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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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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时,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五年牙医,二十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他曾经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十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吴虹飞: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您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 
      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第79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2)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 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余华: 
          吴虹飞: 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 
      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您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吴虹飞: 
      李敬泽还批评您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您觉得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 
      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作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吴虹飞: 
      “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您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 《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吴虹飞: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 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吴虹飞: 
      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 
      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作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吴虹飞: 
      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您又如何看待呢? 
            
      第80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3)       
        余华: 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吴虹飞: 
      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后,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 
      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有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18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1800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余华: 
          吴虹飞: 
      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部第13页,李光头“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您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 
      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吴虹飞: 
      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您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 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那些针对您的、来自文学界内部的批评?   
        余华: 
      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了,《活着》被放过了。《兄弟》上部出来了,很多火力又集中在《兄弟》上部,我在想,我的《兄弟》什么时候会安全呢?可能要等新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吧?没想到《兄弟》下部出来,火力转向了它,而《兄弟》上部就相对安全了。为了让《兄弟》上下两部尽快进入避风港,我要尽快写出新的长篇小说。(笑) 
        
        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兄弟》的火力最猛。我已经习惯了,“文革”时有一句流行语: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吴虹飞: 您好像已经不大在意他们的批评了?   

        余华: 
      我们文学最大的进步,是没有权威了。1980年代王蒙说一句话可以一言九鼎,现在谁说话也没有用了。最大的贡献是网络,网络让所有人都有了发言的权利。吴虹飞: 
      作为一个作家,您认为自己可以担当时代思想者的角色吗?   
        余华: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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