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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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寻求的是小学三、四年级程度，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的读物。不论我所检阅到的儿童书封面上有没有标明本书的程度，凡我所能看到的一些为小学儿童印行的故事书，几乎每一本第一页就有问题。在一本书的第几行上读到“每况愈下”这个成语，我就把那书搁下了，虽然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又在另外一本书的第一章中读到了“转瞬间”和“无补于事”两语，这本书也被我放弃了。最后勉强买回家来的那一本小书的第一页中，我很替“点缀”两个字耽心，结果居然是无法使我的孩子完全明白它的意义。
至于在内容方面，虽然小学教科书早已采用了猫狗谈话的教材，可是儿童读物的出版家及著作家似乎近来反而又倾向于知识的“投塞”了。我并不反对给儿童补充一点知识，但我们不能单注意于这知识而根本忘记了儿童。儿童对于各种知识的吸收是有限量的，一般的说起来，似乎只能限于日常生活的科学浅释，以及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有关系的历史地理的常识。对于一个上海儿童，你告诉他黄浦江的源流，比之于长江更为恰当，但倘若你要把尼罗河的知识放在他的小头脑中，那便是多余的。我要给我的孩子找一些关于科学常识及民族英雄传记的书，结果也没有找到一本适当的。大概都是作为儿童读物则太深，作为少年读物则又太浅。在文字与题材方面都如此，从十岁至十五岁的孩子，目下恐怕简直没有良好的读物。
在一本翻译的故事书后面，我还读到了一篇译述者的题记。他叙述他译这本小书的动机和心境，发挥他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对于读者的希望——并且希望读者给他以指正。
俨然是一个著作家对他的成年读者的口吻，完全忘记了他的读者仅仅是一个小学生。
大概现在从事于儿童读物之编著者，恐怕多数——或者全部，还是一些青年文学家。
让文学家来编著儿童读物固然很好，但青年，尤其是没有儿童教育经验的青年，却很危险。固然，我们发现有许多名教育家署名编著的儿童读物也同样的有许多缺点，但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多数还是出于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笔下，而让那教育家来居名的。几时儿童读物的出版家放弃了这种把戏，找几个对于儿童教育肯负责的教育家，或是有一点教育经验，最重要是能了解儿童的著作家，有系统地编一些儿童读物，让做父兄的可以按照着子弟的程度很容易地得到一些幼小者的精神粮食，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对于儿童读物的改良，也并非没有人提出过许多好意见，我们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被注意。但是尽管儿童文学的园地如何从安徒生和格列姆发展到伊林和法布尔，可是，至少在文字这方面，使一个小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读下去，完全了解的，恐怕还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孙毓修氏编的商务童话和徐傅霖氏编的中华童话及世界童话。谁能找到一本新出版的儿童书，其文字之浅易，兴会之浓厚，能够比得上“指环魔”，“大洪水”，“玻璃鞋”，“非力子”这些美丽的小书呢？新出版的儿童书中，重述灰姑娘的故事者，不下十余篇，但没有一篇能够擅出蓝之胜，我想，“玻璃鞋”恐怕始终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篇。
然而这两集童话现在仿佛竟不被注意了。旧的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了，新的却没有产生；这是，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同时为一切的小学生，感到非常惋惜的。
尼采之“中国舞”
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
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最近，因为国立厦门大学图书馆有英译本的尼采全集，偶然抽取一本“愉快的智慧”来看了，大大地感到兴趣；于是又把“查拉图斯屈拉”借来了。为的预备在避空袭的时候到山上去看，所以这回借了一本万人丛书本，因它小巧，可以放在口袋里。从万人丛书又想到万有文库，记得万有文库中已经有一个“查拉图斯屈拉”的中译本，于是把那中译本也一并借了来。
当我读完万人丛书卷端赖哀士的叙言之后，很高兴地欣赏了几篇他所谓充满了诗意的比喻的散文，随即拿中译本来对看了一二篇。看了中译本之后，我得到两个感想：一、郭沫若的译文原来已经是够好的了，可惜他没有把全书都译出来；二、这个中译本，如果不与英译本、或其他译本、或原文同时看，是没有人会懂得的。
这个中译本是萧赣先生译的，卷首并无序言题记。因为译文中注的都是英语，想必也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决不是万人丛书本，因为他所注的字句与万人丛书本不同。
我不知道萧君为什么要用文言来译这本书？也许他以为尼采原文是仿东方古圣人口气的，而英译本又是用古体文译的，所以他采用了文言。然而萧君似乎没有考虑到文言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容易译这本书；何况，萧君的文言还不够圆熟。
我在这里举一篇“山上树”为例。第一节，要是依我的译笔，应该是：“查拉图斯屈拉曾经看见过一个常常回避他的青年，一到晚上，当他在那些环绕着一个名为‘花斑牛’的小城四周的山里独自散步的当儿，他看见这个青年靠着一株树坐着，以他那疲倦的眼注视着山谷。查拉图斯屈拉便抓着那青年所靠的树干，这样说：”然后让我们看萧君的译文：“扎拉图斯特拉瞥见一匿避之少年。一夕，独行于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则见此少年凭倚一树，目凝意倦，注视山谷，扎拉图斯特拉乃手握少年坐旁之树，作如是说：”其他不解的地方且不说，单这句“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已经够别扭了。
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当查拉图斯屈拉告诉那青年；人愈是要向上、向光明，则他的根必须愈向下、向黑暗、向罪恶。于是那青年诧异了，问道：“什么，向罪恶？你怎么能发现我的灵魂是这样的呢？”查拉图斯屈拉微笑道：“有许多灵魂，如果不能先被发明，就永远不会被发现的。”
这一问一答，在萧君的译文里是这样的：“少年曰：‘唯，入于罪过，如何汝能发见我之灵魂乎？’扎拉图斯特拉微笑且曰：‘人不首先发明灵魂。则将不能发见多灵魂。’”让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不挑剔小毛病，在次页上，发现萧君的一句译文：“斯盖使吾心碎，汝目所谓危而告者，过于汝言辞之所说。”
我相信没有人能懂得这句文言。为避免排字困难起见，我不引英文原文了，且把它直译出来。
“我的心碎了。你的眼睛已经，比你的说话更好（明白）地把你的一切危机告诉了我了。”
谈到后来，查拉图斯屈拉劝告那青年人道：“你觉得你是一个高贵的人，甚至恨你的人及鄙弃你的人也未始不觉得你是高贵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切人都把一个高贵的人看作是一块绊脚石。因为一个高贵的人往往反而妨碍了‘善’！即使人家称他为‘善人’，而人家之所以要称呼他，也就是为要把他扔在一边。”
而萧君的“简洁”的文言译本却是：
“汝仍自觉尊贵，人之于汝也，虽怀怨嫉，亦尚觉尊贵。须知每人皆有一尊贵者当其前，虽善人犹有一尊贵者当其前，虽人皆谓之为善，而人皆愿去之。”
最后，查拉图斯屈拉提醒一些志气高傲的青年前路的危机，他说：“以前，他们曾以为自己将成为英雄，但如今他们却变做醇酒妇人的人物了。英雄思想对于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悲哀和苦痛了。”
而萧君译文中的警句却成为：
“彼等曾欲为英雄，今则为淫乐者，扰乱与恐怖，彼等则视为英雄。”
好了，小小的两页文字，已有了这么几个大大的错误（小的不算在内），我的校对工作，似乎不必做下去了。我不敢说萧君一点也看不懂英文，但从这些错误中推测起来，却又不仅是文言所应该负的责任。因此，使我又不得不妄自断定萧君实在一点也不懂英文！
萧君的译本不足惜，万有文库的成为“万有”也不足惜；所可惜者，乃是尼采及其英译者遭了无妄之灾。尼采写这本书是非常用心的，他曾经自负地说：“我的文体是一种跳舞，它玩弄着一种匀称的形式，而嘲谑着及超越着这些匀称。”这意思是说，他袭用了各种东方哲典，腊丁文豪及条顿民族的怪诞风格，揉杂成章，而臻于“妙索环中神游象外”之致。然而不幸得很，这一代大哲学的名著，在中国却这样蹒跚地跳了出来，而竟使人笑掉牙床！
怎样纪念屈原
众女兴谣诼高文见苦辛
哲王终未悟浊世若为亲
九死三湘水千秋一放臣
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
这首五律是前年偶读离骚时作的。自从诗人节被规定下来之后，屈原之为诗人，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证件。年年今日，文艺界的善男信女又得忙着开会纪念，给一些从来不关心于文艺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豪商富绅，劳农织女，乃至走私运土，侑觞卖笑之流，大声疾呼的提醒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啊！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退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为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檀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二十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呜呼，诗人节愈热闹，诗人却愈孤独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檀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地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分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栖栖遑遑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分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分掩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地深沉，何等地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细事。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