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传 作者:贝克-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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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厄内斯特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了。在家中的一个壁厨里，他珍藏了一叠他自己写的书《三篇小说，十首诗》。唯一使他感到不满意的是，他的书似乎根本没有引起美国评论家的注意。不久，有人送给他一辑从《纽约论坛报》星期日版上剪下的评论家巴顿雷斯戈文章的剪报。雷斯戈说他拜访过经常给一家有很大声望的杂志月刊《黛尔》写书评的爱德蒙威尔逊。威尔逊送给雷斯戈一本《小评论》的增刊，并提请他注意其中有由一位名叫海明威的青年作家写的六篇短篇小说。雷斯戈认为这些文章可能很有趣味。他接着说，路易斯·格朗梯尔前不久曾送给他一本由上述那个青年作家写的书，书名叫《三篇小说，十首诗》。但他还来不及阅读。厄内斯特对雷斯戈迟迟不看他的书感到很恼火。在庆祝停战纪念日那天（十一月十一日），厄内斯特独自坐在日光房里给爱德威尔逊写信。
亲爱的爱德蒙威尔逊先生：我在巴顿雷斯戈主办的社会与文学通讯上看到你提请他注意我写的，发表在《小评论》上的文章。现寄上《三篇小说，十首诗》一册，请阅。据我所知，这本书在美国还没有人给予评论。格特鲁德来信说，她对此书已写了一个评论。但不知是否已发表。你对加拿大的情况可能不了解。我想寄些书请人评论，但又不知道要寄给谁，寄到法国去呢，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由于我是个无名之辈，这些书又不是名家之作，雷斯戈先生会评论我写的这种书吗？况且雷斯戈先生抽不出时间，三个月来还找不出时间去读一读格朗梯尔寄给他的那本书（其实他只要花一个半小时就可把全书读完）。康狄克特出版公司的老板是麦克阿尔曼。这家出版公司已经出版了威廉卡罗斯、米纳劳伊、马斯登哈德莱和麦克阿尔曼的作品。我希望你喜欢我寄给你的书。如果你对此书有兴趣，那末，你能提供四至五个人的名字，好让我请他们给我的书加以评论吗？如果能得到你的帮助，我将非常感激。这个通讯处可以使用到一月份我们回巴黎时为止。不管你有无时间去办理此事，我同样地感谢你。
厄内斯特 海明威上
威尔逊收到书和信后，立即读了那本书，并写信给海明威说，其中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他觉得那篇《在密执安那边》的文章不怎么样，认为《我的老人》这篇文章读后使他想起谢乌安德逊的赛马小说。他的看法是厄内斯特的小说比诗歌写得好些。他对《小评论》上刊载的海明威的那篇小文章颇为赏识，也对曾由希普出版社在同期发表的讽刺洛桑会议的那首诗很感兴趣。在信末尾他写道，他同意在《黛尔》杂志简讯栏里报导一下厄内斯特写的这本书《三篇小说，十首诗》。厄内斯特立即回信谦逊地表示，希望等到十二月份《三山》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后，再登简讯报导。到那时，威尔逊就能同时对两本书作出评论。厄内斯特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书是包括《我的老人》这篇文章在内的《一九二三年最佳短篇小说选》。他说，奥勃里恩准备把那本书献给海明威，他甚至建议厄内斯特将他的小说集寄到纽约的波尼·利物莱特去。这是否意味着奥勃里恩能说服他们给他出版那本书呢？厄内斯特对这是弄不清楚的。兴许威尔逊能说服他也说不定。
至于说他的作品受安德逊的影响这一点，厄内斯特表示不能接受。《我的老人》写的是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的父亲以及赛马等情况。谢乌虽然也写男孩和马匹，但内容“完全不同”。厄内斯特坚信在创作上，他自己没有受到安德逊的影响。他很熟悉安德逊，只是近数年来没有同他见过面。谢乌近来的作品“糟透了，这可能是从纽约来的一些人对他讲了过多的奉承话。”不过，厄内斯特还是很喜欢他。他写过许多很好的作品。坎明斯也是那样，他写的《偌大的房间》是一本厄内斯特在一九二二年就读过了的最好的书。他尖刻地批评了最近出版的另一本描写战争的小说，威拉·卡瑟著的《我们中的一个》。这本书不但销售量大，而且还得了奖。他说，最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所描写的战争场面都是假的，或从D·W·格里菲思的小说《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剽窃的。这本书只是格里菲思那本书的翻版而已。“这个可恶的女人，”厄内斯特说，“她应该亲自去体验一下战争的生活。”
厄内斯特的新闻报导工作，现只极限于为《明星周报》撰写热门的特写文章。他写信给格特鲁德斯坦恩说，他也许会照她过去经常劝他那样放弃新闻工作，全力投入专门的写作中去。厄内斯特夫妇等到婴儿满了三个月之后，就会从纽约港搭乘坎纳德安东尼亚号邮轮，（厄内斯特称它为“我的安东尼亚”）返回巴黎去。在《明星报》社搞新闻工作用去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在写给西尔维亚比奇的信中，他说，“我根本无法从事自己的创作”。他觉得加拿大是个很糟的国家，他非常思念巴黎。在加拿大他处处受羁绊，无法施展他的才能。现在他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寻找自杀。这是因为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使他们无法通过，也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海明威的性格特点之一是喜欢言过其实。他过份夸大了《明星报》对他的要求，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他对一位女记者玛丽罗里说，他在多伦多工作三个月毁了他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那年秋天，他结识唯一的一位文学朋友摩莱·卡拉罕，一个大学低年级学生，当时在报社兼职。一天摩莱在图书馆里用打字机打一篇预约的稿子。他突然抬起头来，看见海明威在一旁看着他。卡拉罕写道：
他坐在我的对面，靠得很近，脸上笑容可掬，和霭可亲……他使我感到他似乎有什么心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开始交谈……他原先怀着极大的希望到多伦多来的。现在虽然他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但感到很苦闷……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成为一个机智敏感出色记者的才能。如果说他是个很好的记者，那么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干得比他更出色的了。但他比别人横蛮些。
“他嘛？简直不要脸。”这个人有点同性恋的倾向。接着我们谈到文学。他的一切判断或对事物的看法可说完全出于强烈的自信。然而，他对你所提及的东西仿佛他要让你进入他那个熟悉的天地。他说，“詹姆斯·佐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赫克贝利芬”是一本很好的书①。
你读了“斯坦荷尔”和“弗劳伯特”这两本书吗？始终显出一种深沉莫测的神色。但他仍然十分认真地看着我。
①赫克贝利芬一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
厄内斯特问卡拉罕是否也写小说。这位年青人回答说“也写一点”。他还答应拿一篇给海明威看。过了几天，他们在楼梯上碰见，海明威大声地埋怨说，“你怎么还不拿文章给我看？”卡拉罕只好搪塞一下，说，“我这些天都很忙。”“呃，”他突然身子一紧说，“我只想看看你是不是也是个冒牌货。”
在一九二○年，《明星报》社的办公室对厄内斯特来说是既重要又亲切，可现在他感到有些厌烦了。他用打字机打了一篇文章，对他身边的同事一一作分折。文章内容如下：
这样他们谈开了，越谈越起劲。从过去的历史谈到现在……其他的人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勃比里得是个学者，讨了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做老婆……格雷格·克拉克是退伍的陆军少校，也是个表现很出色的士兵。他们两人对于自己谈论的事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又不需要工作……毕尔韦金偷偷摸摸溜进来打字……里得和克拉克坐在旁边谈天。聊天是不要本钱的……他们喜欢给别人取绰号……而所取的名字都是陈腐不堪的。没有一个名字听起来清新顺耳，都是一成不变，呆板没有生气……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因为我有一件从安哥拉得来的神物。它样子既好看又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它比里格的绘画要珍贵得多。他们两人谁都不愿意看它一眼。
他们刚从名利场或其他什么地方来，只想获得新的消息，对这种神物并不喜爱。只有杰米例外，他喜欢它。报社里除了我喜欢艺术外，就是他了。杰米了解人们的心理活动，他是我结交的朋友中最好的一个。……他什么都懂……他第一次见到哈德莉，就十分了解她。勃比里得脑子枯竭，枯竭无用……一点用也没有……我还没有替格雷格克拉克说句公道话。也许我伤害过他。伤害他是太残忍了。不过他很难相处，因为他不是扁的而是圆的，圆得八面玲珑……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爱打猎、钓鱼和钓鱼用具；他爱枪和有关枪方面的书……他也爱思考，而且很会思考，但从来不冥思。他也喜欢想起加拿大。凡是我不喜欢的他也不喜欢，但他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格雷格很有一点浪漫派的思想。可是我对于他的内心世界一点也不清楚，因为他是个浪漫者。我也是个浪漫者，麻烦就在这里。你不能开除他，也不能让他靠边站，因为他总是在积极地干活。不过很难说干活到底有多少价值。他也有内心的活动。他既是个武官也是个谦和君子。这样可能更好些。他为大众做事……他的脾气好，我从来未见过他发脾气……如果说，他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感情太脆弱了一点。他写文章登报比谁都好。虽说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但谈不上对他了解。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只有到那个人伤心得大声哭泣的时候。迟早你会见到人们大声哭泣的。哭泣就象化学反应。当你大声哭泣的时候，你内心的东西就分散显现出来，就看清了。格雷格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对他的了解没有象我了解欣德马斯那样深。欣德马斯是个狗娘养的东西，他是个骗子，这种人你很容易了解他。真正的好人是不容易了解的。狗娘养的人要了解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对格雷格不满意的地方是他对赛马和拳击一窍不通。边两样东西是衡量男人的勇猛和气魄。但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同他过不去。再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醉了酒……我可喜欢看到人家喝得烂醉如泥。人，只有当他喝醉了才能真正感到自己的存在……我喜欢喝得酩酊大醉。从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克拉克对厄内斯特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十分客观，合乎情理的。他说，“厄内斯特有一对乌黑的眼睛，深红色皮肤，样子有点象拉丁人，举止粗犷豪爽……他说话口齿不清。一件事他要用三、四种表达方式才能说清楚”。克拉克和玛丽罗雷注意到厄内斯特讲话时有点口吃，特别在发L字母音的时候。克拉克说，当厄内斯特要说出斗牛士维拉尔塔的名字时，他总说成“维屋达”。他对写文章特别认真。当他从毕尔巴德那里拿回《我们的时代》这本书的校对稿时，他来到办公室大喊大叫，“我又有新的发现了”。于是摩莱卡拉罕不无羡慕地拜读一番，然后问他，“你在法国的朋友对此书有什么评价？”这时，厄内斯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埃日拉庞德说，这是他四十年以来所读过的最佳小说”。卡拉罕觉察到，厄内斯特尽管表面上沉着冷静，可在他心里“对于任何会妨碍他的写作的成功的人，他是冷酷无情的”。
《我们的时代》这本书已在圣诞节出版了。精巧美观，封面上印有报纸的标题和图案。扉页上有木刻的青年作者的像，是仿照一九二二年迈克斯特拉特为他作的一幅拳击家画像刻制而成的。可惜这本书只印了三百本，因为一位法国印刷商粗心大意用水彩纸去复印木刻画，结果报废很多。只有一百七十本书上有作者画像。巴德留了五十本作为赠送别人的礼物和备下次修订用。厄内斯特立刻邮寄一本给爱德蒙威尔逊。
厄内斯特回奥克派克作短暂的采访。哈德莉没有跟着去，主要是路程太远，婴儿受不了，此外，也怕耽搁了他们一月份返回巴黎。厄内斯特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各方面比以前老练成熟多了，感到格外高兴。他在许多方面真象他的外祖父厄内斯特霍尔。他母亲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星期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话。你谈起对人生的看法。你的人生观和你外祖父的很相同……我还记得他这样说，“爱国主义往往被走头无路的暴徒和恶棍所利用”。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认为只有世界爱国主义才是正确的。我的孩子，看到你对外叔祖父泰勒那样的热心和慷慨，做母亲的再高兴也没有了。欢乐的泪水滚淌在他的双颊上，母子两人坐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