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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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扶贫模式，符合国家扶贫的大思路，有利于资金直接进村、到人，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下发通知推广这种做法，对“幸福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今年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年，“幸福工程”要把中西部的贫困母亲作为重点救助对象，继续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幸福工程”把每年5月的母亲节定为全国“救助贫困母亲活动日”，开展系列宣传、募捐活动。在宣传“幸福工程”的同时，弘扬了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传统美德，使得人们更加关爱自己母亲、帮助贫困母亲，从而报效祖国母亲。这对于纯洁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正面的作用。中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把“幸福工程”列入今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广工程。
三、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结合
“幸福工程”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中。通过调查发现，凡是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大都有明显进步，群众中“早生、多生、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被勤劳致富的热情所取代，许多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许多受助母亲主动放弃第二胎的生育指标。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反映，在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不再难了。
四、同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在“幸福工程”的项目工作中，贫困母亲作为签约人，直接同管理机构签订帮扶协议，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对贫困母亲进行科技实用技术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训，帮助她们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由于母亲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她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后代的素质，也影响着民族的未来。由于母亲素质及经济、社会地位全面提高，家庭经济状况好转，许多辍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区环境都有了改善。
我与“幸福工程”（5）
“幸福工程”正在为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微薄的但又是积极的贡献，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幸福工程”是在国家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依靠海内外各界的捐赠来实施救助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募捐和筹资环境并不好。这些年，“幸福工程”把所募资金的85％以上都投入到项目救助工作中，而自身却因管理经费不足，难以培训、引进人才和进行有力度的宣传；管理力量和水平跟不上迅速扩展规模的要求，管理人员待遇低，大家是凭着觉悟和事业心在忘我工作。总之，“幸福工程”发展后劲不足，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努力调整我们的一些做法，力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幸福工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幸福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把这件利国利民的事办得更好。
（2000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五）
“幸福工程”是以户年均收入低于国家或省级贫困线的母亲为救助对象，以开发其劳动能力和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工程。它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小额资助，帮助一位贫困母亲因地制宜地选择生产项目，制定还款期限，完成脱贫计划。然后将她的还款贷给下一位贫困母亲。其资金来源依靠社会募捐和吸纳部分国家扶贫贷款。工作机构是在国家计生委领导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具体承办，依托计生协的成熟网络开展工作。实施8年来，“幸福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18亿元，救助贫困母亲125万人，惠及家庭人口近60万。向受助母亲们提供了价值1300多万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科技文化用品。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全国——省——项目县三级管理网络，在管理上比较规范了。
在我国贫困人口中，母亲是最贫困的群体之一。她们缺乏经济来源、文盲率高、健康状况差、社会地位低。“幸福工程”正是在国家大扶贫的行动中，为这一特殊群体做些事。我们在为贫困母亲提供一定生产资金、帮助她们脱贫的同时，还会为她们做些最基本的健康检查，并安排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只有母亲脱贫了，才谈得上提高全家生活质量，也才有条件供孩子上学。具有一定卫生常识的母亲，才会培养出更健康的孩子。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帮助贫困母亲关系到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幸福工程”帮助过的贫困母亲，总体脱贫率在85％以上（按还款率统计），少部分达到富裕。1995年4月，“幸福工程”在第一批项目点贵州普定县投入资金10万元（加上配套资金，共20万元），到2000年5月，资金到期全部收回（扣除1万元治病、培训和当地工作经费）。所救助的619名贫困母亲，其中248户脱贫，占40％；19户达到小康水平，占3％；290户解决温饱，占47％；62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占10％。受助母亲的人均收入由被救助前的200多元增加到1160元。四川省“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国家扶贫资金，7年来累计投入1635万元，在53个县对1万多名贫困母亲实行救助，惠及家庭人口4万多人。该省通江县陈河乡的贫困母亲谭家珍，救助前欠债400元，人均年纯收入只有412元。“幸福工程”资助她1500元，养羊两年后，人均年纯收入达1950元，不仅还清了债，还存款500元，按时归还了“幸福工程”资助款，提前交了当年农业税。江西上犹县的赖平香，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从1997年开始养猪，几年来，她家从一个欠债几千元的家庭，变为当地的养猪大户，建起了庄园式养猪场，年出栏猪数百头。赖平香也被县、乡评为“养猪状元”、“种养能手”。
因为我们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对改变贫困地区的生育观念，推动当地的计划生育工作都发挥了作用。在计划生育系统被誉为民心工程、形象工程。
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的办法扶贫，效果好，资金落实，但做起来很辛苦。从选生产项目，审核救助对象，与受助母亲签协议，培训、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到其脱贫还款，每一步都要到位。“幸福工程”这几年的工作，有些成绩，被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列为扶贫开发、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的推广工程，但问题还是很多，主要是筹资困难。今后，我们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形成规模，降低成本。比如我们在已完成考察的河北承德县和甘肃古浪县各投入50万元，分别实施大棚蔬菜种植和肉鸡养殖项目。这样的项目很多地方都在向我们申请。为此，我们还要努力筹款，争取早日落实。同时视筹资情况，在以往搞得好的项目点增加投入，扩大救助面。另外，就城市失业特困母亲问题，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搞了一些试点，通过就业培训、兴办社区便民服务项目等，帮助城区失业特困母亲解决生活困难。但这方面工作还不够成熟，我们将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争取有所作为。
我与“幸福工程”（6）
总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规模不大，但8年来踏踏实实在做些好事，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监督。这是我们得以为继的基础，非常感谢，并期待着大家更多的帮助。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附录
王光美小传
王光美小传（1）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32号。当时，其父亲王治昌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为爱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号槐青，清光绪二年（1876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他自幼熟读经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改读商业专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既是他留日的同学，又与他结为金兰之交，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治昌回国后，曾先后在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学校、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清末的科举应试中，还考取过商科举人，受聘主持河南焦作煤矿。步入仕途后，初任北京政府工商部佥事、通商科科长。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后，历任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工商司长、农商银行监理官、商标局局长，直至代理农商总长，还作为专门委员，先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九国会议，成为这一时期参与中国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人物。
王治昌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从事经济管理活动的多年经历中，尽管得到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要的赏识与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获得过诸如“文虎宝光”、“大绶嘉乐”等勋章，但他亲睹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对孙中山、廖仲恺等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闻讯，决心退出政治舞台，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他就任的那一天，周恩来深情地对王治昌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王光美的生母董洁如，字澄甫，天津人。她自幼反对封建礼教，崇尚妇女解放。在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结识教师王治昌，后与之成为夫妻。1927年11月11日，继李大钊等19位革命烈士被军阀张作霖绞杀后，又有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北平安定门外箭楼西侧英勇就义。在这批烈士中就有董洁如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领导人董季皋，和堂妹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安幸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董洁如支持儿女们参加革命，支持共产党的事业。解放以后，董洁如拿出自家的房产，创办了专门抚养乳婴的洁如保育院。1958年，她又将旧宅捐献给国家。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被誉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文化宫，就坐落在王家旧宅的故址上。由于在妇幼工作上的贡献，她先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还被选为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
王光美兄妹11人，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同在董洁如的抚育下，亲如同胞。
王光美排行第七，大哥王光德（黄氏夫人生，早逝），二哥王光琦、三哥王光超（赵氏夫人生），四哥王光杰、五哥王光复、六哥王光英和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4个妹妹。她学生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数学尤为突出。1939年暑假，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从辅仁大学理学研究所物理学部毕业。当时，美国米契根大学已同意接受王光美赴该校留学。正当联系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同志的到来，改变了王光美的一生命运。
王光美在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1945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
春节过后，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的同志到了旧刑部街32号。来人告诉王光美说：“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现停战协定，已经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日前，三方代表团已到达北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王光美小传（2）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光美，如实地说道：“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摒弃个人杂念，决定立即前去报到。她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骑自行车到了西四三道栅栏41号。以后才知道这是解放报社的临时发行处。专程赶来接待她的是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书生装束的人，他就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总编辑钱俊瑞。他看过地下党组织的信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交给王光美说：“你拿着这封信，到翠明庄去找李克农，他会安排的。”
翠明庄是一座三层楼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王光美按照钱俊瑞告诉的路线，径直来到了二楼一间房内。蓄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不等王光美将钱俊瑞的
