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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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来取中央书店的排校样来一看，发现有不少标点错误。删节之处，上下文都接不上。而且字体较大，用纸势必较多。张静庐就主张用我们自己的标点本，而停止了中央书店的排本。这一事，平襟亚也同意了，因而《词话》的出版，迟了一个月。
上海杂志公司版的《词话》初版本印了二万本。然后送一份纸版给中央书店。中央书店不知印了多少，不过，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中日战争，中央书店的《词话》不容易运销内地。这一盘棋，平襟亚输了。
前年，有人来问我，中央书店的《词话》和上海杂志公司的《词话》，在字型、标点、删节处为什么完全一样？我才记起这件事的原委。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也可算是上海出版史的一段秘闻。
至于《世界文库》本的《金瓶梅词话》，听说是傅东华删节及标点的，未知确否。
因为是分期发表，已失去其营业竞争的时间性，所以无人注意。生活书店原来也打算待《世界文库》发表完毕后，再印行单行本，可能也是因战事爆发而作罢了。
二
1983年秋，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排印洁本《金瓶梅词话》的消息透露出来，似乎在出版界中引起了一阵波动。当时我正在医院中养病，接连有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来访问。有的出版社说打算重印上海杂志公司版的《词话》，希望我写一篇序文。有一个文艺刊物编辑同志说：打算在他的刊物上分期连载《词话》，要我同意署名为“整理、标点者”。对于这些尊重我的好意，我都很抱歉地婉谢了。我并没有研究过《金瓶梅》，我也不很喜欢这部书。一九四七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买到过一部北京图书馆影印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也买到了一部康熙版张竹坡评本《金瓶梅》。当时曾想把两本对读一下，看看有多少异同，从而研究一下此书的版本源流。可是这个工作始终没有功夫做。一九五八年，工资降级，稿费收入也断绝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多，我把这两部《金瓶梅》卖了两百元人民币。
我和《金瓶梅》的关系，尽于此矣。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印行《金瓶梅词话》，和我是“风马牛，不相及”。我再也想不到会连累到我。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少说也总有十来位编辑、记者、朋友或学生来和我谈论《金瓶梅》。尽管我对这部书实在无知，可是也不能不漫谈一通，免得扫人雅兴。我曾说：现在我们所见的《词话》，可能还不是最初的版本。它可能还有一个或几个古本。古本的《词话》可能没有或较少淫言秽语。因为古本是真正的“词话”，评书家的底本。如果有这许多描写性交的淫言秽语，当时的说书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前说得出口。现在所有的万历本《词话》，虽然仍名为《词话》，其实已非评书家的底本，而是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小说了。我还说过：既然有王凤洲撰此书以毒害严嵩的传说，可知此书在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严嵩败）前已有，从嘉靖元年至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有九十一年之久，其间不可能没有一个《词话》的刻本。我还说：张竹坡评本和《词话》本可能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祖本。
以上是我关于《金瓶梅》的漫谈，纯粹是出于推测，没有证据。想不到有一位同志把我的话写了一则报道，去发表在报纸上，而这一段报道又引起了许多编辑的兴趣，纷纷转载，甚至把我的信口开河，说成是研究结论。今年春初，有一位香港朋友寄给我一纸剪报，是一篇小文，题目赫然是《施蛰存谈〈金瓶梅〉》。这件事实在叫我啼笑皆非，深悔出言不慎。因此，现在不得不把情况如实交代，以资补过。
三
淫书各国都有，态度各不相同。印度的淫书是把男女性交的各种方式、姿势教导青年夫妇，作为恋爱艺术的教本，态度最是严肃。法国的淫书品格有高有下，高级的淫书是暴露贵族士女的糜烂生活，下等的淫书是只鼓励宣淫。英国的淫书较多社会意义，虽然描写性交，却旨在揭露妓女或贫女的悲惨生活。《金瓶梅》在中国淫书中，也还是一部好书，它与《肉蒲团》、《杏花天》等书不同。描写性交部分不是全书的主要题材。
删掉了这些描写性交部分，并不影响这部小说的完整。
我以为，删净了的《金瓶梅》或《金瓶梅词话》，已不能说是一部有伤风化的淫书。
三十年代，上海印了三个版本的《金瓶梅词话》，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和租界当局都没有给予禁止处分。而我们现在，对删净本《金瓶梅词话》还很不放心，从严限制出版。我以为这样做，大可不必。凡是“禁书”，越禁越有魅力。去年一年，有许多年轻朋友托我设法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买《词话》，出高价也可以，要开后门也可以，可知此书又有了新的魅力。但是在三十年代看过《词话》的人，却感到诧异，以为此书也只是《红楼梦》、《儒林外史》之流，何必如此热烈地恋慕。
因此，我以为，《金瓶梅词话》或《金瓶梅》，只要是删净本，不妨公开，任人购读。魅力消失，也就无伤风化。不过当然也不宜大量印行。
一九八六．六．二十五
重读“二梦”
近日重读张宗子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二书，文章写得真好。五十年前，我初读此“梦”，乃如大梦初醒，才知天地间还有此等文章，非但《经史百家杂钞》一时成为尘秽，就是东坡、放翁的题跋文字，向来以为妙文者，亦黯然减色。五十年来古今中外，文章看了不少，自以为很懂得一点为文之道。唐宋八大家，被我一一淘汰，只有韩愈、王安石二名可以保留。曾南丰文章枯瘁，如尸居余气之老人。欧阳修词胜于诗，诗胜于文。其他如丑女簪花，妖娆作态，而取譬设喻，大有不通，等而下之，桐城诸家，自以为作的是古文，而不知其无论如何，还在八股牢笼中，死也跳不出来。公安竟陵，当年奉为小品魁斗，后来愈看愈不入眼，大抵三袁之病，还在做作；钟谭之病，乃在不自知其不通。
独有张宗子此二“梦”，还经得起我五十年读书的考验。近日重读一过，还该击节称赏。张宗子与李笠翁，都是讲究生活艺术的人。笠翁写了一部《闲情偶寄》，记录了他的艺术生活。但是文章还不及张宗子，结果是把生活艺术写得艺术脱离了生活。换一句话说，他写的是供应别人的生活艺术。张宗子写生平所见所闻山水、园林、美人、名士、风俗、民情、土宜、节物，无不生动，无不有情有味，亦无不从他的生活中出现。
他写《金山夜戏》，写《秦淮河房》，写柳敬亭，写王月生，都是《梦忆》中绝顶聪明的文章。《梦寻》五卷，题目较呆板，文章写得也较拘束，但写西泠桥，写水乐洞，写冷泉亭，写西湖香市诸篇，也仍非中郎、小修可能企及。
不过，这回重读二“梦”，却看出了张宗子一点毛玻《韵山》一文，写他的祖父常恨《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内容寒俭，因此积三十年之力，编了一部《韵山》。
后来看到胡青莲的父亲从宫中取出的三十本《永乐大典》，才觉得“书囊无颈，而自己的工作却如“精卫衔石填海”，于是“辍笔而止”。《永乐大典》在明代，始终藏在宫中，未闻有三十本被盗出宫的事。《永乐大典》虽然按韵目编次，却是一部大规模的丛书，不是一部辞书。张宗子祖父编的《韵山》是一部辞书，怎么能与《永乐大典》相比？由此可知张宗子实在不知道《永乐大典》的性质与内容，文章虽好，却漏了底。
又，《水浒牌》云：“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清气。”按“变相”即画像，此“变”字不作“变化”解。陶庵以吴道子画地狱鬼卒，不作青面獠牙相，遂以为这就是“变相”，可知此老又未识得这个“变”字。
吹毛求疵，举此二事，亦无损于陶庵文章之美也。
谈戴望舒的《雨巷》
卞之琳在《戴望舒诗集序》中提到过这首诗，他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能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
卞之琳不愧是个论诗的老手，他这一段话，已把《雨巷》这首诗论定了。现在本书编者要我再写一篇，谈谈这首诗，我觉得无法做翻案文章，因为我的意见也和之琳一样。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著名词句。望舒作《雨巷》，确是融化了这两句词的意境。同时，他那时正在译英国世纪末诗人欧纳思特·道生的诗，那种忧郁、低徊的情调，使望舒有意无意地结合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感伤情调中。所以，这首诗，精神还是中国旧诗，形式却是外国诗。
这首诗，发表在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上，当时编者叶圣陶（绍钧）先生极为赞赏，读者的反应也极好。但是，望舒在编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的时候，却把这首诗删掉了，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明了这首诗的时代性，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印出了他的《尝试集》，是一种形式解放了的旧诗，北京一群新诗人，如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康白情，还有上海的刘大白，他们的诗，用的语言是白话，形式是自由诗体，但精神还是中国旧诗。戴望舒这首《雨巷》，还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他把“雨”和“丁香”用象征（隐喻）手法来表现，显得有点儿洋气。
在三十年代初期，望舒已不满意他这一种创作方法。不满意的理由，就是卞之琳所说的，“显得浅易、浮泛。”从此以后，望舒的诗作中，不再出现《雨巷》这样的音调和低徊情绪。在《望舒草》中删掉了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
一九八七．七．十一
奥维德及其《爱的艺术》
《爱的艺术》（ArsAmatoria）是古罗马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书。它既被斥为坏书，又被誉为天才的著作。作者奥维德的全名是波孛利乌思·奥维提乌思·纳索（PubliusOAvidiusNaso）。公元前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离罗马城北九十英里的苏尔莫（Sulmo），现在称为苏尔莫纳。这是现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山川清丽、风景幽美的地区。奥维德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山民，虽然不是贵族，论门第也属于有清望的大家。
就在奥维德出生的那一年，罗马爆发了内战。久欠粮饷的饥饿士兵起来暴动，杀死了两位元老，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内战延续了十年之久，成为罗马史上灾祸最残酷的年代。
幸福的家庭生活，使奥维德没有受到政治、社会动乱的影响。在十二岁的那年，他和他的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起到罗马和雅典去求学。四五年之后，兄弟二人都通过了文法学的考试。十七岁，学成了修辞学，这是罗马青少年教育的最后历程。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学者，亚雷利乌思·傅思古思（ArelliusFuscus）和包尔修·拉脱洛（PorciusLatro），都是奥维德的业师。
按照罗马制度，一个青年人在完成正规教育以后，必须服兵役一年，然后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但是奥维德没有入伍，他和另一位青年诗人一起去作了一次“壮游”，这是对门第较高的青年的特许，可以游学来代替服兵役。他在希腊、西西里岛等处漫游了三年，得到许多浪漫的遭遇和见闻，后来都成为他的诗料。
回到家里，他的哥哥已经病故；这使他不得不找一个正式工作以维护家声。最初，他当了警官之类的差使，他感到不乐意，辞职不干。接着去当了一阵子法官，也不乐意，又不干了。于是向家里宣称，他决定到首都去做作家。这使他的父亲很不愉快，但是还容忍着，希望他去成为一个散文家，将来可以当修辞学、逻辑学教授。可是奥维德却宣称自己要做一个诗人。他父亲大不高兴，训斥了他一顿，还说：“你即使成为荷马，也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鬼。”
为了获得一个青年诗人显然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