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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

施蛰存作品选-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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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亦只能译作“支那城”,而不是“中国城”。  
  印度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人称为“支那”,这个名词传到西欧,英国人读作“却也那”,法国人读作“希纳”。本来都不是“中国”的译名。至于俄国人,到今天还说是“契丹”。  
  “国家”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兴亡,本来不同于民族兴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物,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产物。所以,民族文化可与国家同兴,而不会与国家同亡。但是,一个民族灭亡之后,它的文化迟早必然被消灭,只要看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即可为证。关于这一个观点,房龙却讲错了。  
  《现代名人书信手迹》  
  去年十月,有人从北京来,说北京新出了一本名家书法集,其中有我的字迹。我已十多年不写毛笔字,而且我的字不入书家之列,怎么会有人看中我的书法?  
  近日收到中华书局所赠一部《中华书局所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其中有我的三封信,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去年是中华书局创业八十年纪念。书局领导同志把编辑部中所藏文人、作者的书信,选印一册,以为纪念。从一九一九年的梁启超到一九四八年的嵇文甫,共收书信将近四百封。在这三十年间,与中华书局有过关系的文化人的笔迹,由此书保存了不少。  
  现代的文人、学者,可以无求于达官贵人,却不能不有求于出版家。这四百封信,反映了一代文人如何迫切希望他们的著述能够问世。一部分书信更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处境。  
  一九三○年五月,徐志摩曾有信给舒新城,为胡也频介绍出版其小说集,《夜里的谋生者》,这部书稿也随信寄去。这件事,好像没有人说过。《夜里的谋生者》也没有见到过印行本。胡也频与徐志摩相识,也一向无人知道。这一记录,可谓文坛逸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徐仲年有一信致舒新城,内容说:“弟之老友韩侍桁兄及杜衡、蛰存两兄拟编一丛书”,要求中华书局为之出版。信中开列了十种书目,其中有《施蛰存小说集》。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和徐仲年共见过二三次,并无交往。由此可证,有许多新文学史料记录,都是不足征信的。  
  一九三三年,郑振铎、朱光潜、巴金、靳以等计划办一个文学季刊,当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振铎有信给舒新城,为这个集资自费办的刊物拉广告。他希望中华书局能在这个刊物上登一页新书广告。广告费原定每页四十元,可以优待,改为二十元。信中说,《文学季刊》创刊号印一万册。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办同人刊物的艰难。二十元一页的广告费,可谓低廉已极,舒新城当然在信上批了同意。这二十元,在当时是三万字的排字工价。一本《文学季刊》,有四五十万字,不知要拉多少广告,才能解决排版费用?纸张、稿费,还不知从何处张罗?郑公信上又说:《文学季刊》第一期拟印一万册。这句话分明是为拉广告而夸大了。  
  当年的文学刊物,每期能印四千册,已经算是红火的了,那能印一万册?  
  郑振铎为人慷慨直爽,热心助人,一九五八年死于飞机事故,友好无不痛悼。今读其遗札,又三十余年矣,怀念音徽,不胜斯人难得之感。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春游琐谈》  
  《春游琐谈》第一、二、三集各一册,一九七五年从吕贞白处借阅。第一集有壬寅(一九六二)春中州张伯驹序,略云:“尝得隋展子虎画游春图,因名其所居曰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晚岁于役长春,先后来集者有于省吾(思泊)、罗继祖(奉高)、阮洪仪(威伯)、裘文若(伯弓)、单庆麟(致任)、恽宝惠(公孚)诸君,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爱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都中诸友,亦月寄一则,以通鱼雁。非惟为一时之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  
  张伯驹于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谪居长春,无聊之极,遂创此议,集同道诸友好,每月作一文,以遣岁月。此三册乃当时油印以分送友好者。闻所印不止三集,贞白所得,我所见,惟此三集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杨厄闰,大受冲击。刚烈者一死了之,怯弱者随缘忍辱,惟旷达者犹能夷然处之,不改其乐。青年人则以小说,诗歌,油印流传,奇文共赏;中老年如春游主人,则创为此举,集体成书,以贻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薪火,亦可仰诸老辈之坚贞风度。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有二十年,文化出版物非常寥落,惟此等以油印流传之地下文学,颇多佳著。我希望有好心人,能为之收集,著录,建拾遗补缺之功。  
  《读岭南人诗绝句》  
  《读岭南人诗绝句》十八卷,誊写版印二巨册,番禺陈融著。融,字协之,号颙庵,平生好聚书,搜罗粤中文献尤备。  
  其越秀山堂藏书数十万卷,自抗日战争以后,散亡殆荆颙庵尝以暇日,尽读岭南人诗,题以绝句一二或三四首,凡六易稿始写定为此编,戊子立秋日,如皋冒广生为之序,称“今年七月,值协之七十三岁生日,同人醵资为付剞劂,并其所作《黄梅花屋诗》附焉。”然此书实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印成,盖戊子岁末及付梓而时移代变也。  
  此书收论诗绝句四千余首,咏及之岭南诗人凡二千余家,惟未附其《黄梅花屋诗》。  
  诗皆评泊古今粤中诗家,题材单一,宜其不能多变化,然其所附诗人小传,则颇足备稽考,可与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比美,亦有用之书也。  
  岭南诗人可考者,自唐曲江张九龄始。此编增汉杨孚、陈刘珊二家,意欲使岭南诗史,追源至汉代,其实此两家,未尝有诗也。  
  近代诗人,则征存甚富。然有目而无诗者,至五十余家,如黄节、古应芬、梁启超、胡汉民、汪兆铭、苏曼殊、蔡守、伦明诸人。皆题咏所未及,岂有所避忌耶?当世作者,如叶恭绰,洗玉清,詹安泰诸家,亦未有品藻,可知沧海有遗珠矣。  
  “联珠诗格”  
  《精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四册。题番阳默斋于济、德夫,建安蒙斋蔡正孙,粹然编集。卷首有蔡正孙庚子春三月序,大德己亥花朝王渊序,大德丁酉孟商于济序。可知此书原为于济编集,仅三卷。以其稿寄建安蔡正孙。蔡惜其书“杂而未伦,略而未详”,为广搜博采,扩为二十卷,付其子弥高梓行之。蔡氏父子,盖建安书坊主人也。蔡氏所刻之书,有《诗林广记》、《陶苏诗话》,我曾见之。  
  此本乃日本所刻,题“天保辛卯年新镌须静堂校本《增注联珠诗格》”。增辛卯岁须静主人一序,称“此书版毁久矣,赖有江户近刻本。然江户本删去增注,不可见古人面目,未为善本。因以所藏校本付松柏堂书肆刊版传之。”按天保辛卯,当我国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此书在日本,似颇流行,屡有刻本,在我国则明清以来,未有刻本,且诸家藏书目录中,亦未尝见。  
  此书为学诗者编撰。于济序云:“此为童习者设也。使其机栝既通,无往不可,亦学诗之活法欤。”其所谓活法者,对仗之法,用字之法也。蔡正孙序云:“凡诗家之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载。凡三百四十有余篇,附以评释。”盖搜集诗家常用之转折字面,以为格式,使学者得以参悟。自第四卷至第十九卷,皆以语词为格。如第五卷有“用莫道字格”一篇,集录刘禹锡诗句:“莫道西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又王昌龄诗句:“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又陈陶诗句:“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其他如“用若使字格”,则集录唐宋名家诗之用“若使”字者,“用底事字格”则集录诗家用“底事”字之句,凡三百余格,皆如此。所录原诗,全为七绝。童子学诗,未尝不可以三隅反,然专以用字为格式,终非根本也。  
  此书采录宋人诗,以江湖诗人之作为多,颇有佚篇,可资采摭。如集中收白石道人《水亭》诗云:“啼杀流莺春正寒,一亭长占绿杨湾。客来日日抛香饵,惯得游鱼傍王阑。”此诗今本《白石道人集》皆失收。又有《早春》一首,即今本《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第十首,其结构今所传集本作“看见鹅黄上柳条”,此本所录则为“看见鹅黄柳上条”。下有蔡氏注云:“上字放柳字之下,此诗中下字体”。可知当时传术为“柳上条”,今本皆改误矣。  
  《棕槐室诗》  
  《棕槐室诗》油印本一册,金山诗人彭隺濂著。此书承作者见惠已数年,收到时曾讽诵一过,其后插上书架,尘封久矣。今日整理书架,又得而阅之。  
  彭君诗取径中晚唐,时有佳句,亦不免有败笔。集中附当世诸名家评语,亦有助于吟赏。然亦有出人意外者,如彭君诗云:“城里万家都睡尽,雨余却放月光来,莫愁高阁无人共,自有钟山照酒杯。”有李拨可评曰:“颇似白石。”按此诗直露无余韵,去白石诗风甚远,乃冒:“颇似”,窃所未喻。又有句云:“茶香叠叠真堪味,世论纷纷各不同。”李拨可评曰:“五、六系流水对,此是晚唐做法。”此评语亦出人意外。流水对者,合上下二句,始成一意,今此联二句各具一意,岂得谓之流水对?且流水对亦不始于晚唐。李氏此评,使人瞠目,可知其诗虽佳,诗学则犹未逮。  
  又,朱东润评彭君诗云:“诗写得清新自然,颇有新意。韵律也很和谐,读之脍炙人口。”此评语亦大奇。成语“脍炙人口”,是称许其诗传诵于众人之口,现在说是读了彭君之诗,就“脍炙人口”,到底“脍炙”于什么人之口?可知朱氏实未解此成语。  
  以为是“齿颊流芳”的意思了。  
  李、朱二家都是名士,还不免于疏失如此,古典文学真是不容易讲谈。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在沸沸扬扬的评论热潮中,我也受到冲击,托人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了三天,介绍给我的孙女儿。想不到她说:“已经看过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看过?”她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书呢?”她说:“在楼上房间里。”我说:“为什么不给我看?”她说:“我不知道你会要看这些书。”  
  她说得不错,“这些书”,我确已好久不看了。可是,这本书现在我家里已经有了两本,一本是定价六元的,一本是定价九元的。从这一现象看来,这本书已无愧为一本B.S(畅销书)。  
  这本书,正在引起一个“轩然大波”,议论纷纷,还未有定论,我也不想介入。不过,应当首先认定的是:这是一本什么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小说,已经有过这些提法。我认为,是传记,还不是文学。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写了不少传记,能列入文学之林的没有几本。这本书能不能列入文学之林,还要待读者和时代的论定,现在则为时尚早。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有问题。欧美人只说“报告”而不称“文学”,只有日本人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个名词。而我们跟着使用了。“报告”是新闻文体,不是文学文体。既称“报告”,就不能用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这是一个古怪名词。  
  用第一人称的小说,应该都是自传体的小说了。小说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有故事结构。二、不写真人真事。因此,这本书就不能说是小说。我认为,正名定分,这本书是周励的自传。一切评论,都应当服从于评论传记的观点。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先是当红卫兵,为革命立功。得到的奖励是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国青年所遭遇的一种独特命运。我无法想象,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劳动之际,回忆当红卫兵时期的烈烈轰轰的战果,到底自以为胜利了呢?  
  还是失败了?  
  八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我以为很好,应该把各种在“文革”中负伤的老中青年的病历记录一下,留一份历史档案。可是,不知给什么风一吹,伤痕文学忽然悄悄地病愈出院了。今天的二十岁青年,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过这一段残酷历史,可知历史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周励这本书中,记述她的北大荒生活,似乎写得十分温文尔雅,我看了还觉得不够。  
  可是,有一位批评家却以为,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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