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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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三位，“也还过得去”的评价似乎太低了。至于我，自己知道，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教师，确是刚刚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丁玲的“傲气”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载了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录音整理记录。在这篇谈话中，丁玲谈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
其中有一段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确是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她不说，我也早就感觉到，不过，在六十年之后，她还自己这样说，可知她的“傲气”，即使在当时，也是自觉的。
现在我要给这一段话做一个笺释，为丁玲传记作者或文学史家提供一点资料，也为爱谈文坛轶事者供应谈助。不过，先要交代一下这里所提到的五个同学。戴望舒和我，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和丁玲还有来往，可以说是丁玲比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带路而开始到茅盾家里去走动，但我不记得当时丁玲曾去过茅盾家里。王秋心、王环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们在上海大学，比我们高一班，他们是二年级，我们和丁玲都是一年级。王氏兄弟都做新诗，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已印出了一本诗集《棠棣之花》，所以他们是上海大学有名的诗人。但他们和丁玲的来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离上海大学后，就去参加革命，听说在南昌起义后牺牲了。
在上海大学时，尤其是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学，我们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学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王氏兄弟则连同堂听课的缘分也没有。丁玲说：“这些同学待我们很好。”这句话恐怕还是出于礼貌，因为我想不起当时有过什么“很好”的具体表现。倒是丁玲自己所说“傲气”，我记得当时是有所体会的。
丁玲的“傲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女大学生的傲气。在一九二三年，大学兼收女生，还是一种新事物。北京大学早已向女生开放，上海却还没有几个大学男女兼收。当时男女同学的大学里，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当时我们班上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我们空出两排坐位，每排三个双人课桌，她们坐满第一排就够了。第二排常是空着。偶然有女同学的朋友也来听课，第二排上就会出现一二个临时女学生。王剑虹是中文系二年级生，但有时和丁玲一起来听课。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学半年，见到她背影的时候为多。只有在教师发讲义的时候，把一叠讲义交给第一排的女同学，她们各人取一张，然后交给背后的男同学。这时，我们才又一次见到丁玲的面相，有时也打个无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记得和丁玲还有过课外交往，因为下课之后，男女同学各自走散。丁玲她们就住在教室楼上，据她的谈话，说是住在亭子间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间里弄房屋，不上课也很少到学校里去。
尽管上海大学的学生差不多全是从文学革命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学之间，还多少有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拘束。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之后，女生宿舍较为像样。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学，他就冒冒失失地闯进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学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学的脸色。他走后，那位女同学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换掉。即此一例，就可以体会丁玲所谓“傲气”，这是一九二○年代大学中女生对男生的“傲气”。
另外一方面，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学，崇拜的是施存统。施存统是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王剑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终于和瞿秋白结婚。也许，从此以后，丁玲才改变了对瞿秋白的评价。在丁玲的谈话里，有二处提到瞿秋白。从前后二段的语气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情况。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的“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胡也频，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时的小说。直到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才明显转向，从《水》开始，改变了她的创作方向。从这些现象中，的确有许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但这回丁玲的谈话却说：“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又说：“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这些话，我可以证明是真实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频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们俩接触的机会较多。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热心的是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当然，冯雪峰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滇云浦雨话从文
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