余华: 
      1980年代我接触的人不是文学编辑就是作家,到了1990年代接触到了其他行业的人,不再是文学界的了。到了2000年以后我越来越宽泛,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群体,你接触了一个人,就会自然地接触到一个群体。我现在认识的朋友确实是越来越精英了,有趣的是,这些精英总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我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 
      吴虹飞: 您如此关注现实,而且很努力,那您有没有过自我反省?   
      余华: 
      1998年,我去意大利,他们让我上台去说话,只让我说一句话,我走上讲台时还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上了讲台后我突然脱口而出:“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话,包括逝去的人和健在的人,都没有我们经历的生活丰富。” 
        
        这两年我在写作《兄弟》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有很多想写的,可我无法表达出来,因为它们进入不了我的故事。比如李光头的故事,我已经尽力去丰富了,但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无法加入到叙述系统之中。这还都是我了解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浩如烟海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局限,而是一个人的局限。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您自己在当下作家中的位置?   
        余华: 我受到过杰克?伦敦一句话的影响,他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回信中说: 
      宁愿去读拜伦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百本文学杂志。我的理解是,就是要把美好的青春,放在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上。当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有两个感受,一个就是激动,抑制不住的激动;另一个就是灰心,自己能够写到那么好吗?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吴虹飞: 
      您认为您写作有进步吗?   
        余华: 
      对一个不到80岁的作家,过早地去说他,我觉得都是不太准确的。我觉得我写《兄弟》时进步了,可是有人说我退步了,就像当年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时一样,我认为自己是在进步,可是有人说我在退步。吴虹飞: 
      谈谈您写作的收入?           
        余华: 
      去年是我收入最多的,出版社付给我大概100万元的版税,以前的几年都是靠旧作再版加印,差不多每年有20多万再版的版税。有了稳定的收入后,对我来说有助于写作。如果整天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我就很难写作。吴虹飞: 
      那您现在还有什么爱好?   
        余华: 
      我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NBA火箭队的比赛,看姚明的比赛,再上网看有关姚明的评论。我把妻子和儿子都发展成火箭的球迷了,我儿子三年前还写过一篇作文《全家都是姚明迷》。 
        
        三部标志性作品   
        吴虹飞: 从《活着》开始,您的写作方式变了,有没有您的妥协在里面?   
        余华: 我不认为是一种妥协。《活着》是我很重要的作品,此前的《在细雨中呼喊》是我创作的一个过渡: 
      语言还带着先锋文学的味道,但里面已经有活生生的人了。而在我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里面,人物都是符号,叙述方式都大于我要处理的那个题材。   
        《活着》之所以是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在于它转换了我的叙述方式——必须要为题材和内容服务了。刚开始写时,语言方式和原来差不多,写了一两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发现是叙述上出了问题。我就让福贵,一个老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下子就找到感觉。由于福贵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我只能让他说最朴素的话,于是就有了《兄弟》朴素的叙述。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写到福贵把有庆的尸体埋在树下时,他妻子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当他站起来时看到月光下的小路通向县城,我当时告诉自己一定要叙述福贵看到这条小路时的感受,因为前面写了很多有庆从这条小路跑向城里学校的情景。为了这一句描写,我的写作停止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一个意象。后来终于找到了,就是盐的意象: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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